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日医药交流

相传中国医药学最初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至公元六世纪,吴人知聪携带医药书籍渡日,是最早的直接来往,但双方开始比较频繁的交流,则是在七世纪以后。公元六○八年,日本推古天皇时,随遣隋使派在中国的首批日本留学生中,就有人学习医学。六三○年,日本派出的第一次遣唐使,负责人之一即是几年前从中国留学归来的医生惠日。     

日本金银币琐谈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自古交往甚密。日本铸钱行钞,无不仿效中国。从隋朝开始,日本不断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广泛引进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学习货币制造方法。庆云五年(708年、唐景尤二年)武藏国秩父郡山中发现铜矿并献给了朝廷,日本才开始以唐开元通宝钱为样品,铸造和同开珎钱。这也是日本最古老的法定货币。     

《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出版发行

2019年12月25日,文物出版社、深圳望野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新书发布会暨学术成果公告会。李训墓志的发现是遣唐使、日本史,中日关系史及中日书法史研究的空前所获,也是目前所见唯一存世的日本入华遣唐使中所涉及等级最高历史人物的实物遗存.     

往学盈归 播风弘道——日本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

唐盛时期的长安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唐帝国周围许多国家的使者和留学生沓至纷来,络绎不绝,其中以日本为最多。而在这些日本遣唐使和遣唐留学生中,吉备真备是最有成就者之一。正如日本史书《续日本记》卷三十三中所载:“在研究经史,广修学问中,名扬唐代的我国留学生唯有大臣(吉备真备)和朝衡(阿倍仲麻吕)二人。”吉备真备作为遣唐留学生和遣唐使     

论文化名僧在日本遣明使中的历史作用

<正>自1401年至1551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了19次遣明使,是继日本遣唐使之后的又一次日本向中国的大规模、长时期的遣使活动。遣明使为巩固和发展中日邦交、扩大和加强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唐时期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入

中日两国的交往,早在汉晋时期就见诸记载了.至隋时,日本开始由政府组织小规模的遣隋使来中国考察访问,沟通关系,引进中国的文化.唐时,更进一步大规模地派遣。据《新唐书》和日本史籍的记载,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的二百六十四年间,日本共派十九次遣唐使。每次除遣唐使节外,还有留学生和留学僧侣,常达五、六百人。他们归国后,把大唐先进文化带回日本,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土地制度和税制方面,日本模仿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行“班田授受法”和“租庸调”.所谓“班田授受法”,即计口分田,男女     

日本国收藏的唐代一行等人画像

中日两国人民两千多年来一直有着密切的友好交往,其中,包括着两国佛教僧侣之间的往来。七世纪至九世纪,日本不断派"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同时,还派大批留学生随使者来中国。这些留学生中,不少是"学问僧"、"请益僧"。他们在中国各地巡礼,研究学问,回国时就把中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带回本国。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到日本,沟通两国的文化和学术。佛教僧侣的互相往来,以宗教活动的形式,构成了中日两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日本福冈发现大和朝廷的迎宾馆

日本大和朝廷的外国使节迎宾馆,同时也作为遣隋使、遣唐使出航之前住所的鸿胪馆遗迹,已由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在调查发掘中发现。遗址位于福冈市中央区城内的国家指定史迹——福冈城迹中,是进行市营平和台球场外围看台改建工程时发掘的。遗址中发现础石、柱穴、唐代的青瓷片.及当时的瓦等遗迹和遗物。在难波京、平城京的大和朝廷的3所迎宾馆中,其地点被确认的这是第一所。鸿胪馆是7世纪后半叶与大宰府一起设置的。据《万叶集》等史书记载,在飞鸟、奈良时代称为筑紫馆,到了平安时代,仿照中     

唐代文物典籍对日本的传播

我国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在唐王朝三百年的时间中,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有十三次,每次遣唐使,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其中包括不少留学生。这些众多的遣唐人员,他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向日本输送先进的中国文化。因而,他们从中国带回日本的唐朝文物典籍数量相当可观,大大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当时传入日本的文物典籍情况,目前没     

