广东基督教自立会的鼻祖华人宣教会与兴华浸信自立会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 ,中国平民百姓将基督教视为异端邪说 ,对信奉基督教的人抱有鄙视和排斥的态度 ,将信教者视为“洋奴汉奸”。在这一社会环境下 ,一些正当奉教的人遭受巨大的压力。也正因为这一原因 ,一些基督教界的有志之士一直在寻求建立华人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一、华人宣教会中国基督教会最早致力于自立、自养、自传的 ,始于１８６２年成立的厦门长老区会 ,其次则是成立于１８６５年的山东华人长老区会 ,以及１８６８年在厦门附近成立的属于公理宗伦会的自立教联会 ,再往后便是成立于１８７３年的广州“华人宣教会…     

巴黎外方传教会利用天主教对近代贵州的侵略

一天主教是在欧洲中世纪末从基督教中分离出来的一大教派 ,与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教派。它基本上保持了基督教在中世纪长期形成的各种传统的封建因素 ,有着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的教阶制度。早在十三世纪我国元朝时期 ,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约输·孟高维诺受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任教廷使者来到中国 ,并在北京开设天主教堂 ,延续了约六十年 ,并未产生任何深远的影响 ,只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消失了。到了十六世纪 ,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活动的推动下 ,意大利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于 15 82年来到了中国南方 ,这是近代…     

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

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     

儿童社会化中的宗教:上海广东浸信会日光会的宗教儿童观与儿童宗教教育

上海广东浸信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自身创办的崇德女校附属小学的儿童为对象,以其宗教儿童观为指导,组织日光会开展宗教教育活动。在宗教儿童观方面,日光会从儿童定位、儿童权利、儿童责任三个方面,将儿童视为上帝的附庸和宗教教育的中心,承认基督教儿童的童年价值、发展权利和男女平等,强调基督教儿童对家庭、教会和“基督中国”的宗教责任。在此基础上,日光会采用适合基督教儿童的教育方法,贯彻以基督教儿童为中心、宗教为归属的教育方针,通过讲述宗教故事、唱诗、祷告、手工、游戏等教育活动,力图塑造拥有坚定基督教信仰、具有基督教倡导品德、开阔眼光和具有主动服务基督教精神的理想宗教儿童。日光会的所有活动,都是宗教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单向投射,反射出儿童成长中预设的宗教前提,目的是为上帝塑造真正的小子民,可能带来对儿童心理世界的干涉和压抑,造成形式上的恭顺与服从。     

基督教会对近代烟台经济、文化的影响

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均以信奉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为主要教义。据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记载,早在公元635年,基督教已由波斯传入中国。但由于未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基督教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甚至几度消失。19世纪,基督教从西方重新传入,由于传教活动受到列强不平等条约保护,教会受差会控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我国殖民侵略和掠夺,因而从根本上看,在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基督教的传入和传播,基督教会的活动,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的历史发展。但是也要看到基督教的传入和在我国的发展,开阔了国人…     

文幼章——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近现代时期,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外国人群——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应当说,这一群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在为     

古代晚期至中世纪中期欧洲双性人观念的流变

欧洲的双性人观念诞生于古典时代,在古代晚期至中世纪中期已发生了明显的流变。古代晚期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将双性人视为肉欲与淫荡的恶果,奠定了后世有关双性人的正统观念。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家们对双性人进行了基督教化重构,大都主张在造物秩序中认识双性人。至中世纪中期,伴随着古典文化的复兴,双性人观念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些经院哲学家与法学家主张依据基督教的两性性别秩序来确定双性人的性别,表现出一种变通与宽容的态度;另一些经院哲学家则将双性人隐喻为世俗社会中不符合正常秩序的人或事,并予以鞭挞;还有一些经院哲学家和医学家则尝试复兴源自古典的有关双性人之成因的"科学"探究传统,由此推动了人们对双性人的理性认知。"双性人"观念之流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晚期至中世纪中期西方社会文化的演变。     

元代泉州方济各会士

14世纪初由意大利传人泉州自的基督教方济各会,在泉州存在了60年之久,它们在泉州不但有总教堂,还建有分教堂,有过三任主教,发展过不少教徒,这一时期,是泉州方济各会的兴盛和活动频繁时期。泉州继北京之后,成为全国第二大天主教区,在基督教传教史和中欧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与犹太思想的互动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与犹太思想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互动,它根植于文艺复兴时期犹太社会和基督教社会特定的社会和文化需求与两个群体中精英学者的交流。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仅将希伯来语视为达到"全才"理想、校勘《圣经》的关键因素,而且将犹太思想视为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基督教、证明基督教真理、构建"人的尊严"理论,以解决基督教社会面临的宗教和社会危机的工具。同时,犹太人文学者也在努力将人文学科纳入犹太思想体系,以培养犹太绅士学者,探寻古代传统与犹太神学之间的和谐,以证明犹太教的权威。虽然二者互动并没有给两个社会带来真正的相互理解与宽容,但却为犹太思想向近代的转型和欧洲社会吸纳犹太思想创建近代文明提供了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景象之一就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兴起。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首先,体现于多种研究范式的存续和转移,文化侵略、中西文化交流、现代化、全球化等范式下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力与学术影响。其次,则体现于研究焦点的流变,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直到关注中国基督教自身的个性化发展,呈现了从研究基督教外围向内部移动的趋势。最后,体现于这一领域的开放性和成长性。基于中国基督教的区域史、性别史、宗教史、宗派史及人物史仍有相当的研究空间,同时随着网络资料和海外档案的获取能力加强,跨文化史料与视野下的研究,将成为这一学科新的增长点。     

