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九原—五原郡治的考古学观察

自秦汉始,"九原"之名便屡见于史籍,其重要性逐渐引起后人关注。而九原郡的出现时间、地望、郡治所在等即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田野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九原郡郡治所在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关于九原郡郡治所在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位于巴彦淖尔市黑柳子乡的三顶帐房古城,该观点提出时间较早,影响亦较为深远;二是包头市九原区哈林格尔乡孟家梁古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在一段时间很有影响;三是今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古城,提出较晚,但有较广泛的认同。本文依据最新考古调查数据和文献资料,认为三顶帐房古城说和孟家梁古城说存在疑点:二者规模均不能达到郡级设置的标准,所处位置也与文献记载不符。麻池古城不仅是目前该区域规模最大的古城,而且形制也符合《水经注》所载"接对"特征,且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故应为秦之九原郡及西汉之五原郡治所在。     

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记西汉西北隅区域的县份,反映西汉初年阴山南麓的西安阳、九原等县都在汉朝的有效控制之下,说明秦末在西北边防线上的兵力虽然有所回撤,却始终没有放弃据守阴山长城防线,汉初继承的正是这一边界,而这一边界是沿用战国赵武灵王所修筑的长城防线。《二年律令·秩律》胪列的汉初县道名,还反映出秦九原郡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亦可印证秦九原郡本由战国赵九原郡沿承而来,其在阴山以南的辖界从战国到汉初从未变动。九原郡与其西面的云中郡一样,在秦汉两朝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秦代置郡考述

郡县制度肇始于先秦,确立于秦代。检诸文献和出土资料,战国时期秦国所置郡能确定者为22郡,其他诸侯国能确定者为21郡,总共为43郡;战国时期秦国存疑17郡,扣除与其他诸侯国重叠者7郡,则战国时期全部诸侯国所置郡可达53郡。秦统一六国后,实行普遍的郡县制,"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此三十六郡,即是在战国各诸侯国所置郡的基础上重新规划、省并而成的。秦祚虽短,然有秦一代郡的设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时有增减,前后出现之郡可达50个;不过,细绎史料,有秦一代郡之总数却大体维持在36个左右。明乎此,则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述之秦汉郡国演变,可通可解矣。     

战国赵九原郡补说

战国赵九原郡补说陈仓自赵武灵王北击匈奴，把地西至于河套，九原之地名就屡见于史乘。然而当时之九原究竟是县还是郡，诸书皆无明文记载，遂为后世留下一桩学术疑案。《史记》卷一一０《匈奴列传》追述赵武灵王时事云：“……而赵武灵王亦变低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     

百年全祖望研究综述

全祖望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百年以来,有关全祖望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一是理清了其生平事迹和创作情况,整理出版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二是揭示了他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和增补辑《宋元学案》的历史贡献,三是充分论述了全祖望史学思想的特点和成就。但是,对于全祖望经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研究,尚比较薄弱。     

郑德坤与《水经注》

<正> 自从金蔡珪(松甫)于12世纪中叶撰《水经补注》以后,郦学研究之风兴起。明代以后,郦学家人才辈出,到了清乾隆年代而臻于鼎盛。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成为郦学研究登峰造极的代表人物。此后,在清一代中,后来者都不能与此三家相颉     

内蒙古中南部出土汉代钱币初探

内蒙古中南部是指西起宁夏贺兰山、东至河北与内蒙古交界的大马群山、北起阴山、南抵山西与内蒙古边界的广大区域,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包括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四市.两汉时期,在这一区域设立了上郡、五原郡、九原郡、朔方郡、云中郡、定襄郡等边郡.张郁[1]、崔树华、连吉林[2]等学者从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对这...     

全祖望与《明史》关系探论

乾隆元年(1736),全祖望撰《移明史馆帖子》六通,商榷《明史》之《艺文志》、《史表》、《隐逸传》、《忠义传》,由于此期史馆审订《明史》之处甚少,其建议未予以采纳。《明史》刊刻之后,全祖望遂先对《明史》进行纠缪订误、补充史料,撰写了大量墓志传状题跋之文,极力褒扬明末清初抗清人物的忠义气节,充分彰显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治史风格。深入探究全祖望对《明史》之检讨,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全祖望史学思想和治史特色,还有助于深入研究清朝官修《明史》之得失。     

宋代纂修杭州志考述

<正>自秦设置钱唐县,至南朝梁、陈时升为郡,隋时废钱唐郡,建杭州郡,治余杭,后移治钱唐,改称余杭郡。唐时复名杭州。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成为吴越国首府,先后两次扩建,延续了隋唐以来城市发展的良好态势。到了南宋,更名临安,建都于此,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战国时魏国未曾设置河东郡

