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论与民俗学

“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得到关注。在民俗学研究中,记忆论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民俗学以口头传承和身体传承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访谈记录为主要方法,这些特点都和记忆论有亲和性。将记忆概念引入民俗学研究,不但可以为我们分析民间传承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方法,而且能够将民俗学研究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结合起来,如战争记忆、灾害记忆的研究等。为民俗学重新成为“当下之学”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日本民俗学的至今为止和从今以后

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阿兰·邓迪斯的“宏大理论”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之实践理性

追求宏大理论抑或尊重地方性知识,是民俗学研究的"两极"。面对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在当代的式微,阿兰·邓迪斯等学者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归于民俗学者专注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呈现,而未能有效建构超越日常实践的宏大理论。作为将理论建构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启发了民俗学者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以寻找独立民俗现象的普遍意义,并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及非遗内具之共享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释框架和认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即是民俗学理论建设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新起点与新方向。     

民俗学在国际与代际之间的相互理解——对话福田亚细男

福田亚细男先生,前日本民俗学会会长,历任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新潟大学教授、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教授等职,现任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福田先生是日本"二十世纪民俗学"的代表,批判性地继承了"柳田民俗学",所提出的"地域民俗论""村落社会论"等具有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福田先生组织的中国调查项目历时二十年,对于中日民俗学人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爱东研究员在日访学期间,于2010年9月3日对福田亚细男先生进行专访,旨在加深两国民俗学界的相互理解,本刊特配发福田先生的新作以飨读者。今后,还将不定期刊载对海外民俗学名家的学术专访,敬请留意。     

《山海经》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

《山海经》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一部上古典籍,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门学科文化考古的兴起,其中的所有信息,包括那些“怪”“放”,更都成为文化探秘的瑰宝。在此,本文仅拟就其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作些考察和论析。     

解放前上海民俗学运动掠影

上海对中国民俗学运动的贡献是很大的。在1995年巴蜀书社出版我之《中国民俗学史》中,对上海的民俗学运动有简略的介绍。如：1921年1月上海《妇女杂志》开辟“民间学”和“风俗调查”两个专栏。胡愈之发表了《论民间学》;乐嗣炳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38册的《儿童歌谣集》;1931年叶德均在上海编《草野》的“风俗专号”;     

说与写：杂吧地北京——天桥的叙事学

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民俗学,对老北京杂吧地天桥所进行的“说”与“写”,是将之置于北京古城的象征与焦点的污名化与正名的矛盾语境中的。与其他学科不同,民俗学基于诱发与共谋的口头记忆等材料,从天桥这个杂吧地和在其上谋生的人及其生计为基点来审视北京,重新发现一个“杂吧地天桥的北京”。由此,从认知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表明民俗学研突都市的可能,希望为中国民俗学找到新的生长点与核心竞争力。     

浅谈民俗文物的特征及价值

民俗是历史的产物 ,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因而 ,民俗学被称之为“历史之学”。许多物质的、精神的文化事象 ,都总汇到民俗之中 ,所以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民俗。目前 ,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上 ,大体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理论民俗学 ,一个是应用民俗学。理论民俗学侧重理论规律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应用民俗学则方面较广 ,重在实际的应用 ,有实际的效益。”① 而作为一个民俗类型的博物馆 ,研究民俗不能不研究民俗文物 ,研究民俗文物离不开对民俗文物的调查、搜集、分类、研究、整理 ,所以侧重点要放在对物即民俗文物的研究上 ,以民俗文…     

书讯

钟敬文文集(5卷)钟敬文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定价:218.00元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人民的学者”。 根据钟敬文先生学术研究和文艺情况,本书分为五卷,即《民俗学卷》《民间文艺学卷》《诗学及文艺论卷》《散文随笔卷》《诗词卷》,完整地辑集了钟先生的学术论著和文艺创作的重要篇章。     

“实践民俗学”的“实践论”批评

"实践民俗学"试图在日常生活中还原民众作为自由人的先验条件,把民俗学关注的重心转向民俗行为背后的实践理性的目的条件。这一观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自觉性,然而,它对启蒙理性的应用,对国际民俗学"实践论"转向的判断,对民俗学经验主义学术传统的评述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     

