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

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远在东方的波斯在公元前412年与斯巴达结盟,介入战争。波斯介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其想重新占领在希波战争中失去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向雅典复仇。希波战争后波斯与雅典之间长期的"冷战",斯巴达主动向波斯抛出"橄榄枝"寻求结盟,以及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最终促使波斯与斯巴达结盟。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波斯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     

海军与斯巴达霸业兴衰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斯巴达是一个农业国家,步兵是斯巴达主要的武装力量,也是斯巴达霸业的军事基础。事实上,海军也是斯巴达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希腊海军发展的早期,斯巴达海军至少与希腊半岛的其他城邦不相上下。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就成为独立的军事力量,此后,斯巴达海军开始逐步落后于以雅典为代表的海上强国。但此后,在波斯的支持下斯巴达海军快速发展,取代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海军强国,斯巴达也借此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公元前4世纪前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斯巴达海军发展对其霸业的影响,斯巴达对海洋及海军认识方面的目光短浅,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的泛希腊主义提倡城邦和睦,并非希腊统一,其包含着与"雅典中心主义"的差异与交融。当两者被调和而共同为反波斯战争和雅典一斯巴达联合领导权宣传时,泛希腊主义经常被强调。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在呼吁雅典领导权的论述策略中,"雅典中心主义"更具实际意义。他既利用这一观念对抗斯巴达人,为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重新恢复帝国时代领导地位的诉求提供动力,又利用泛希腊主义证明雅典领导权具有合法的道德、舆论和历史支撑。     

"美塞尼亚"问题研究

美塞尼亚地区对斯巴达的历史发展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荷马时代之前,希腊历史上并没有关塞尼亚国家.在古风时期,斯巴达吞并提盖泰鸟斯山以西地区之后,美塞尼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斗争全面展开,关塞尼亚问题成为雅典的削弱、肢解斯巴达的外交工具.公元前4世纪前期,底比斯打败斯巴达,它延续了雅典的政策,最终肢解了斯巴达,建立了美塞尼亚国家.西方学者提出的先有关塞尼亚民族和美塞尼亚国家,后被斯巴达征服,最后在底比斯的帮助下复国的理论是不成立的.     

底比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演变——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界

关于伯罗奔尼撤战争的研究，国内外多数学者都将重点放在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诚然，雅典和斯巴达是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理应得到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诸如底比斯、科林斯等次等强邦在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底比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一员，在战争前后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变化，将引领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乃至整个希腊城邦之间关系的演变进行再认识。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

伊索克拉底受到书面表达方式所面对的受众范围以及当时的政治局势影响,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采用"模糊话语"的修辞策略,呈现了关于"领导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城邦联合领导权"与"雅典领导权"。伊索克拉底在创作《泛希腊集会演说辞》时,口头与书面两种创作方式并存,这篇演说针对雅典城邦发表,或面向全希腊传播,前者适合采取口头的表达方式,而后者更适合采取书面信息传递。若《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面向全希腊传播,伊索克拉底需采取"模糊话语"的策略,满足不同城邦受众的政治利益。他的政治观点受到了公元前390—380年间希腊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而发生转变,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古希腊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所拥有的权威与作者自身对于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     

世界史画廊

公元前八——六世纪,希腊半岛出现了雅典和斯巴达等奴隶制国家,后来并入罗马帝国。公元四世纪末归属拜占廷。十四——十五世纪,希腊被土耳其征服。1821年,希腊人民开始了反对土耳其的独立战争,博得了全欧进步人士的同情与支持。英国诗人拜仑就曾亲自去希     

试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城邦关系与城邦贵族——以公元前420年第90届奥运会为例

第90届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举办于公元前420年。其间发生了两件不同寻常的事件,一是斯巴达城邦被禁止参赛,二是雅典贵族阿尔基比阿德斯在赛场上大肆炫耀他个人的财富。本文通过对这两个事件及其背景的解读分析,将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与当时希腊的城邦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分别论述了赛会中的希腊城邦关系以及城邦贵族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证明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不仅在宗教和体育史范畴内具有意义,其中更蕴含着多方面的城邦社会因素,与古代希腊城邦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一场值得反复品味的远行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4年),雅典人,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他受过多方面良好的教育,早年师从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比较出色的学生之一。公元前401年参加希腊雇佣军助小居鲁士争夺波斯王位,未遂,次年率军而返。后由于他与斯巴达有密切关系,被母邦判处终身放逐。     