日本遣隋使来华次数探究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多次遣使来华,本文根据史料文献记载分析在中国隋朝时期日本遣隋使来华的年代及次数,突出其在两国交往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日本遣隋使来华次数探究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多次遣使来华,本文根据史料文献记载分析在中国隋朝时期日本遣隋使来华的年代及次数,突出其在两国交往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朝臣备”:《李训墓志》所见遣唐使名字的书写问题

2019年末《大唐故李府君(训)墓志铭》的公布一度成为热点,学界对"日本国朝臣备"是否吉备真备一事各执己见,往复撰文进行了论辩。本文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出发,依据中日两国史料,从日本遣唐使采用汉名的发展过程,来论证吉备真备自称朝臣备的可能性。而他为《李训墓志》书丹的原因,与李训在暂住地洛阳去世,且去世五天即匆匆下葬,非由家人主持葬仪,而是由李训所结交的士友操持有关。     

遣唐使初探

遣唐使初探刘淑梅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有着友好的密切往来。在长达两千年的文化交流中,其佼佼者,当首推遣唐使。本文围绕遣唐使的派遣次数、路线及不同阶段目的的变化等问题试作探讨。一关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次数,国内史学界意见不一。吕思...     

日本律令制都城的变迁与日唐交流--关于寺院数量的变化及彩釉瓦建筑的出现

一日本律令制都城藤原、平城、平安京的格局建制是模仿隋唐长安、洛阳两城设计而成①, 它的条坊制与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形式最显著地揭示着这一点。此已为中日学者所共识②。 近年来。关于都城制的研究似乎已侧重于通过都城制度而探索日本古代天皇制及古代国家政 治形态、政治组织的变迁,进一步究明吸收中国文化的具体样态上来。本小论仅就藤原、平 城、平安京寺院数量的变化及彩釉瓦建筑的出现情况试探日唐文化交流内容,即：607年犬 上御田耜遣唐使节团的来访直到838年实际上的最后一批遣唐使结束,这中间200年间,随着 每次遣唐使节的来…     

日本出土的唐三彩

本文从日本奈良县、京都府等48个遗址中出土的唐三彩中,有选择地介绍了三彩碗、三彩陶枕、三彩瓶等12种器形的唐三彩,并分析了在日本出土的唐三彩的性质。文章以日本出土的唐三彩残片的数量及出土唐三彩遗址的性质为根据,指出日本出土的唐三彩,并不是作为贸易品而传入日本的,而是作为寺院的祭北用器由遣唐僧带回日本的。由遣唐使带回日本供达官贵人作为奢侈品消费的唐三彩,仅占其中的极少一部分。     

《新唐书·日本传》天皇谱系的真实与虚构——以《王年代纪》的加工创作为线索

《新唐书·日本传》的天皇谱系来源于日僧奝然向宋太宗进献的《王年代纪》。《宋史·日本国传》转录的《王年代纪》可以反映其原貌,《新唐书·日本传》则在《王年代纪》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和创作。例如在时代选取上以唐朝灭亡作为下限,删去了唐朝以后的内容;以奝然的按语作为线索,将僧人来华求法的内容置换为遣唐使入贡的记载。由于种种制约,《新唐书·日本传》在加工创作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字错讹、理解偏差等问题,但它反映出北宋士人对日本历史的基本认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古代中日友好交往的新实证——井真成墓志与“遣唐使与唐美术展”

2005年8月24日下午,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来到东京国立博物馆,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正在这里举行的“遣唐使与唐美术展”。明仁夫妇饶有兴趣地参观展览,并仔细地观看了遣唐使井真成墓志。     

留学生原指日本人

“留学生”这个词是由古代日本创造的。远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曾13次派“遣唐使”来中国。“遣唐使”因为是外交使节,驻唐时间一般不过一两年,不能在中国久留,     

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

在中国近代史学著作中,有一部书曾被“海内奉为瑰宝”,(狄葆贤《平等阁诗话》)誉为几百年来少见的“奇作”,(薛福成《日本国志·序”)这就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日本国志》凡四十卷五十万言,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     

遣唐使废止原因刍议

古代日本政府通过派遣遣唐使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带回日本,对日本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一制度在公元894年被废止,其中的原因一直是众多学者争论不休的主题。通过对唐朝的日益衰落、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日本政府遣使负担沉重以及出使航行艰险等观点的逐一分析,进而找出导致遣唐使被废止的根本原因和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