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帝国的塑造——以《荷马史诗》为例

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基本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文化之间出现了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古希腊文化逐渐得到基督教会的认可与接纳。拜占庭时期的古希腊文化是加强皇帝崇拜、颂扬皇帝完美形象的有效工具,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古希腊式的教育体系和希腊语的普遍使用,使得拜占庭人在个人成长过程中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古希腊文化在教会文化、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了文化共同体的框架,逐渐塑造了拜占庭人身份认同的标准,成为界定"拜占庭人"的核心特征之一。拜占庭人在延续传统"罗马人"政治身份的同时,逐渐接纳"希腊人"这一文化身份。其他族群也将古希腊文化视为界定拜占庭人身份的重要标准,将拜占庭人称为"希腊人"。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基督教史观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基督教史观指洪秀全、洪仁Gan,李秀成等人关于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一些观点,涉及中国人拜上帝的历史,创世纪与人类始祖,洪透全的宗教使命等。他们认为中国人拜上帝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传说中的“盘古”就是上帝始造之亚当,中国人来自西方,于“代羲前一二代间”“由川陕入中土”; 透全就是《圣经》中的麦基洗德,洪透全不同于耶稣的宗教使命是扫除偶像,建立地上天国,这些观点显然与正统基督教史观不相符合,究其原因,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无知和猜测,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误解,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修正”,从主观上说,其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使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阐述和解释适合于他们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宗教与政治运动的需要。     

我国基督教会史研究综述

1949年前,我国学者对基督教会史的独立研究很少,以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1949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深入研究更未展开。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基督教会史的研究逐步展开,由最初偏重于基督教的政治,逐渐扩展到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越来越具体、细致,越来越理性。     

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

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宗教活动

从1930年代末开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边疆服务"运动,基督教传播也同时展开。边疆服务带有"社会福音"的鲜明色彩。在这场运动中,总会同工深入川西北藏、羌山区及凉山彝族聚居地,配合教育、医疗卫生、生计等社会服务工作实施布道,力图构建基督教的"川西圣地"并"复兴"西康地区已呈颓势的教会事业。这一努力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因川、康民族地区信仰状况复杂多元,以及未能处理好世俗性社会工作与神职人员秉承的传达"上帝旨意"之间的关系,总会未能实现在"喜马拉雅低地"构建基督教福音"高地"的预期目标。     

战争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

1930年代后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西部民族地区以巩固抗战后方的运动,号召教会内外有为之士,到当时被称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计、教育、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服务工作。此外,总会还联络研究机构及学者从事边疆研究,形成服务与研究的互动,促进了边地尤其是川康地区的社会进步以及与边地相关学术的发展。边疆服务是基督教自1807年传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从事的大规模社会活动。这场运动延续到1955年,不仅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也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剧烈的社会转型。边疆服务的历史,对于认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近代中国经历的变化,提供了一个为以往的研究忽略了的重要例证。     

广州协和神学院概述

广州协和神学院（ＣａｎｔｏｎＵｎｉｏ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ｌ ｌｅｇｅ）是清末至民国年间广东唯一的一所专门培养基督教高级神职人员的学院 ,在全国１０多所与之相类似的神学院中 ,也是较有名气的神学院。一广州协和神学院成立于１９１４年 ,原名广州基督教高等协和神道学院。设立这一学校的背景是１９１３年的“穆德会议”。穆德（ＪｏｈｎＲａｌｅｉｇｈＭｏｔｔ）是美国人 ,基督教新教国际组织领导人之一 ,毕生致力于基督教各教会教派的合作 ,曾获１９４６年诺贝尔和平奖。穆德于１９１３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 ,设…     

陶德满致鲍乃德函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外籍干事大多离华返美,但仍有一少部分人留在中国,继续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按照规定,外籍干事要定期向北美协会负责人汇报工作,下面这段资料就是当时担任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代理总干事职务的外籍干事陶德满于1938年9月1日写给北美协会总干事鲍乃德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抗战初期华北地区基督教青年会所受挫折及其努力,也谈及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殖民统治。     

破除学术禁区,首次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召开

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北京大学开幕。建国39年第一次举行的这次学术会议,表明边疆史地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学术禁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包括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史、中国历代边疆治理与开发政策等。受“左”的思想影响,过去这一研究领域一直被视为禁区,一些数百年前的档案史料被作为“机密”.查阅受到种种限制。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大潮的拍击下,这一封冻数     

“母亲的祖国”: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的传播体系及其对民族身份的建构

论文基于对美国加州一间华人基督教会的参与式观察,从个体和群体之间互动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对民族身份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置于跨国的社会语境中考察。研究发现,基督教会在海外华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华人基督教会的传播体系由话语修辞、日常交往和集体仪式三部分构成,从而对信众的日常生活、精神信仰和身份认同等产生全面影响。华人基督教会具有强化华人的民族身份的作用,而连结宗教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则是通过话语修辞、日常交往和集体仪式而建构起来的"拟家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