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文》补遗13篇

《全宋文》漏收了张志行《斯敦像赞》《许孜像赞》《重建禅林院记》,方逢辰《横城义塾记》、《辛酉题名序》,曾贲《跋郡守郑仲熊帖尾》、《东阳县令题名记》,谢谔《东岳行宫开山记》,陈并《鲍公岩碑记》,贾廷佐《新安寺放生池记》,徐次铎《重修法轮禅院记》,乔行简《方猷生祠记》,许应龙《勅建张冲素处士祠堂记》等9人13篇,现予以补遗。     

《宋史·地理志》中几条史料辨正

崇宁四年开封府襄邑县建州名辅州 （1）《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京畿路》:“崇宁四年,京畿路复置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先是,改开封府界为京畿路,是年,又於京畿四面置四辅郡:颍昌府为南辅,郑州为西辅,州为北辅,建拱州於开封襄邑县为东辅,并属京畿。” 按:“拱州”应作“辅州”。“拱州”乃后改之名。考李攸《宋朝事实》卷十八《京东东路》条云:“拱州,祟宁四年以开封府襄邑县建州,各辅州,以为东辅,又改今名。”又考欧阳忞《地广地》卷七云:“东辅拱州,……皇朝属开封应天府。崇宁四年,建为辅州,以为东辅,又改为拱州,治襄邑县。今县六。”据此,作“辅州”是,“拱州”乃后来改之名,《宋史》记误明矣。（页2106） 崇宁三年升曹州为兴仁府 （2）《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京东路》:“兴仁府,辅,济阴郡,彰信军节度。本曹州。建中靖国元年,改赐军额曰兴仁。崇宁元年,升曹州为兴仁府,复还旧节。” 按:曹州升为兴仁府乃在祟宁三年,非元年。《宋朝事实》卷十八云:“兴仁府,建中靖国元年改周彰信军为郡,后陞府。”《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五云“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改曹州彰德军为兴仁军”前者不云升府时间,后者“彰信”误作“彰德。”今考《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之一:“兴仁府,旧曹州,督府彰信军。建中     

蔡襄与《开封府题名记》碑

在开封博物馆北碑廊东侧,树立着一通名为<开封府题名记>的石碑.(见图)碑文为楷书,按时间顺序题刻北宋开封府上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第一任知府昝居润,下至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最后一任知府李孝寿共183任的姓名,每任者以大书其名,名下刻小记记其官衔及其任职时间."工于书,为当时第一"①的大书法家--蔡襄也名刻其中.其名下小记为"至和元年七月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弟京".     

《隋书》标点勘误及校勘补遗四则

1 册三 ,页 777,《百官志下》记隋开皇时官制 ,云 :“司农寺统太仓、典农、平准、廪市、盾、华林、上林、导官等署。”“廪市”误 ,应作“京市”。理由如下 :同处列举诸署名称后 ,又指出太仓、京市及导官三署的下属。太仓、导官均隶司农 ,“京市”亦当如是。但上文仅见“廪市”而无“京市” ,二者必有一误。该志后文述炀帝朝官制变化时称“司农但统上林、太仓、盾、导官四署 ,罢典农、华林二署 ,而以平准、京市隶太府” (页 798)。显然“京市”旧隶司农 ,上文“廪市”必是“京市”之误。《通典》卷二六《太府卿·诸市署》云“隋初 ,京市…     

《滕学义建祠碑》考释

光绪年间所立的《滕学义建祠碑》，所记史实是研究淮军及捻军起义的宝贵资料。     

俞大猷在南澳抗倭斗争中的作用

广东南澳总兵府世称“一府管三省”（广东、福建与台湾）．其府前碑廊竖立着一通石碑——《南澳镇城汉寿亭侯祠记》。据介绍,这是南澳至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碑记。碑文曰：“夷考闽粤在汉季始入舆图……     

明戚继光佚诗一首

近日,笔者阅读乾隆五十八年《直隶遵化州志》,是书艺文志存明戚继光《葺汤泉记》、《重修三屯营城记》、《景忠山死事祠奠文》等文三篇及诗《景忠山景忠庙》、《宿石门驿闻马嘶》二首.     

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

明代进士题名碑是珍贵的科举考试文物资料。立石时间距开科时间的近远对其文物价值有一定影响。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有相当一部分无立碑时间,或立碑时间模糊,甚或立碑年月不真实。利用撰《赐进士题名记》的大臣所署职衔订补立碑时间是一种很重要而且有可操作性的考证方法。     

广西学记文作者考证

广西学记文即叙述广西学校教育活动的古代记体文章,多存于广西方志之中。因其数量众多,作者录误在所难免。本文就《灵山县儒学记》《赵刺史建容县学记》《重镌桂林府学释奠图记》《三元书院记》《清湘书院记》《重修南宁府学记》《重修文庙记》《迁建县学记》这八篇作者有争议的广西学记文予以考证。     

翠松与金钟山寺

金钟山位于安顺市若飞东路103号七十三医院内,古木参天,山上原有寺,文革中毁记。对于金钟山建寺的年代,有人认为始于元朝中期,有人认为始于明代中期。根据《安顺府志》和(续修安顺府志》等史料,结合近日发现的《翠松塔碑记》和《重修金钟山路碑记》,参照翠松行迹,对金钟山建寺加以考察,毫无疑问,翠松是金钟山开山立寺之僧人,建寺的时间应在康熙三十八以后,翠松建寺的功绩不容忽视。     

