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业调查报告(1934～1935年)

1.刘祖英关于香港商业之调查报告(1934年1月5日)呈为呈报事.窃奉钧部令派香港调查商业,随时呈报.等因,遵即前赴该埠,向各方探访调查,兹谨将所得呈报如次.惟有在此处应注明者,则是此次调查纯系私人性质,以友谊关系访问咨询,故只能就个人交游之范围尽耳之所及,据零碎之消息,凭个人之观察,删繁就简,提要钩玄为概括之陈述.至若详细之数字,精密之统计,自非取汲于海关进出口贸易簿册与商会年报一类物事不为功.但此项材料,仅以私人资格未易获得,几经设法,苦难得手.然而从下文之概略,亦可以得香港最近经济景况之鸟瞰也.     

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1934-1935年英国"和平投票"的政治影响

1934年11月—1935年6月英国国内进行的和平投票活动,是其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公众舆论倾向的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对于英国政府当时的内政外交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文章指出和平投票结果公布后,英国政府表面上顺应民意,在处理意埃冲突问题上高举拥护国联的旗帜,而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改变其纵容意大利侵略的政策。英国政府此举实质上仅仅是出于国内政治方面的需要而作的权宜之计,即为了赢得大选胜利而假意迎合公众舆论。     

军阀防区制时期(1912—1934)的四川烟毒

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四川鸦片种植已经盛行。随之而来的烟毒便在四川迅速蔓延了约半个世纪。随着四川防区制的形成,军阀势力不断扩张,在军阀的纵容下,鸦片种、运、售、吸又弥漫全省,大小军阀以此作为公开的甚至合法的财政收入。随之鸦片烟毒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泛滥开来。     

墨西哥革命后“国家重建”时期的土地改革(1920—1934年)

1920-1934年的"国家重建时期",为了维持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在应对多起反政府的叛乱中赢得农民的支持,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墨西哥政府推行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但是,受领导人的国家发展理念以及农村地区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的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巩固,土地改革的步伐在"索诺拉王朝"后期逐渐减缓,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直到1934—1940年卡德纳斯政府期间,才通过较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墨西哥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论陇海铁路对西安城市发展的影响(1934～1949)

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促进了西安城市近代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交通环境的改善,西安凭借便利的交通区位成为陕西重要的商品运销地、集散地和中转站,并且取代了三原、泾阳成为陕西的经济中心。陇海铁路通车以后,西安迎来了近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期,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逐渐向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转变。抗战爆发后,东南部各省工商业的大量内迁使西安商业资本额大增,促进了西安工商业的繁荣,金融业在这一时期也快速发展起来,提升了西安在军政、商贸、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沦陷区难民沿陇海线西迁,使西安城市人口激增,性别比例失调。铁路的修建促进了市政建设的加快,西安新市区的发展,社会文化日趋丰富,社会生活日趋开化,西安的城市职能得到加强,并带动了陇海铁路关中段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     

民国安徽省的地方捐税整理(1934-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安徽省的捐税一直处于十分紊乱的状态,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和财政秩序。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召开后,按照中央的政策和指令,安徽省政府开始有计划的对地方财政进行了整理,其中捐税整理是重点整理对象。经过几年整理,税收收入逐渐增加,税收征收开始规范有序,奠定了抗战财政的基础。     

论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论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刘国华张学良将军是爱国的英雄,爱国主义自始至终是其思想的主线。揭示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对于深刻理解他所领导或参与的重大政治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从东北易帜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张学良宣布东...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上)——我读张学良档案之一

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有文字和口述两种类型。文字型主要有四种:1.由蒋经国修改定名的《西安事变反省录》;2.《杂忆随感漫录》中的有关章节;3.《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4.《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口述型有两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下)——我读张学良档案之一

奉命撰写《苏俄在中国》读后感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叙述西安事变时采用了张学良回忆的部分内容。1957年8月上旬,蒋介石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读过该书没有。刘答称:张在未收到此书前已每日在收音机上听过,收到书后又立即读了。蒋询问张读后“怎么样的说法”?刘答:“张叹惜未能早读这样的书”。在     

五石斋日记(摘录)(1934年)

民国二十三年 一月一日 星一 冬月十六日 晴寒 函中国书店,问书数种。 一月二日 星二 冬月十七日 晴和 得商务书馆复信,将予所为《中国通史讲义》一、二卷,即为《中华二千年史》上卷,定价四元,年内出版。报纸一种,俟后再商,即复,予以同意,并问初版印若干。吴宓还《骨董琐记》来。下午     

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的京中密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有"張之洞檔案",共計四百九十二函,二千餘册,還有大量的散頁。其中一部分關於戊戌變法。筆者閲讀後,感受到了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中有一册李景銘收藏的《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其中有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由京中發來的密信,揭示出戊戌變法中的許多鮮爲人知的核心機密。本文介紹這批密信,並結合"張之洞檔案"中的親筆電報,予以背景的説明。本文是系列"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的第一篇。     

章士钊《甲寅》时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评析

《甲寅》月刊时期,是章士钊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他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他以功利主义的理论系统地清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批驳专制集权理论,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提出了调和立国论。他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家的强大,一方面又关注个人的自由权利;一方面认定中国应当走民主政治的道路,一方面又为中国的现实条件所困;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实现政治的转型,一方面又在现实的逼迫下承认革命的正当性。他的困惑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当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建立,同年首个旅沪同乡会诞生。同乡会是旧式会馆的延续,是在新式与旧式商人、士绅与新知识阶层、男性与女性、资方与劳工等更广泛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地缘性自治组织,与商会功能互补。徽州旅沪同乡会从20世纪20年代初建立到1953年消亡,经历了延续到断裂、再延续、最终断裂的过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徽州旅沪同乡会纷纷停止会务。抗战胜利后,同乡会的社团自治功能及上海的市民公共空间得以延续。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经济凋疲,社会动荡,同乡会又陷入困境,乃至1953年最终消亡。解读同乡会延续与断裂的历史,为观察这个时代的变迁提供了特有视角。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1937-1941)

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抗战经济的一个中心.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Mussolini's colonial race laws and state-settler relations in Africa Orientale Italiana (1935-41)

Abstract Why in Mussolini's empire were relations between colonizers and colonized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Rome? The reason is not to be sought in the supposed tendency of Italians to fraternize with Africans but rather in the totalitarian nature of the regime and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the empire was populated. In a few years tens of thousands of Italians emigrated to Africa Orientale Italiana (AOI); the informal elaboration of common standards of behaviour on the part of colonists towards the local population would have required time while Mussolini intended to forge the empire following a strict hierarchy of racial relations.

By and large, Italians were in agreement with their government over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colonized, but they disagreed with the forms that such subordination should assume. Many Italians violated the race laws; but mixing with Africans did not necessarily mean being on friendly terms with them. A significant minority of Italians went to AOI with the intention of making rapid and easy profits: they had no intention of settling permanently and were intolerant of any rules, including those aimed at racial segregation. Thus a clash developed between these Italians, who were not interested in long-term colonial projects, and the government which was determined to impose its own model of colonial order.     

历史时期中国麝与獐的区分

麝与獐有颇多相似处,致使古今文献记载都有将“麝”误称作“獐”现象,进而造成一些研究历史时期动物分布与变迁学者的失误。文章在考证文献记载相关物种的时空基础上,综合麝与獐不同的形态特征与空间分布,尤其是生态环境变化与古今延续等相关情况,对历史时期麝与獐的分布进行研究与鉴别,提出此二物种既有各自的单纯分布区,也存在同域分布现象,并划分出这些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