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骨打拜天射柳

女真人接受契丹人射柳祈雨宗教活动的影响,出现了射柳祭天的文化习俗。在反抗辽朝、凝结民族力量的过程中,射柳祭天发挥了重要作用,金朝建国后,阿骨打改射柳祭天习俗为拜天射柳礼制,在大定、明昌年间这一礼制进一步完善。     

阿骨打拜天射柳

女真人接受契丹人射柳祈雨宗教活动的影响,出现了射柳祭天的文化习俗。在反抗辽朝、凝结民族力量的过程中,射柳祭天发挥了重要作用,金朝建国后,阿骨打改射柳祭天习俗为拜天射柳礼制,在大定、明昌年间这一礼制进一步完善。     

折柳送别诗的民俗观照

“折柳”作为我国特有的送别习俗起源很早,因为“柳”在我国是“祝福”的象征,也是可以“驱鬼避邪”的“鬼怖木”;柳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它既可以保护逝去的亲人的灵魂远行,同样保护活着的亲人路途平安。折柳送别的习俗植根于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与我国古代人民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     

柳俗·柳趣

柳是春天的使者。千百年来 ,我国形成了许多与柳有关的民俗 ,创造了情趣盎然的柳文化。插柳　我国古代寒食节这天家家门前有插柳的风俗。到宋代时 ,此风更盛 ,不仅门前插柳枝 ,而且还头戴柳帽、坐插着柳的车轿 ,去郊外踏青游春。至今 ,还有不少地方保留有插柳的风俗。折柳　折柳赠别始于汉代 ,“折柳”一词最早见于六朝。此后“折柳”在诗文中为送别的同义语。古人赠柳 ,寓意有二 :一是柳易生速长 ,用它送友意味着无论漂泊何方都能枝繁叶茂 ,另外纤柔细软的柳丝又象征着情意绵绵。二是柳与“留”谐音 ,折柳相赠有“挽留”之意。戴柳　“清明…     

试论奈曼怪柳之美

奈曼怪柳是内蒙古地区独具特色的一种自然景观。这种怪柳生长在大漠之中,外形高大粗壮,树身龟裂,形状怪异,或卧或立,或曲或直,似鸟似兽,似人似物,婀娜多姿。这种怪柳只有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之下才能得以生长。它们是一个特殊的植被群落,具有很强的科研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本文对奈曼怪柳的形成、生存环境、形态特征、性格特征,发展现状等多方面进行了阐述,并结合美学史上对美的研究,全面的分析了这些怪柳的美学价值所在,凸显其美感,客观的促进了蒙古族地域性艺术文化的发展,也为美学研究提供了可追溯性素材。     

从清明柳俗谈柳的文化象征

在清明时节民间有折柳插坟、带柳还家、插柳于门、身戴柳枝、脚蹬柳屐、头插柳球等习俗,在南京还曾流传着＂清明不戴柳,死了变黄狗＂的谣谚。柳作为冬去春来、复苏再生的祥瑞象征,作为带有阳气的、生火的＂仙木＂,作为连接生死、长生长在的象征,表达着迎春纳吉的追求和伦理道德的训诫。可以说,柳在清明节俗中的一切应用,都演示了生生不息的文化象征意义。     

以《书兰亭诗并后序》为例看明清时期法书鉴藏的错判与书史想象北大核心CSSCI

故宫博物院藏《书兰亭诗并后序》行书卷,被明清诸多鉴藏名家视作柳公权的代表书迹,但却被当代古书画学者判定为伪作。本文试图从这一明清鉴藏家群体性错判个案入手,分析明清私人鉴藏家的书史观念是如何建构的?他们在当时的鉴藏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对柳公权书法面貌的认识是否渗入了臆想与重构?探讨众多著名鉴藏家出现群体性错判的深层原因。     

以《书兰亭诗并后序》为例看明清时期法书鉴藏的错判与书史想象

故宫博物院藏《书兰亭诗并后序》行书卷,被明清诸多鉴藏名家视作柳公权的代表书迹,但却被当代古书画学者判定为伪作。本文试图从这一明清鉴藏家群体性错判个案入手,分析明清私人鉴藏家的书史观念是如何建构的?他们在当时的鉴藏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对柳公权书法面貌的认识是否渗入了臆想与重构?探讨众多著名鉴藏家出现群体性错判的深层原因。     

女真人崇柳习俗源流探微

女真人崇柳习俗是对北方民族树木崇拜的继承与发展,契丹射柳祈雨宗教活动直接影响了女真人的射柳祭天习俗的出现.在反抗辽朝、凝聚民族力量的过程中,射柳祭天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改射柳祭天习俗为拜天射柳礼制.崇柳习俗在女真人中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甚至在满族人的宗教习俗中依稀可见崇柳的遗风.     

