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基督教牧师——何福堂

何福堂是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牧师。他是英国名的传教士兼汉学家理雅各的高足,也是中国第一个接受过完整新教神学训练的人。他早于中国第一个基督教宣教士梁发,被英国伦敦传道会按立为基督教(新教)牧师。     

儒家 墨家和洪秀全的上帝

一西方基督教的“God”,同中国原有的“上帝”实际上并不相当。基督教是承袭犹太教的,它的“God”名为耶和华,被认为是独一的神,而不是群神之上的最高的神。明清之际来华的罗马宗耶稣会教士曾用“上帝”一词来称呼他们的“God”,十九世纪前半叶来华的改正宗即新教教士也用“神天上帝”、“上帝”、“皇上帝”这些词来称“God”。在他们,实际上只是名词的借用,并不是在“上帝”之外还承认别的神。“天上地下,惟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洪秀全1843年初次细读的梁发所著的     

近代四川教会医院述略

近代西方医学最初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传人中国的,四川近代医院最早也主要是由西方教会——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两大教派创办起来的。早在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类思（葡）、安文思（意）经剑门关人川。到成都传教,并以金鸡纳霜等药物为教徒治病,由此开创了在四川使用西药的历史。第一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于1877年前后进入四川,由内地会传教士侃莫（英）、马嘉礼（美）等人在四川阆中创办诊所、开设药房,成为基督教在四川创办医疗卫生事业的起点。后来先后有英、美、加、德、澳、     

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从馆藏书《瀛环志略》谈起

《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花之安是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1864—1899年,他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35年之久。他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一方面用中文写作了若干宗教宣传品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另一方面,他也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社会。然而花之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由于宗教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花之安的中国观带有显著的帝国主义倾向,是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文化辅助工具。     

晚清社会变迁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

19世纪伊始,随着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人第二次汉语学习高潮兴起。在晚清一百多年中,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历史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演进。西方人的汉语学习经历了从严禁到合法的转变,西方人在华的活动范围因中国国门的被迫开放不断扩大,学习汉语的需求随之不断增加,汉语教材的数量越来越多,类型日益丰富,编写水平日渐提高。晚清时期西方人的汉语学习也呈现出了新特征。从原始文献入手,勾画这一历史阶段的汉语学习史,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在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受教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仍为私人史家所为.本文认为,这两种学术观点均与加洛林时代实际修史状况有所出入.在加洛林时代,尽管教士和修士占史家多数,但教会并非修史活动唯一组织者,加洛林王/皇室也曾组织过官方色彩的修史活动并对私人修史活动提供赞助.当时存在的是一种王/皇室、私人、修道院、主教区皆得参与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20世纪英国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述评

作为联通中世纪教俗两界的主要媒介,世俗教士历来是西方史学界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随着新史料的出现与史学理论的发展,20世纪以来的英国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经历了一系列转变。受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主流的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往往关注于道德评判,传统学派对世俗教士的负面认识也未出现大的改观。不过,在主流研究之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对传统范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试图以更加客观的视角审视中世纪世俗教士群体。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出现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兴起推动了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大批新史料的编订和出版也为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伴随上述转型,英国中世纪世俗教士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完善的研究领域,世俗教士本身也开始成为研究的"主角",为学者们关注和讨论。     

明政府对入华西洋教士的态度与政策

西洋教士入华是明朝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遭遇的一个新问题。广东地方政府首先允许西洋教士入华,并对其施行一定的管理和控制。至利玛窦进京之后,西洋教士的问题逐渐为明廷所重视。从西洋教士在明代中国分布和扩散呈现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待传教士的主流态度是包容的,但以不违背他们所考虑的国家利益为前提。1616年南京教案的爆发凸显了明政府对西洋教士宽容的有限性。     

职业功能的转变：从演绎宗教礼拜仪式到宣讲上帝之言

“基督徒皆为司祭”的主张意味着每一名基督徒都有资格为自己主持礼拜仪式,依照这样的思想逻辑,以演绎宗教礼拜仪式为职业特点的天主教司祭还有必要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吗?本篇论文从马丁.路德的思想主张出发,对比宗教改革前天主教司祭与宗教改革后新教牧师职业功能的差异,探讨了宗教改革对教士职业的影响,以及英国教职界经历的转型过程。     