城邦制度下希腊妇女地位探析

<正>要开展希腊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需要从两个最有代表性的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来重点分析。虽然它们同为希腊城邦,但受地缘政治,文化遗产的影响,两个城邦的妇女生活和地位有显著差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雅典妇女的地位和未成年人相当,属于被统治者,被排除在公民生活之外,只能间接属于城市。他们不被允许参加公民大会,享有的政治权利必须通过保护人才可以获得,保护人通常是由他们的父亲,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他们生活在保护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意大利现代的文物修复理论和修复史(下)

1．古典古代现在我们已经考察到,在古代希腊与罗马,已经有了非常接近于修复成果的东西。雅典曾有在海伦波奈嵩司战争中被盗走表面金箔的雕像被再次施与金箔层的记录,还有大普林尼(普林尼是罗马文人、政治家,大普林尼是他的父亲)与伟德鲁维晤丝把湿性壁画主体的壁体表层部分切取下来,从斯巴达运到罗马的记载。在古典古代,修理时只重视作品的主题,而作品的原品性没有得到尊重。     

军事教育与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

教育是古代斯巴达文化形象的基础.一般认为,斯巴达教育是国家控制之下的军事化教育.其实,这个观点并没有真实反映古代斯巴达教育史的整体.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的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于兵源紧张、战争危险加剧在教育过程中加强了军事化内容;公元前4世纪后期,充当雇佣军成为斯巴达公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军事训练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国家化的、军事化的教育模式,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发生的改革运动中.     

古希腊内部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

正古希腊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战争:一次是公元前500至前449年的希波战争,另一次是公元前431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一次战争是希腊人联合起来抗击波斯人的入侵,其事迹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后一次战争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交战,属于希腊城邦之间的内战。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至前396年)亲历这次战争,写下鸿篇巨制《伯罗奔尼撒     

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强调,雅典的崛起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但其论断与他有关"五十年时期"的记载存在严重冲突。有关斯巴达对雅典和其他城邦政策的回顾,进一步表明斯巴达对外政策的好战特征。修昔底德的论断,因区分表面借口与深层原因,得到众多学者认可,而且契合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需要,因而广为流传。修昔底德用"崛起"和"恐惧"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以及因此诞生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学理上,都更像是修昔底德为后代挖好的"陷阱",理当谨慎辨别,不宜不加批判地接受。     

古典时代斯巴达公民人数减少的原因探析

公元前8-7世纪,斯巴达对外扩张,征服了美塞尼亚,逐步建立希洛制度,国力日益增强,随之成为全希腊的霸主。但自公元前5世纪初期开始,斯巴达公民人数日趋减少,从而对斯巴达霸权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斯巴达公民减少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即战争、自然灾害。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部分学者认为,演说家在雅典的出现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民主政治走向败坏的重要标志和城邦危机的表现。但以雅典而论,演说家并非所谓激进民主的产物;以希腊世界而论,在希腊各城邦都存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演说家。事实上,希腊城邦实行的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体制,城邦之间的交往和国际形势,都无法离开演说家。演说家的存在,像人民领袖一样,是城邦政治的必然产物。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口传传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雅典虽表现了它的特殊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希腊城邦的共性。     

斯巴达“监察官”与政治分权

深刻认识古代斯巴达的"监察官"历史价值必须要有新的视角。古典时期斯巴达的监察官主要代表了平民的利益,它的职权以监督、司法权为主,行政、宗教、军事和立法等权力为辅。监察官的建立推进了斯巴达的政治分权,增加了斯巴达政治的民主成分。     

梭伦改革的原因探析

梭伦改革的必然性是雅典贵族政治不能再继续下去。经济上,贵族政治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贵族政治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上,贵族的腐败无能严重削弱了雅典城邦的实力,甚至危及城邦安全。雅典复杂交织的矛盾,在独具特色的希腊文化氛围中催生出梭伦改革,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试评伯里克利的历史作用

伯里克利是古希腊著名的政治领袖。在雅典他极力创造民主氛围，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适应高度繁荣的民主政治需要，伯里克利向同盟国攫取巨额经济利益，但同时也为同盟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开创了“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在争夺希腊霸权问题上，伯里克利堪称急先锋。他有计划、有步骤的扩张主义行动，加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引起整个希腊文明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