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博览

郭沫若与虎符 虎符是古代调动军队的一种信物,约二三寸长。战国及秦汉时,帝王依靠这种东西调兵遣将。虎符对剖为二,剖面有齿嵌合,腹部中空。一半帝王自存,另一半交给地方统兵将帅、军队调动时,两个半面虎符如严丝合缝,调兵方能生效。 1941年10月,郭沫若在重庆用10元钱从一个轿夫手里买下一个虎符。郭沫若对这个虎符很是喜爱,因它古气森森,绿霉斑斑,且很重实,就用之当作镇纸,燃起了他创作的欲望。1942年2月2日,他开始写作,用了10天时间,完成了五幕话剧《虎符》。在剧中,郭老塑造了信陵君、如姬、侯赢、朱亥、魏王、唐睢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剧中的魏王,有讽刺蒋介石之意,演出后遭到禁止。全国各地,直到解放以后,很多剧院上演《虎符》,《虎符》可视为郭老的一部代表作。     

汉书标点纠误

1.《文帝纪》:“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页118。下同。) 按:“铜虎符”主“发兵”,不主“遣使者”。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国家当发兵,乃遣使者至郡合符。《严助传》:“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页2776)《王莽传》:“是岁,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抄掠,众皆万数。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页4154)均是其义,《史记·孝文本纪·集解》引应劭此说,标作:     

论魏晋南朝地方政权的军事化

魏晋南朝地方政权军事化表现于多个方面,都督统兵,军号泛滥,无军号的刺史、太守领兵,军政官兼管民政,军府僚佐重于州府僚佐是常规表现。非军事场合,尤其中央处理非军事情况也使用军法,以及以节而不以虎符发兵是特殊表现。军事化自汉末、曹魏直到南朝,有逐渐加强的趋向。军事化给南朝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政治情态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延及以后的隋唐。     

古代调兵的凭证：虎符

古代调兵的凭证：虎符虎符,亦称兵符,因作成伏虎状,故名。它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虎符能分成左右两半,用兵时,左一半交给带兵的将帅,右一半由国王保存。调动军队时,国王将右一半交给另外的将领拿去和带兵将帅手中的左一半扣合,互相符合完...     

西北汉简所见邮书的类别及相关问题考略

汉简邮书刺中,对所传递的各种文书据其内容或形制等而有众多不同的称谓。其中的檄有杨檄、板檄、合檄、单檄、校檄等,杨檄或为书写于以杨木为质材的简牍之上的檄。板檄和合檄相对,经过诸多学者研究,其性质形制基本明确。而单檄也和合檄相对,我们认为单檄即板檄,只不过二者命名的角度不同。校檄,则当为源自将军之下建制为部校的檄书。檄之外,悬泉汉简邮书刺还可见众多对书的不同称谓,主要有以性质命名的皇帝玺书、诏书和军书,以封装命名的绿纬书、皁纬书、蒲封书、苇箧书等。这些文书在传递过程中根据文书的不同特点来命名,涉及传递过程中邮书的内容、包裹封装及批次传送等问题。     

唐朝的鱼符与鱼袋

符乃古代遣兵之信物,故又称符信、符契.历代符契形制颇繁,取材亦广,但较为常用者为铜虎符,大约取虎之威以壮军势.《器物丛谈》云:“符,契也.代古之圭     

兵符与帝玺：秦汉政治信物的制度史考察

秦汉皇帝通过使用兵符、帝玺等政治信物,实现政治与军事权力。栎阳虎符的格式、用字,与其他秦兵符实际多有不同。战国、秦兵符题铭不使用"虎符"一语,当称兵符,较汉代更为凸显君主角色。秦汉兵符存在用字减省与勘验功能加强的发展趋势。卫宏《汉旧仪》"皇帝六玺"条存在脱简,引述的诸种典籍在句读上皆有疏误。利用《隋书·礼仪志》等材料,可以进行考订推补。"皇帝六玺"在强调内外之别的同时,还建构了"行玺""之玺""信玺"的玺宝秩序,对应封授、赐慰、征召三种功能。秦及汉初主要以皇帝信玺、皇帝行玺两种为主,"信玺"在历史早期地位重要。考察秦汉兵符、帝玺之制,有益于认识中国专制主义皇帝制度的建立。     

世纪珍宝--青海湖畔的虎符石柜

两千年前,王莽称帝,同时还派专员在青海湖畔设置了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西海郡虎符石柜。这件珍宝在青海乃至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考古界尚无发现类似文物的报告。西海之畔,石虎静卧两千年,见证了这里的历史风云,荣辱兴替。     

“购赏科条”识小

《额简》“王莽诏书下行文”残册中,有关于“购赏科条”的简文:【简1】两胁。谒(疑当作“诸”)发兵之郡,虽当校,均受重当[赏],亦应其劳大尹。大恶及吏民诸有罪大逆无道、不孝子绞,蒙壹功(脱“无”字)治其罪,因徙迁□(“徙迁”当作“徙迁”),皆以此诏书到大尹府日,以(2000ES9SF4     