职业功能的转变：从演绎宗教礼拜仪式到宣讲上帝之言

"基督徒皆为司祭"的主张意味着每一名基督徒都有资格为自己主持礼拜仪式,依照这样的思想逻辑,以演绎宗教礼拜仪式为职业特点的天主教司祭还有必要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吗?本篇论文从马丁·路德的思想主张出发,对比宗教改革前天主教司祭与宗教改革后新教牧师职业功能的差异,探讨了宗教改革对教士职业的影响,以及英国教职界经历的转型过程.     

《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及其史料价值述评

《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是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士的书信及日记合集,记录了1918年至1924年该教会教士在两广地区的传教活动及见闻。梳理该教会在广西的活动,发掘《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的史料信息,有利于从另一个侧面认识民国时期的广西社会。     

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探析

<正>"基督教,在中国单指新教,又称耶稣教,它是16世纪时由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教派,故称新教,以示与天主教旧教的区别。①"新教的创始人是德国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启了新教来华传     

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发生于华北五省的“丁戊奇荒”,是以“千古巨稷”这样骇人听闻的字眼载入中国史册的。以此为契机,具有近代文明特质的新型赈灾机制和救荒意识应运而生,在中国荒政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新型的救灾活动,除了引人注目的江浙绅商的义赈外,还应包括活跃于灾区的另一支救灾力量,即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对华赈灾事业。具体地揭示其始末、动因与社会影响,对于更全面地考察近代中国荒政制度的变革历程、更确切地了解西方在华传教事业的历史真貌、乃至更细致地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改革思潮的…     

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是西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挟船坚炮利之威,大规模向中国乡村突进的历史。乡村民众同西方教会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化为近代民族矛盾在底层社会舞台上的主戏之一。晚清教案的背景和原因比较复杂,但就意识角度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由此,就引出了乡村社会的洋教观。     

文化变革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20世纪初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一书。他在书中提出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 ,尤其是英国的清教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随后的一系列比较宗教研究中 ,他进一步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因缺少一种类似的资本主义精神 ,使得近代资本主义在这些地区迟迟不能产生 1。近一个世纪以来 ,韦伯的这一学说不断地受到怀疑和批评。唯物主义者认为韦伯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英国著名的费边主义史学家托尼…     

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

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长期以来是西方学术界激扬字的焦点。韦伯的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于新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尽管遭到种种非议与驳斥,但论战双方对天主教伦理社会功能的评判是一致的,都认为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教诲基本还是反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基督新教在广州发展之概略

基督新教传入广州始于清中叶。1807年,英国伦敦传道会派遣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来华传教,他是基督新教第一个进入广州的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传教达25年之久,他没有建立任何教会,由他私下洗礼的信徒不过5人,但他毕生的工作却为新教在广州乃至中国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至20世纪初,传入广州的外国差会共有15个。其中美国9个,英国3个,德国2个,美国、加拿大联合1个。各差会在广州争相发展势力,扩充传教地盘,其活动区域从十三行一带向全市各个方向发展,先后在广州市建立起教堂30多间。基督新教在广州的传教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近十年西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西藏高原的考古学研究史,可以上溯到西方学者对这一地区的探险与考察活动。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的天主教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我国内地进入到西藏,在阿里和卫藏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在国外所公布的根据亲身经历和调查所获的有关藏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的资料,成为西方学者研究西藏的开端。 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学者研究汉学以及佛教、东方历史与语言形成一种国际风气,先后有英、法、德、俄、意、匈、日等国学者开始从事关于“西藏学”的研究,从而带动了西藏考古工作的陆续开展,并一直持续到西藏和     

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

晚清之前,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认识实际上只是天主教。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天主教仍然被许多中国人用作基督宗教的总称。新教传教士为与天主教相区别,使用辨正教、更正教等词汇强调自身正统,两教在概念上展开对正的争夺。天主教由总称变成基督宗教之一派,以及新教译名之流行,是新教传教士提升新教地位的努力与晚清维新思潮相结合的结果,由此产生的新教胜于旧教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造成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