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7世纪中叶,唐朝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国联合,相继灭亡朝鲜半岛的另外两个国家———百济和高句丽。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朝鲜半岛遗民因各种原因被迫来到唐朝。迄今为止,学界对来唐的高句丽、百济遗民的具体数字并无定论;遗民的流向和安置也是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国内外学界对高句丽、百济遗民的人数、流入地、安置地域分布等研究现状,指出其中的不足和应当侧重关注的问题,并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应注重地方志资料的搜集,了解最新研究动态,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并转换角度,使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国内城体育场地点高句丽遗址研究

国内城体育场地点遗址是吉林省集安地区一处重要的高句丽建筑遗迹,通过对出土遗物和相关文献等的分析可以发现,体育场地点遗址可能是高句丽时期一处与"御膳房"相关的仓储遗迹,它为寻找国内城时期高句丽的王宫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体育场地点遗址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371年,在高句丽迁都平壤(427年)以后逐渐废弃。     

吉林集安出土的几方铜印

吉林省集安县城是汉魏时期的高句丽故都。高句丽亡国后,历经渤海、辽、金、元几个朝代,这里一直是重要的城镇,保留着大量的历史遗迹和遗物。1983年文物普查中,我们对集安县出土的几方铜印进行了调查登记。现将其中几方介绍如下,供从事研究东北历史和考古的同志参考。     

吉林集安东台子遗址研究

东台子遗址是集安地区一处重要的高句丽建筑遗迹,自发现至今国内外学者对其性质和年代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笔者通过对出土遗物和相关文献等的分析,认为东台子遗址为故国壤王八年(391年)三月下令修建的国社和宗庙遗迹,但是由于故国壤王当年五月去世,当时的修建工作并未完成。目前发现的东台子遗址为好太王时期修建的遗迹,高句丽迁都平壤(427年)以后逐渐废弃。     

秽貊新考

一位居辽阔的东北亚一隅之地的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住有不同的种族。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可以考古学资料的遗迹和遗物得到验证,而留下这些遗迹和遗物的人们在历史上已有所闻,但属于哪个种族,遗迹和遗物通常难以说明。因此,留下遗迹和遗物的人们之族属问题是考古学研究者极难解决的问题,在某些场合甚至被视为禁区。可是,如果仅仅越过以遗迹和遗物为对象的考古学研究阶段,即使以重新探讨东亚史结构为目的,这个族属问题是不能回避而应解决的课题。     

高句丽青铜器及冶铸遗物的检测分析与探讨

高句丽为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前37年(汉建昭二年)建都至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灭亡,经历七百余年。多年来,考古发掘出土了高句丽时期的青铜容器、兵器、青铜铃等多种类型的器物。对于高句丽铜器、青铜器展开了一系列器物类型学的考证。而高句丽人是否拥有独立的铜冶炼以及加工的能力,一直是考古学家和冶金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本研究以科技手段揭示冶铸遗物及铜器、青铜器的内涵,对于探讨高句丽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状况及高句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辽宁开原市西龙湾高句丽山城及遗址调查

2009年5月在开原市靠山镇西龙湾村西龙湾小学所在的山岗上,发现一座山城遗址,山城建在柴河北岸东西向山脉前伸的岗地之上。城为土筑,略呈不规则长方形,周长570余米。文化遗物主要有陶、瓷、石器、板瓦、筒瓦残片等。经对文化遗物的研究与分析,山城始建于高句丽时期。高句丽建城之前这里曾是一处青铜时代遗址,辽金以后也有沿用。在山城西北的后井子地、北部的后河沟北地,发现两处高句丽时期的居住遗址,见有大量板瓦和陶器、铁箭头等文化遗物。山城与平地居址的平面布局,应是平战结合的整体。     

旧石器考古软件的开发与应用

1问题的提出和实现在田野考古中攸m计算机,是）“人考古工作者的心愿,也是提高我国考古发掘和研究水平所必须的。近年来,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中外考古学理论、考古发掘方法的交流,我们在田野发掘过程中除了注意地层的正确划分,遗迹和遗物在平面和剖面上的相对位置外,更加注意每一项遗迹、每一件遗物的绝对位置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从注重单项遗迹、单个遗物转向注重全部遗迹和遗物,从注重局部转向注重全局和空间分析,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了解远古人类的行为。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要求我们对地展中发现的每一件标本都给予…     

高句丽遗迹出土青瓷器研究

高句丽遗迹出土的青瓷器分别见于集安和平壤两地,其中集安地区出土较多,器形包括盘口壶、青瓷罐、提梁器、狮形烛台、器盖等,青瓷器的时代为西晋或东晋时期。出土青瓷器的高句丽遗迹或为高等级墓葬、或为重要遗址,说明当时使用青瓷器的高句丽人具有较高的等级。联系到高句丽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历史情况等,我们认为高句丽遗迹发现的这些青瓷器的产地应是长江以南地区、窑口以越窑为主、是高句丽与六朝交往的结果。     

