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

我们党的历届正式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起来,最得人心的我个人以为是胡耀邦。他去世已经十五年,可是声誉更隆,更被怀念,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耀邦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历史地位的,因为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党在毛泽东去世时解决了“四人帮”后,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忆我的父亲周扬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入。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     

政治运动，要查六父六母

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和人民公衬：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针对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毛泽东在八腾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全圜范围内展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发展到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这场运动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1964年,其间发生了诸多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张治中：主席，你走得太快，我跟不上

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跟随蒋介石20年,但从未参加一次反共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他也是唯一一个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以下是张治中的长女对父亲“文革”最后岁月的回忆——     

包产到户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

196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毛泽东视之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导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过度忧虑。毛泽东强调对干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止住了党内的争论,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社教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笔者梳理了亲历者的回忆录、原始档案等资料,试对包产到户引发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之间的关联做一揭示。     

胡风事件中何干之幸免被捕

谈到干之与胡风的关系,还要从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那场笔墨官司说起。当时胡风作为党外进步作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鲁迅先生交往甚深。周扬当时是上海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人。1936年,鲁迅、冯雪峰和胡风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受到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党内文学工作者的“围攻”。干之知道周扬与胡风的私人关系不好,但始终认为这桩“公案”应作为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分歧来解决。干之时任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党组成员,周     

“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的由来

从1962年秋天开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已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发展到极点时,它成为中国领导人治国的总纲领。这一口号,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八届十中全会是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以来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预定的会议。党内尤其是处在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正在以调整国民经济、度过困难时期为主线的经济工作全面开展的时候,毛泽东却为党的工作铺设了一条“阶级斗争”的附线。1962年5月以后,…     

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演进及启示

党内政治生活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其中1942年延安整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出台等历史节点,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从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演进中,可以得出如下深刻启示:党内政治生活是治党管党的重要支撑;党内政治生活要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党内政治生活与党的重大历史转折紧密相连;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权威性党规加以规制;党内政治生活重在落地和行动。     

话说纪登奎

纪登奎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原本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他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党的九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来长期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和国务院领导职务,1980年辞去党政领导职务。他的经历很特殊。     

毛泽东处理“富田事变”的教训

20世纪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所发生的“富田事变”与毛泽东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事变后毛泽东对其本人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不断反思并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在随后的革命岁月里,他不断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处理解决党内矛盾的思想根源,最终形成了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郭小川：“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1970年新年刚过,郭小川作为与周扬专案有关的40人之一,第三批从北京出发,赶赴湖北成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第一批是先遣队,第二批是大队人马,第三批是零星人员),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当然这其中包括他转押至天津团泊洼干校的一年和借调外出工作的时间。这是郭小川思想转变历程中最重要的六年。正是在这六年里,他完成了对江青一伙在文艺界的法西斯暴虐专制从盲从到怀疑、从觉醒到斗争的认识过程。     

新中国为什么“一边倒”——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的毛泽东“为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一边倒”,高岗问题也是影响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定的重大因素等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边倒”是新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

过去一说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中共“一大”到“五大”连任五届的总书记陈独秀,就说他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是“托派”,并被开除了党籍。他的名字一直只能排在中国共产党的坏人之列,绝不能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并提。因此,有人称陈独秀问题是     

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周扬

名的马克思主义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化运动的先驱、党在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周扬逝世已经十多年了。人们虽然没有为他建纪念馆、树纪念碑,而在长沙新建的毛泽东学院大厅里,周扬等5位名学家的雕像,屹立在毛泽东身边;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展出的历史名画《良霄》里,周扬再现在创建新中国的50位伟人的阵营中。周扬的名字和光辉业绩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化事业的史册上,他的思想品德、精神风范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周扬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周扬逝世已经十多年了。人们虽然没有为他建纪念馆、树纪念碑,而在长沙新建的毛泽东文学院大厅里,周扬等5位著名文学家的雕像,屹立在毛泽东身边;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展出的历史名画《良霄》里,周扬再现在创建新中国的50位伟人的阵营中。周扬的名字和光辉业绩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文化事业的史册上,他的思想品德、精神风范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创造讲真话的环境

谁都说要讲真话,但讲真话不易,需要大家努力,创造一个讲真话的环境。由于不讲真话,1958年“大跃进”招致严重后果,1959年“反右倾”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     

从政治沟通的视角看彭德怀事件

彭德怀事件是建国后中共党内政治沟通不正常的一个典型个案.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是对党内政治沟通不正常的反应.而毛泽东批彭实际上是对政治沟通"一言堂"格局的维护.庐山批彭导致党内政治沟通严重恶化.彭德怀事件表明,执政党如果不注意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促进政治沟通的正常进行,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朱德力主解散公共食堂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农村纷纷建立公共食堂,几亿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公共食堂既限制了农民的吃饭自由,又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一段时间,公共食堂却被当做“共产主义幼芽”而倍受赞扬,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当做“社会主义阵地”而继续维持。朱德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的许多弊端,庐山会议前就力主解散公共食堂,成为党内较早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领导人。在1961年春的全党大调查中,他又专门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农民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愿望,为公共食堂的最终解散起了重要作用。     

康生投机革命的一次“表演”

在中共党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相反,政治上却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精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政治上的“变色龙”。     

田家英在成都县中的日子

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18载、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在“革”初期即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的党内名才子田家英,是成都县立中学(现成都七中)初40班的学生。他在成都县中的学习生涯不过短短一年,却在母校和四川的抗日救亡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