<正> 杨宽先生撰《战国史》,其附录中所列《战国郡表》,谓魏国曾设置有河西、上郡、河东、方舆、大宋等五郡。河西为郡,所根据的是《史记》的《吴起传》和《匈奴传》。上郡为郡,所根据的是《韩非子·内储说上篇》和《史记·匈奴传》。方舆和大宋为郡,所根据的是《史记·楚     

《晋书·地理志》无北海郡

<正> 《晋书》卷一五《地理志》:青州,统郡国六,为齐国、济南郡、乐安国、城阳郡、东莱国和长广郡。城阳郡下说:“汉置,属北海,自魏至晋分北海而立焉”。城阳郡既由北海郡分出,则北海郡当与城阳郡并置。齐国下又说:“秦置郡,汉以为国,景帝以为北海郡”,似当时的齐国即     

伟大的中华治水先贤——史禄

<正>水,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出许多治水先贤:早在上古时期,大禹因治水有功,受舜帝禅让,成为夏朝的第一位天子;战国时期,创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因治水有功被数度封王;灵渠的创建者——史禄,其功绩超越众多治水先贤,堪与李冰并驾齐驱。临危受命选坝址时势造英雄。2000多年前,雄心勃勃的秦始皇一统中原,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之后,又把战略眼光投向遥远的岭南。为了将岭南地区纳入中国版图,秦始皇派郡都尉屠睢率军50万,南征百越。     

鄣郡考

<正> 秦有无鄣郡,是中国史学上一个老问题。虽经北宋以来,特别是清乾嘉以来,许多学者的考证、辨析,辨明秦无鄣郡。但直至今天,仍有相当多人仍然沿用魏晋以来成说,视鄣郡为秦郡,     

三国时阳翟仍隶颍川不属河南

<正> 阳翟本两汉时旧县,隶属于颍川郡,其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县。颍川郡与河南郡毗邻,阳翟之西即为河南郡。故后来即改隶河南郡。其改隶之时乃在西晋,魏时固仍隶于颍川。洪亮吉撰《补三国疆域志》,河南郡的属县中就有阳翟,并说:“汉旧     

《旧唐书·地理志》总叙部分纠谬

<正> 1.第138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下版本同): 高祖受命之初,改郡为州,太守并称刺史。按“太守并称刺史”,不通。《旧唐书·高祖纪》载,武德元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此“太守并称刺史”之“并”字当为“改”之误。     

阴平道初探

<正> 阴平道是汉晋时阴平郡境内之陇蜀通道。这里山高谷深,原始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为蜀道中至为艰险的一条,至今尚鲜有研究、考察者。但历史上本着“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军事原则,行此险地而取得成功者,代不乏人。较早且最著名者,首推     

关于偃师商城的一些思考

<正>一、简单回顾1983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建过程中,在偃师县城西侧发现了掩埋在地下的偃师商城。此地望与班固所说的"尸乡,殷汤所都"(《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条下自注)相符,遂引起学术界和世人的极大     

从《汉书·地理志》体例看郡国沿革

班固撰写《汉书·地理志》,其所据原始资料著录之秦郡数目远不止三十六个,然其泥于三十六之数,于是删减了若干郡目,以自圆其说。司马彪撰写《后汉书·郡国志》,亦知秦郡总数不止三十六,其去南海,进黔中、鄣郡,增秦郡目至三十七,正反映了司马彪的无奈。     

忻州古城的历史变迁与功能探究

<正>忻州古称九原、新兴、秀容,州城历代多为郡、州治所在。其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地带,是中原通往塞外的重要咽喉要道,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忻州城市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转化。从战略地位而论,忻州南接太原、内靠三关,自古就有“省会藩屏”“三关锁钥”之称,是历代必争的军事要地。从经济贸易而言,忻州城是晋北地区的茶马古商道的支点城市;从建筑价值看,古城内的传统建筑类型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研究忻州古城的历史变迁,厘清忻州的历史文化渊源,把握当地的文化特色,挖掘多元文化内涵,有助于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安史之乱中州郡改易问题

<正>安史之乱中唐廷与安史政权改易州郡之事,看似题无剩意,但仍有可辨之处。首先,唐肃宗改郡为州具体时间,既有认识并不明朗;其次,肃宗改郡为州时,安史之乱仍在继续,安燕政权与史燕政权行州制还是郡制,学界先行研究也未清晰呈现;再次,史料虽有史思明在肃宗改郡为州后又改州为郡的记录,但唐官方史书却未明确记载史燕政权改州为郡举措是否得到落实。鉴于此,本文以唐肃宗改郡为州与史思明改州为郡为线索,对安史之乱州郡通名改易情况进行梳理,通过辨析对峙双方州郡地名变化及背后原因,以期加深对隋唐州郡频繁改易问题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