出土遗物现场应急处置方法

近些年来,考古出土遗迹和遗物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利用何种方法手段去处置和保护,使这些珍贵的遗迹和遗物有效地保存下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此,介绍了一些对考古出土遗迹和遗物有效的处置保护措施与方法,为考古学科的开展和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翔实的实物资料。     

集安禹山两座高句丽时期积石墓的时代及相关问题

禹山M2112与M0540是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的两座阶坛积石圹室墓,二者均为高句丽王陵的调查对象。M2112经1994、2003年两次发掘,1994年度发掘报告根据墓葬出土莲花纹瓦当的形制,认为该墓年代约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稍早于太王陵[1]。M0540于2003年清理,发掘者根据墓葬阶坛与墓室的形态,认为该墓当略早于千秋墓,又依据圹室内出土四耳展沿壶的形     

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

统一新罗并合了朝鲜半岛上旧属三韩的地域,没有也无意于北上占据本非三韩的高句丽故地。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主体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渤海国仅据有一部分高句丽旧地。所谓“统一新罗与渤海国的相互敌对很像一个被分割国家的南北两部分”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解。     

渤海与高句丽族属及归属问题探析

渤海与高句丽的族属与归属问题 ,关系到二者是否为同一血缘 ,渤海是否为高句丽继承国 ,并涉及到古朝鲜的国史体系诸问题 ,因此倍受国际史学界的关注。一些国外学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 ,极力主张渤海国是由原高句丽人领导 ,并继承高句丽传统文化的高句丽国的继承者。朝鲜半岛从而由过去的三国鼎立变为南北两国并立。其实从渤海与高句丽的族属与归属上看 ,渤海与高句丽属于不同的族系 ,二者之间没有血缘上的联系 ,它们同为中原王朝统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     

韩国的高句丽研究及其史观--以高句丽归属问题为中心

韩国的高句丽史研究的总体状况怎样 ?以什么样的史观分析高句丽的归属问题 ?对中国学界关于高句丽问题的新观点如何评价 ?搞清这些问题 ,对我国进行高句丽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及加强与韩国的学术交流非常重要。     

再论高句丽山城城墙内侧柱洞的功能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韩国境内高句丽山城发现土柱洞的分析,比较其与我国境内高句丽山城石柱洞的不同,指出其主要功能为在堡垒等小型军事据点外缘树立木制城栅,起到类似城墙的作用。采用木栅替代城墙因其构筑快速,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并非受制于技术的落后。土柱洞的出现可视为衡量高句丽晚期山城的一项指标。     

试论集安地区高句丽新旧墓制的过渡时段

禹山41号墓的形制、壁画与随葬品表明以该墓为代表的积石墓的下限年代应为5世纪末;目前学界认为的所谓"高句丽早期封土石室墓"应最早出现于5世纪前叶晚段,二者之间的时间段即为高句丽新旧墓制过渡时段。高句丽对于原乐浪、带方二郡故地汉人集团的统合,对汉文化的吸收是此时期高句丽墓制出现重大转变的根本原因。     

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的分期与编年方法

流传至今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总数不少于100种。除原碑以外,上述这些拓本构成今天好太王碑文研究的最主要的研究资料。传世的各种好太王碑拓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制作的,由于拓本上大多缺少题跋或有关拓本制作年代的记载,许多拓本的收藏者无法判断自己的拓本是属于哪一时期的拓本。这直接影响着此碑释文的研究,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拓本的性质和拓本价值的判断。在好太王碑拓本的编年研究中,石灰补字拓本的编年是最为困难的。本文将以数十种传世的好太王碑拓本为资料,对拓本的分期和编年方法问题做一番探讨,并力图采用一种新的更为接近真实的拓本编年方法。     

乐浪、带方二郡的兴亡与带方郡故地汉人聚居区的形成

以乐浪郡为首的汉四郡自设立起,其盛衰就与周边各民族集团的动向息息相关,领地与人口不断变动,总体呈现渐趋衰落的态势。带方郡的开辟虽使当地的汉文化势力有昙花一现的兴盛,但4世纪初二郡仍在高句丽的进攻下覆亡。在高句丽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原乐浪郡汉人大量南下,加之内地新移民的到来,于带方郡故地形成汉人聚居区,势力逐步有了恢复性的增长,并于4世纪中叶达到相对的顶峰。     

沈阳市石台子山城高句丽墓葬2002～2003年发掘简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02～2003年对沈阳石台子山城周围进行了调查,发现并清理高句丽墓葬60余座。墓葬为封土石室墓,分铲形、刀形、梯形和长方形。墓葬所出遗物有陶器、银器、铜器、铁器等。这些墓葬被初步认定为石台子山城的附属墓葬,为全面研究石台子山城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