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到括囊大典、贯通六艺——论郑玄通学的产生

郑玄通学的形成背景需要进一步探讨,晚清今文家关于两汉经学一直壁垒森严,到郑玄才被打破的说法影响还很大.其实汉代的经今古文学根本没有那么壁垒森严,"通"早已是一种大趋势,这一事实已有学者申说过,但其原因,笔者以为重要的是自王莽以后朝廷的导向,这是不容忽视的,经学作为政治统治学说,朝廷的引导往往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孔子的历史观、入仕观及其它——从上博楚竹书《仲弓》篇谈起

上博楚竹书《仲弓》篇记载有与孔子历史观、入仕观相联系的内容,具有深入探讨的价值。另外,对比《仲弓》与《论语》的有关记载,可知《论语》在编定过程中,孔门弟子曾对孔子言论予以选裁,《论语》编纂有其内在取舍标准。这一标准即在于巩固孔学的根本与核心。《仲弓》篇为我们认识这些问题,了解《论语》一书的编纂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

《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本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宗汉"、"主郑"的经学取向。因此《经学历史》绝非经学史书,而是一本借史立论的经学论著。     

由“周孔”而“孔孟”:儒家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圣人之道”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孔孟"取"周孔"而代之,"周孔之道"演化为"孔孟之道",是儒家基于特定历史语境建构话语体系的产物。随着周、孔形象渐趋圣化,汉唐时人多以周、孔并举,包含政治教化与人伦道德两方面内涵的"周孔之道"得以生成。继韩愈"道统论"之后,宋儒建构"性与天道"理论和道统谱系,"孔孟之道"逐渐成为儒学的代名词。统治者藉由教育、祭祀等参与此过程,也彰显出道统与治统的复杂关联。     

“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以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

“读经”问题的讨论往往不仅限于“读经”本身,它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更在于思想史。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讨论尽管观点不一,但绝大多数都能以“科学”的态度,对传统采取两分法,且反感“尊孔”以及附加于“读经”之上的诸种外在因素,这一点显然是五四新化运动影响的结果。而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更影响到了今日的教育。     

《山海经》与《逸周书·王会篇》比较研究

本文以《王全篇》为基点 ,以音韵学为工具 ,对《山海经》中的奇人怪兽进行了诠释 ,解读了《山海经》中的许多重要信息 ,对中国上古神话及人文地理等众多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山海经》 ,特别是《海经》 ,主要从《王会篇》采集素材 ,但也从其他文献中采集素材 ,从而合成了新的著作。特别要指出的是 :《山海经》是以隐晦的方式曲折地反映了《王会篇》的内容 ,否则就没有必要揭示其本来面目了 ,因而两篇著作的同时存世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孔子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意识

春秋之时,史学作为学科远未形诸事实,然孔子历史思想与史学意识则多有表现。孔子伦理观念中蕴含着对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认识;其以天人、古今、有道无道、文质等相对概念分析概括历史的变化;认同礼乐制度的不断完善,视其为人文的核心;重视君主及其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敬鬼神而远之,以考量历史及其过程的途径去体贴天命,透散出历史理性;以文化传承者自任,整理、保存并阐发典籍;总结历史,以为救弊方案,体现出明道经世的史学价值取向。     

大足多宝塔供养人冯大学即冯楫的史料调查

在大足石刻北山多宝塔内,有两龛造像和六件铭文与冯大学、冯某有关。经考证,冯大学、冯某即南宋绍兴时官员冯楫。     

论《礼记》与《孔子家语》的关系

《孔子家语》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伪书。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中山王墓出土了《儒家者言》一篇,内容与《家语》相关,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也出土了与《家语》有关的简牍。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家语》不伪。本文校勘了《家语》与《礼记》中相同的篇章,检视了《家语》与《礼记》的三种可能性,《礼记》与《家语》在文本上存在极大差异,绝不是王肃伪作了《家语》,也绝不会是《礼记》抄袭了《家语》,二者都是流传有本的。儒家文献都来自于原始的弟子笔记,对这些原始材料的编撰,形成单篇的儒家文献,这些单篇的文献分合不定,不同的人据以编订不同的集子,从而形成《礼记》《大戴礼记》。《家语》编撰者所据以编订《家语》的材料同《礼记》相同,而不是抄袭《礼记》。二者出现相同的部分也正是缘于此。《家语》是众多伪书中久成铁案的一部,对它的正名应当警醒我们对伪书的理解,反思什么是“伪”,怎样定义“伪”。     