令人叹绝的新发现《百柳诗》碑

历代文人墨客咏柳诗作数以千计,但一个人写百首专门赞柳的却不多见。在河南省新野县发现了一块由清代人李青所写的《百柳诗》碑,上有七言绝句百首,全部为咏柳、叹柳之作,为柳生辉,令人叹绝。 诗碑为卧碑,青石质,宽216.6厘米,高74.6厘米,有楷书3260字,左上角该有“百柳诗”三字,右上角该有“大清宣统三年八月”的字样,碑文正文为明清之际新野田园诗人李青所写的柳诗百首,碑文后有跋为:“公讳青,字山子,新野县霞雾村人,生于明清需革之际,隐居不仕,著百柳诗,今将百柳诗刻于其石。” 百柳诗碑上的100首柳诗中,有新柳、古柳、高柳、弱柳、近柳、远柳、将绽柳、半绽柳、垂阴柳、飞絮柳、雨柳、烟柳、雪     

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文化遗址与方言——以方言考证陕西古址为例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古老灿烂的三秦文化,这里的文物古迹比比皆是。从人类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方面来看,陕西方言源渊流长、保留很多古语成分是其一大特点?因而陕西方言可以为考证古文化环境、文化发展、演变以及扩散等提供确切而丰富的资料。本文列举用方言考证古迹数例,作为这方面的初步尝试。     

中国传统文物观初探

传统文物观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并发展变化的对文物的思想认识。文物承载的历电记录和文化内涵使人们很早就意识到文物彰显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原始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玉器、反映宗法等级的青铜器、精美绝伦的瓷器、卷帙浩瀚的经史典籍、历代名家的书法绘画等丰富多样的文物皆蕴含着千年历吏积淀而未显题化的中国传统文物观,需要我们去理解和诠释。本文尝试对中国传统文物观的发端、形成进行探寻,就思想、文化、艺术、财富等方面在中国传统文物观中的反映略作剖析。     

中国文化的区域对比研究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文化资源与经济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区域对比是研究文化资源的捷径。对比中美两国和中日两国的文化资源可以发现巨大的差异。同时,在中国内部,区域间文化资源的差异也很明显。以南方与北方对比为例,在饮食、语言、文艺、经济、政治等方面都有区别。北方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八次统一大陆,南方的意识形态多次向北方挺进,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文化资源有利于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误解与反思——武夷山案例研究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这一观点常被视为旅游开发与管理中的常识,不少开发者也因此对文化旅游地开发付诸极大的热情,但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文化遗产地都能因为其厚重的历史文化而成为游客追逐的热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这一观点需要进行深入思考。本文通过对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武夷山研究发现,大众游客只能感知到文化的一些表层元素,他们希望对文化资源进行充分包装与充分展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思考。本文认为,文化元素在旅游活动中非常重要。但只有经过充分解说与合理展示、让文化不断“活化”、能够让游客真正感受到的文化,才能发挥“灵魂”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筑设计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的布局方式和人文思想等方面。建筑设计必须在继承中创新,有选择性地保留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创造性地将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追求自然和谐的效果,以推进古建筑以及文物保护工作。     

西方文化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当代国外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具有实用性、多元化、国际化的特点,研究内容从单纯的政治文化、军事文化、宗教文化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文化、比较文化、心理发展文化以及影视文化等领域,研究视角大体包括概览性研究、分类性研究、阶段性研究、国别性研究、比较性研究、理论性研究。中国的西方文化史研究是随着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扩张和传播而兴起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的著述大体可分为综述性、专门性、比较性和理论性四类。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西方文化史研究,许多涉及“西方文化史”本体的问题迄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对博物馆资源的利用问题研究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是对外汉语工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然而在具体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有待改良的地方。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教育社会机构,其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之处。本文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需求与博物馆资源能为其提供的帮助出发,研究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对博物馆资源的利用问题。     

In the name of God: trans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foreign religion,and the reproduction of “Tianzhu” and “Shangdi”

Translation between on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to another assumes that a fundamental set of commonalities exist between the two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ontexts. In the case of the Christian Bible, Chinese translations not only involved translating words into Chinese, but also adapting and transforming an exotic Western religion for local sensibilities in such a way that Christianity might be recognized as a legitimate system of thought within a Chinese cultural milieu. Focus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name of the Christian Go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the debate regarding the issu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approaches adopted by the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faiths. It examines the recla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ocabulary into new terminolog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Western religious concepts, and the ways in which indigenous Chinese society accepted these concepts, with an eye towards examining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progress through the history of social adoption of these id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