道光二十八年后福州府知府考略(一)

<正>清代历任福州府知府,同治十年版《福建通志》卷百之八《国朝职官·福州府》,只记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史渭纶。此后地方史志多以此为依据,但对其后的福州府知府名单,均未作系统收集整理。现结合有关史料,对道光二十八年后福州府知府名单逐一考证疏理。一、庄受祺,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十月(署)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奏报委令史渭纶     

宜州山谷祠兴废史考

宜州山谷祠初建于南宋孝宗淳熙初年,未几,墙倾祠毁,变为荒土。到了南宋宁宗嘉定八年,又在龙溪旁建祠,宋末元初,皆毁于兵乱。明朝初期重建,到了嘉庆二年,知府将其拆毁。嘉庆六年重建,到了明末清初,祠复毁,其祭田院基悉为土豪侵没,变为农田。清康熙初年重建,后被知府拆要砖瓦用来建关帝庙。清乾隆年间重建,到了咸丰年间被贵州苗民起义军和石达开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毁为平地。清光绪四年重建,黎申产作《董修记》,第一次将《黄山谷自作像赞》碑刻镶嵌于殿厅正中,山谷祠及碑刻一直保留至1985年。1986年,广西驻宜山轴承厂建厂房宿舍,拆毁山谷祠,赔款三万五千元。1986年末,宜山县政府在会仙山南麓重建山谷祠,直至今日仍完好无损。     

《象祠记》中的灵博山在黔西发现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所写《象祠记》中的象祠遗址,近日在黔西县被正式发现。《象祠记）是王阳明先生著作中的一篇重要文章,选入了《古文观止》一书,其开篇句就说“灵博之山,有象祠焉”。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所注和贵州《大定府志》所载,“灵博山在贵州黔西县境”。据此,黔西县组织有关专家多方考证,发现灵博山就是该县素朴镇内的“麟角山”,因山下多住彝族人民,彝语又称“山”为“博”,故又叫灵博山。“灵博山”原本建有以纪念传说中舜皇帝之弟“象”的祠堂,为当地彝族先民世代供奉,后于清初吴三桂剿水西时毁掉,于…     

地域知识的嬗变：论洪武《苏州府志》的再发现

今存洪武《苏州府志》是原署作者卢熊的《吴郡广记》在刊刻中被改动体例和题名的产物，称其为《洪武志》更符合历史事实。《洪武志》虽然是最早的苏州方志之一，但在后代方志修纂中的影响比较有限。随着清代中期钱大昕等学者将其运用到历史地理学术研究中，《洪武志》从地方性知识的载体转变为更广阔学术史脉络的一环，从而得到再发现。近代以来傅增湘等学者关注《洪武志》的版本价值，围绕其产生的近代人事史料使得《洪武志》获得新一次的发现。     

从后七祠庙貌碑看宋代后土祠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地位

汾阴后土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祠位于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西临黄河,北濒汾水。据《资治通鉴·汉纪七》记载,汾阴后土祠正式建庙始于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     

完颜希尹神道碑官爵名号解析

完颜希尹神道碑碑文中提到大批金代官爵、名号。其中大多数可与《金史》的《百官志》、《希尹传》等相互印证,还有的可补《金史》之阙、订《金史》之误。这些官爵名称及其变化反映了金朝初期官制改革的历史面貌。碑文中还有的金朝人物官爵名称也可帮助我们确定完颜希尹神道碑立建的年代。     

《司马芳残碑》碑主司马芳新考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司马芳残碑》涉及西晋皇室先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通行看法是司马芳即文献所记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本文以《残碑》碑阴题名中杜几（畿）的职街为线索,考证杜畿早年履历,推定司马芳担任京兆尹的时间在汉灵帝光和年间,而这与文献记载的司马防的生平履历相矛盾。故本文赞成施蛰存先生卓见：《残碑》碑主司马芳与司马防并非同一人。     

宋-元碑刻研究(中篇)

以上谈了几种宋代全国性石刻地图,下面再淡一下宋代有关单个城市的石刻地图。这方面较为著名的有《平江图》碑和《静江府图》碑。《平江图》碑,原藏江苏苏州府学文庙,现仍存。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由平江府(今苏州)郡守李寿朋重整平江坊市所刊。由吕梗、张允成和张允迪勒石。     

北宋开封府管理制度研究

北宋开封府为当时府中之冠,太宗、真宗均任过府尹;其潜龙宫、厅事、左右厅、使院、司录司、六曹、左右军巡院等机构与官衙,别具特色;开封知府政务“日不下数千”,繁杂且易得罪皇亲国戚;包拯、范仲淹、欧阳修等著名知府的果断高效、宽平简明、诚信、认真强记及抓典型等管理方式,是宋代行政管理制度之精华。     

《汴梁水灾纪略》著者辨

在整理馆藏古籍中,我们发现了一部署名“痛定思痛居士”撰写的《汴梁水灾纪略》抄本,记录了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张家湾决口,水围开封达八月之久的情况。这次水患使河南、安徽二省五府二十三县遭受严重灾害,时间之长,危害之大是历史上罕见的。当时身为开封府知府邹鸣鹤在《防守省城情形略》中,和举人选虞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