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

近年来关于实践的讨论,大大丰富并提高了民俗学的认识。这些讨论与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实践转向"遥相呼应,但亦有很大不同:后者强调身体与行动,而前者则常关注主观启蒙。通过梳理西方民俗学的实践研究传统及近年来的实践转向与争论,由此反观中国古代"风俗"论,总结出其中古已有之的物我整体观、观风知政论与政治行动特征,这启示我们实践民俗学也需要找回中国古代的"风俗"研究传统,在坚持多元主体的前提下进入社会现场、设计研究路径、跟随行动者的本土逻辑、促进沟通理解,这才是"知行合一"的"实践"本意。北师大民俗学近年来的乡村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立场具体展开进行的。     

《〈东南文化〉200期目录索引》征订启事

正《〈东南文化〉200期目录索引》收录了《东南文化》自创办至第200期(即《文博通讯》1975年第1期~《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的全部篇目,按学科、研究领域及内容等分类,共分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物研究与鉴赏、建筑与园林、书刊评价与学术动态、知识介绍及其他、图版等十一部分;另附录有作者姓名索引与《东南文化》2008、2009年目录索引。《索引》内容全面、分类科学,是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及遗产研究与保护、文化史论、艺术史论、宗教文化、建筑文化等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

只有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才能看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民俗学都从内部彰显出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属性,都是民俗学内在实践目的的部分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仅重新激活了民俗学的实践意识和自由意志,也给我们重拾学科求民主、争自由的古典理想并且回归德国浪漫派为民俗学设定的实践理性起点或自由意志提供了契机。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实际上就是返回民俗学的自由意志或实践理性起点,重建实践民俗学。这是学科整体的应然,是学科本然的、客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的客观需求。     

中国民俗文化学纵横谈——高国藩教授访谈录

伴随着风风雨雨,中国民俗学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艰难历程。在国门大开、改革开放春风扑面的今天,如何使这种本乡本土的本色文化与时代的需求相合拍,如何将这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新形势下的“民俗学”又该如何界定,等等,已成了摆在每一个民俗学研究者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最近,笔者走访了著名民俗学研究专家、南京大学中文系高国藩教授。 ○ 高先生,你从事民俗学研究已经80多年了,请您谈谈对我国民俗学研究发展概况的总体认识好吗? ● 好。我国民俗学从“五四”以来才发端,至今不过70年时光。新中国建立前的30年,我国沉沦于苦难中,内忧外患,战争不断。尽管如此,民俗学还是走过了它艰难创业阶段。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都曾先后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心。抗战八年,民俗学研究中心转到西南大后方。这一阶段民俗学研究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立足于办各种民俗刊物.二是立足于下乡调查写调查报告.林惠祥《民俗学》与方纪生《民俗学概论》均于1934年出版,虽然都是6万余字     

《〈东南文化〉200期目录索引》征订启事

《〈东南文化〉200期目录索引》收录了《东南文化》自创办至第200期(即《文博通讯》1975年第1期～《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的全部篇目,按学科、研究领域及内容等分类,共分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物研究与鉴赏、建筑与园林、书刊评价与学术动态、知识介绍及其他、图版等十一部分;另附录有作者姓名索引与《东南文化》2008、2009年目录索引。《索引》内容全面、分类科学,是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及遗产研究与保护、文化史论、艺术史论、宗教文化、建筑文化等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考古文物爱好者检索、查阅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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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国男与日本民俗分类

日本民俗学较为发达,早期日本民俗学又称为柳田国男民俗学。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民俗三部分类法在世界民俗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也是柳田国男民俗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他认为心意现象民俗资料的调查、研究,才是民俗学这个学问的最终目的。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其最终目的就是研究和阐释那个国家的民族和当地人的心意现象。有形文化和语言艺术两个部分是为了达到调查和研究心意现象的阶段和过程。柳田国男的三部民俗分类法,奠定了日本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日本民俗分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民俗研究对象的变化。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