《春秋》“天子之事”发微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说法对探讨先秦中国学术发展意义重大。西周时期的王官之中,史官至关重要,甚至被称为"天子之左右手",史官所记录的"史记旧闻"则是孟子所谓"天子之事"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礼坏乐崩"的春秋社会,史官的职责及其命运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王命不行"的背景下,孔子作《春秋》,他是以布衣身份代史官行"天子之事",这标志着由史官到史家的转变。     

翁方纲及其经学思想

在清代乾嘉学者群体中,翁方纲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物。他生平精心汲古,宏览多闻,既能诗文,又擅书法,更精鉴赏。他对诗歌、书画、谱录、金石学等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且著作等身,仅流传下来的著作就有《两汉金石记》、 《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文集》、《复初斋诗集》、《石洲诗话》、《经义考补正》、《礼经目次》、《苏诗补注》、《苏斋笔记》等数十种。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翁方纲的研究却付诸阙如。本文仅就其生平及经学思想略加论述,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     

《经典释文》研究综论

本文分文献学研究和语言本体研究两大类九小类,评述《经典释文》成书1400多年来对它的各类研究,认为对《经典释文》及其音切的性质、内容、作用等的基础研究很不够,必须大大加强。     

Strauss,Anastaplo, and Crosskey on "One Hard Nut to Crack":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bstract

What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faculty's regalia must and must not represent, and why liberal education should endure.     

《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辩析

对于《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的记载,古来存有“问主”、“问社”之辩。本文主要在疏理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指出“问社”应作“问主”,这里的“主”是社主而非庙主;鲁哀公问宰我三代社主时,宰我答以“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细究这段文句的历史背景,可知并不是鲁哀公不知礼、不知社主为何物而发问,鲁哀公通过“问主”,寓含着借用“社主阴,阴主杀”而欲去三桓的深刻政治用意。     

1990年代《美国历史评论》的中国研究

作为美国社会中一个较大的学术群体,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美国知识分子的中国观具有很大的参照意义。最权威的美国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章便从一个极为重要的角度展示了美国史学界的中国研究在最近十年的主要线索:中国的传统儒家思维方式左右着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     

涪陵蔺市文庙搬迁前勘察测绘工程分析

蔺市文庙作为涪陵三峡工程淹没区中唯一幸存的清代宗法礼制建筑群,其承载着当地大量的人文信息,蕴含着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文庙的搬迁保护对研究三峡地区清代文庙建筑的形制和沿革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本工作以蔺市文庙为研究对象,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结合相关文献资料,通过现场勘察测绘,对蔺市文庙的历史沿革、总体布局、单体建筑、细部特征等进行分析.基于对残损状况评估及对该建筑群的巴蜀特色和特殊营造技术的强调,该工程为文庙建筑的后续搬迁工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并为其可持续发展打基础.     

明末儒家伦理的困境及其新动向

明末儒家伦理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并陷入了困境 ,诸如对“五伦”关系的前后顺序进行重新排列 ,夫妇、朋友二伦置于五伦之首 ;对君臣关系的新评价 ;相对主义孝道观的普及 ;对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批评。明末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批评传统儒家伦理的时代 ,是近代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文化源头     

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

本文就“论语”一名之来历及含义、《论语》的编纂者、历代注本、历史影响、时代价值、出土文献、海外传播等七个方面,对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进行了概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孔子与19世纪初期的美国对华认知

19世纪初期乃美国国家初定、对华认知奠定基础之时。承担传播中国信息的各类报纸和大众出版物在中美交流尚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背景下,利用辗转而来的素材,从肯定基督教文明的立场出发,并以孔子为线索,建构出具有双重特性的中国观。一方面,孔子本人因为与基督一样宣扬道德理想,并表现出得到上帝启发的迹象,而备受赞赏。另一方面,孔子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思想家,其学说因此被打上异教烙印,奉孔子思想为圭臬的中国自然成为异教国家,与欧美文明不相吻合的各种弊病也就备受关注。褒扬孔子、贬低中国的对华认知模式就此固定,引导着美国人日后的对华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