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范式的演变

西方史学近几十年的变化可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为集中表现,因为年鉴学派“已经取代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地位,而且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中心锻炉”。西方史学的发展和进步由于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很难用某一种范式来归全,但人们至少承认“年鉴学派是新史学中最有影响、因而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此,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条件     

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

战后率先在美国兴起的环境史．与法国年鉴学派既有亲缘关系,又存在不少差异。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在于,它重视自然地理等结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它提出了总体史观念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它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但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不仅在产生背景、研究重点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剐,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环境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生态的变化,而年鉴学派则强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决定性和自然因素的稳定性,此外,环境史学具有比年鉴学派强烈得多的文化批判意识。     

论年鉴学派史学理论对中学历史教育的启示

年鉴学派作为20世纪著名的史学流派,把史学研究的新概念引入历史研究领域,构成了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本质特征——总体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中所倡导的问题史学和由古知今、由今知古的治史方法,可以为历史教育学提供更多更科学的依据,历史教育是什么?怎样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教育的功能又是什么?通过研究年鉴学派史学思想,让我们对这些问题研究在角度和深度上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透析

“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透析赵建群一研究历史首要的一点是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这既是史学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同时也是一个至今仍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在批判传统史学的过程中，基于他所生活时代的认知水平，曾提出一个全然...     

法国年鉴学派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

法国年鉴学派自20世纪初逐步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此学派一反19世纪的史学传统,以崭新的整体史观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给20世纪的西方史学以新鲜的空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其新颖的史学理论和不断变革的研究方法,确立了其在西方史学乃至世界史学的崇高地位。同时,不可否认其自身也有着一定的缺陷。     

试论专业志与新史学的关系——以广播电视志为例

从表面上看,广播电视志与当前史学研究中最热闹的新史学、年鉴学派和区域社会生活史有若干相似之处。事实上,虽然广播电视志表面上是反映微观、“下面”、地方的社会史,但仍逃脱不开作为宏观、“上面”、国家的政治史性质。广播电视志本身不是新史学或社会生活史,对广播电视志的研究和评价应该还原到其所在时代、地域的社会状况中去。     

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

“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历史“人性化”——德国传统学院历史科学的新视角

在世界历史科学领域中,大师朗克创立的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一百多年来,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始终稳重地固守着实证主义史学的传统,在政治的视角下对制度史进行研究。尽管以法国年鉴学派为首的新史学一再冲击着西方史学传统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亨利·皮朗与法国年鉴学派

学派更替是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学脉传承则是考察学术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法国年鉴学派独领风骚几达半个世纪,但它的产生也具有相当悠远与相当深厚的学术背景。亨利·皮朗,不仅以其博大精深的史学思想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20世纪上半叶法语世界史学大师之一,而且还同年鉴学派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既可丰富、加深对年鉴学派的总体认识,也可使我们对皮朗及其学说的影响、地位有更切实的了解和全面的认识。     

近五十年来有关洪秀全的心态史学研究综述

本文所指心态史学,系指广义的心态史学,涵盖了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和心态史学（history of mentality）两个概念,前者起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盛行于美国;后者起自法国年鉴学派对社会一文化史进行的研究,勃兴于法国。中国学术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绝大多数侧重于传统史学研究。但由于研究的详尽程度较高,史料繁多。     

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

本文对西方新兴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进行评介。首先分析该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以及对于传统史学的扬弃;其次概括了日常生活史学的特点,诸如研究范围微观化、重建全面史的目标和“目光向下”的方法、“他者”立场的解释,等等;再次对专门研究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的该学派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进行简略的介绍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得失进行总结。     

法国心态史学述评

以勒高夫等人为领衔人物的法国“新史学”(亦称年鉴学派第三代),在当代西方史学中占据着最为引人瞩目的位置。纵观这一史学流派,尤其是这一史学创新运动的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法国“新史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显赫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     

《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

我想就现今史学领域三个方面的问题试谈一下看法。首先是《年鉴》运动的问题,我觉得与其叫《年鉴》学派不如称《年鉴》运动,因为我相信并不曾有过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派,只是在《年鉴》周围形成了一个运动。其次是整个西方史学界面临的种种问题,本人用回归一词加以概括。再次,我就见闻所及说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先前占统治地位的某些国家的史学领域目前的问题。这些国家首先是俄罗斯,1989年我去过两次,今年两个月以前又再度前往,还有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和西班牙。从《年鉴》说起吧,它的问题首先…     

记忆史与心态史

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的七卷本巨著《记忆的场所》的出版,②标志着史学领域中记忆研究的开始。近年来,记忆史不仅涵盖了众多传统的史学研究领域,对文化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产生了全新的影响,而且超出了法国范围,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史学现象,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就其实践而言,记忆史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     

浅析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及其意义

本文通过年鉴学派总体史观、跨学科研究等理论和方法的探讨,重点分析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如何对前者进行继承和创新,并阐述该理论对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重要影响和对我国史学的借鉴意义。     

两部史学理论新作出版

最近,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两部史学理论著作,一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著的《影视史学》,另一是他与陈新博士合著的《年鉴学派》。影视史学是西方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最初形成于８０年代初的美国。１９８８年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首先使用了“影视...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

马克·布洛赫是我国学术界熟悉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家 ,他的《法国农村史》等重要著作早已被译介给我国读者。现在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封建社会》中译本 ,可以使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布洛赫的史学思想。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布洛赫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封建社会》以“总体史观”为指导 ,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比较研究等诸多研究方法 ,对西欧封建社会做了超迈前人的研究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研究方法被年鉴学派的几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对国际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 ,《封建社会》一直在推动着国际学术界对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为了使我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封建社会》这一史学名著 ,我们邀请几位学者从相关角度笔谈该著作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希望这一著作的出版和笔谈有助于我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需要向读者特别说明的是 ,学术界对封建社会的有关术语的翻译在习惯上有所不同。如 ,在现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中 ,“封土制”一般译作“采邑制” ,“封君封臣关系”译作“附庸制”或“附庸关系” ,“封主”译作“领主” ,“封臣”译作“附庸”。这些不同译法属于约定俗成 ,并     

从排斥政治到兼容政治——评《中国政治通史》

谈到20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人们都会毫无例外地注意到这一事实：政治史的中心地位业已动摇,被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史、社会史、化史所淹没。传统史学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政治活动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它大量依赖书档案为史料,这也将其研究对象固定在政治方面。但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年鉴学派的崛起,传统史学的政治史模式被颠覆了,社会经济史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形态。社会史被定义为去掉了政治的历史,可见政治史地位的衰落和遭受排斥的程度。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