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飞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

守护中国大后方的"空中飞老虎" 1938年滇缅公路开通不久,日本人为了阻断这条中国唯一的接受国际援助的生命线,于1938年9月28日第一次轰炸昆明.到了1940年仲夏,轰炸愈演愈烈.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跑警报"成为了昆明人不分老少、不分贫富贵贱的一种生活方式.     

“广田电报”与南京大屠杀

在美国政府于 1994年 9月解密的一批外交文件中 ,有一份1938年 1月 17日日本广田外相发给驻美大使馆的电报 ,引起学术界关注。但同时 ,人们在认识上也存在一些误区 :有的将该电文中的观点直接理解为广田的观点 ;有的认为电文中提及的 30万中国平民被日军屠杀即是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直接证据。本文考证了上述“广田电报”的来龙去脉 ,认为该电报只是广田外相转发给驻欧美各使馆的一份背景资料 ,其内容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所拟的一篇“特别消息”,因而电文的内容应为田伯烈当时的所见所闻。同时 ,该电文中提及的 30万平民被日军屠杀的时空范围 ,与南京大屠杀并不完全吻合 ,因而不能直接作为南京大屠杀有 30万平民遇难的证明。但是 ,本文肯定“广田电报”对于研究侵华日军暴行以及南京大屠杀 ,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陈嘉庚斥汪电报提案考证

1938年10月,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给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发来“电报提案”,斥责汪为“汉奸国贼”,在参政会上引起了一场大斗争。最早披露此事的是邹韬奋,1941年,他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来宾”放炮》一文,记载了事件的经过:一届二次参政会开幕以后,陈嘉庚给大会发来电报提案,内容是“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11字,经汪派     

"石射文书"与1938年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

1938年5月,宇垣一咸担任第一次近卫內阁外务大臣,重新探求对华"谋和"之路.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的"石射文书",对宇垣谋划对华"和平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运用日本原始档案资料,考证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实施和交涉过程,分析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实质.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又一佐证.     

我国早期电报的日期表示法

正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致张学良命令其对日不抵抗的电文,称"铣"电;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致蒋介石的电报,声明其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史称"艳"电。为什么把这些电报称为"铣"电、"艳"电?这缘于我国早期电报韵目代日的日期特殊表示法。铣代表16日,艳代表29日。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电报技术传到中国。汉字不是字母文字,不便于收发电文,就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编码。考虑到1万个汉     

陈嘉庚的一封抗日电报

陈嘉庚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华侨实业家,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1938年10月,陈嘉庚针对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投降活动,曾通过电报形式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一份怒斥汪精卫对日求和的著名提案,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陈嘉庚的一封抗日电报

陈嘉庚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华侨实业家,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1938年10月,陈嘉庚针对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投降活动,曾通过电报形式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一份怒斥汪精卫对日求和的著名提案,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陈嘉庚1938年给国民参政会的提案

1938年10月26日上午,正在重庆紧张筹备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的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收到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的电报(“有电”)。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因忙于刚组建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工作,不能出席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的     

剑拔弩张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蒋介石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后又连发二封电报,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蒋介石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呢？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