庚寅话虎

2010年是农历庚寅年。 虎的额头纹隐藏着一个“王”字,虎也被称为“百兽之王”。在人们心目中,虎是威武、刚强、气魄、智慧的象征。帝王居住的京城被人们称为“虎踞龙盘”,衙门公堂竖着“虎头牌”,上书“肃静”、“回避”,勇猛、得力的文武官员被称为“虎将”,调动军队的最高信物是用铜铸成的虎形物,叫做“虎符”。     

宋代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及其行政组织

宋代存在着各种准政区。其中对于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以发运使、总领、提举茶马、提点坑冶所管辖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以发运使等为长官的准行政组织,受中央政府委托,在各自辖区内履行财政职能,并且围绕各自的职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地方行政事务。它们对本政区内的州、县,甚至路一级的官员存在着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使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事务的监察与管理进一步加强;但是它们的权力扩张受到中央政府的抑制,最终未能成为正式的行政组织,使宋代地方行政体系运作迟缓的发展趋势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曹操霸府述论

汉末建安年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建立起霸府统治,并由这种统治逐步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曹操霸府的组织系统通常由两三个部分构成,其分支机构亦不局限于一个处所;霸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发挥,则采取了一套军政合一、灵活处理的办法。曹操对霸府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运作,同他对待皇权的态度是表里一致的;他未能废汉自立的根本原因,是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而不是司马光所说“畏名义而自抑”。曹操开创的霸府政治模式,有着自身的政治内涵和行政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略论元朝的统治政策对中国民族发展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变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历史朝代。元朝所推行的行省制度、驿传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统治政策不仅将全国所有地区置于统一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还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并对后世中国行政区划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迁,以及民族地区统治制度和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南阳汉墓中的“胡人”形象文物

河南南阳地处中原,数年间出土的汉画像砖石和陶俑中有大量的胡人形象,有歌舞者、射猎者、为奴为俾者,或站或跪或骑,姿态各异。这些胡人的形象出现在汉代的中原地区,反映了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文化交流。     

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本文论述了汉代经营西南边疆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汉代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以其故俗治”的政策,适应中央集权制统治的需要,符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有利于汉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和西南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汉代边疆战略重点始终在北方和西北,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规模和力度仍然是很有限的,边远山区尤其如此。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汉代古文经籍流传考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是汉代古文经籍流传三个重要环节,三者关系不明,汉代古文经籍流传和学术不明。河间王国学举六艺,二十六年间,学者云集,天下古文尽在河间。孔安国亦游学献书河间,是析清古文经籍流传的关键。孔安国与河间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河间在中央极大压力下,部分古文珍本由安国收藏,后由安国家人献于朝廷充入秘府,遂为中秘古文。     

汉代黄河流域麦作发展的环境因素与技术影响

汉代冬小麦的推广与普及,具有自东向西的时空特点。麦作发展是区域自然环境与技术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条件是影响汉代黄河流域冬麦普及过程的基本因素。不论是黄河下游地区冬麦种植的较早普及还是关中地区冬麦推广的迟滞,均首先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在黄河下游地区,人们利用冬麦的生长特性趋利避害,减少和防止河汛水患的影响,保障粮食生产,麦子得以广泛种植。在关中地区,干旱的困扰一度制约了冬麦的推广和普及。在自然因素推动下的汉代麦作推广与普及,促进了黄河流域抗旱耕作及粮食加工技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公安部队组建初期组织体系和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49—1952年)

公安部队是武警部队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政权,在中央军委和公安部的领导下,逐步把地域性的公安武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公安任务的部队正式改编成“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在军委公安司令部成立后,公安部队又进行了整编,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和地方公安部队,逐渐接替全国内卫任务。随着边防公安组织和边防武装的建立,全国公安部队初步形成了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的体制。为统一对国家内卫、边防斗争的领导,加强公安部队的建设,1952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全部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内卫、边防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

清朝非常重视云南绿营兵的布设 ,云南绿营兵不但使清朝二度战胜了各种反清力量 ,实现了对云南的控制 ,而且还将统治范围推向边疆和山区 ,将各少数民族纳入直接统治的范围。清朝以绿营兵在云南近边地区构筑了一条漫长而严密的军事布防带 ,对巩固在云南的统治及西南边疆的稳固具有积极作用。     

启心郎与清初政治

启心郎是清初特有的官制,最早设于天聪年间,而其思想根源则来自努尔哈赤时期。至康熙时期,启心郎这一官职被废止。虽然其存在的时间仅四十多年,但它却反映出清初皇权与诸贝勒之间、满洲与汉军之间的尖锐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