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扬州的道教

早在东汉末年,扬州地区即有道教活动,据《女仙传》载:东陵圣母,广陵海陵(今江苏泰州,属扬州市)人.嫁杜氏,从刘纲(汉末道士)学道.杜不信道,常怒之.圣母治病救人,常离家他往,杜愈怒,诉于官,云其妻奸妖,不理家务;官捕入狱.顷之,已从狱窗中飞去,人望见之,转高入云中,唯留所着履一双于窗下,于是远近为之立庙奉祀.     

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

扬州自隋代开凿大运河以后,成为全国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唐代有"扬(州)一益(州)二"之称,以经济繁华和文化发达著名于世。这从扬州出土了许多造型优美、纹饰精致的唐代铜镜这个侧面,就可得到很好的证实。扬州铸造铜镜颇有盛名。在文献中,记载与扬州铸作铜镜有关的事例很多。《河洛记》中载:"隋焬帝喜奢侈,幸江都,王世充献铜镜屏,帝甚喜,擢江都通守。"这     

唐代扬州铸镜考实

扬州是隋唐铜镜的重要产地。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这一时期涉及扬州铸镜的相关文献,并结合考古发现中若干可能与扬州有关的铜镜实物,初步探讨了隋唐时期扬州铸镜业的兴起,上贡的不同形式及过程,铸镜的特征以及铸镜业的性质等问题。     

唐代扬州手工业与出土文物

唐代扬州(广陵郡)手工业的兴盛,主要靠工匠们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同时也存在着几种有利因素: (一)扬州"土甚平旷",宜于农业。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逐渐成为富饶之区。唐代的扬州,水利事业发展,农业生产上升。"维扬右都,东南奧壤"。唐代扬州七县(江都、江阳、六合、海陵、     

扬州出土的唐代石造像

日本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中记载,唐天宝二年(843年)鉴真首次从扬州东渡日本,同行者中就有"玉作人、画师、彫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鐫碑"等艺术匠师,证明了当时扬州艺术人才很多,他们创     

唐代扬州城区的规模

<正> 唐代扬州是淮南道的首府,从高祖武德九年(626)改邗州为扬州后,扬州成为大都督府所在地。当时扬州领江都、六合、海陵(五代于此置泰州)、高邮等四县,这四县只有二五三千一百     

江苏扬州出土的唐代陶瓷

近二十几年来,在扬州市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其数量之多,品类之丰富,色彩之绚丽,在我国东南地区是少见的。这为研究唐代陶瓷,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现对有关的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如下。     

扬州师范学院唐代佛寺遗址初探

一九七六年夏,笔者曾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共赴扬州参观古建及园林。当时承扬州市博物馆和扬州师范学院等有关同志介绍,得知在师院发现出土唐代文物之建筑遗址二处。由于我们正好住宿在该校,得以就便进行实地观察与调查。 扬州师范学院地处扬州市西北,瘦西湖之南侧。依历史文献及现存城垣遗址考证,其所在适位于唐扬州放城之西南郊。一九七五年秋,师院在修建人防工程时,发现了二处估计是属于唐代的建筑遗址。一处在校址内之东北隅,除掘得若干夯土墓址外,出土的有条砖、莲纹及兽面纹瓦当与脊饰残片、残石佛像及刻有唐咸通十四年(873)铭记之石经幢身一段,估计是一处佛寺的遗址。另一处在其西南,出土有大量牛骨料、铁工具及骨簪等雕制品,大概是一座手工业作坊的残址,但未见任何较具体的建筑遗迹。     

扬州出土唐代长沙窑集萃

正唐代长沙窑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沙窑产品与素雅的青瓷和洁净的白瓷不同,它以彩瓷最为突出,尤其是以色彩丰富的彩釉、纹样精美的模印贴花和绚丽多姿的彩绘等装饰,让人目不暇接,深受海内外市场的喜爱。因此,在唐代晚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长沙窑彩瓷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成为我国对外输出的     

"绿杨城郭是扬州"--清初扬州红桥成名散论

董以宁是康熙（１６６１－１７２２）时期到过扬州的诗人及作家,他曾对一个地方通过名人而获得知名度有过评论：＂山川得名,多因人杰。未有苏公之游,赤壁一顽石也。苏公既游之,虽荒台残树,赤壁一名山也。＂①游览赤壁时,董以宁朝拜苏轼像,并口诵刻在崖上的苏轼诗篇。他甚至特意将自己的这次出游安排在苏轼的名篇《赤壁赋》所写的季节。显然,正由于苏轼来过此地,并且由于他的文学创作,使得赤壁对于董以宁来说,有着重要意义。正如Ｃｒａｉｇ　Ｃｌｕｎａｓ　所提出的,一处园林的名声并不从它＂自身的景致＂中来,而是从它所具有的…     

《唐刘献墓志铭》初释

业师孙继民先生藏有《唐刘献墓志铭》拓片一件,系先生于1998年购于石家庄化市场。卖主言此拓片为其前代收藏品。墓志原件的出土及流传情况不详,据志中所说的墓主“终于恒府私第”及所葬之地“府城东北七里尚德之原”、“恒山之右,滹沱之北”,可以推断,其应出土于今河北正定一带。     

试谈唐镜与唐代道教

唐代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唐镜造型新颖多变,纹饰丰富清新,工艺精湛娴熟,展现出富丽堂皇、绚烂多姿的风采。本文在这里主要着眼于唐镜群中的一个特殊部分,通过研究其纹饰,探讨唐镜与唐代道教的关系。一道教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渊源。唐代建立之初,统治者们便利用道教来制造皇权神授的舆论,编造“李氏”为太上老君的子孙,使人们相信其“真命天子”的身份。高祖李渊曾亲自“释奠于国学,召名儒、僧、道论义”。①唐太宗自称老子李氏后裔,肯定道、儒、释,以道为首。高宗李治“谒老君庙,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②在各地修建玄元皇帝…     

唐代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遣唐生”与唐文化的传播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是举世瞩目的封建王朝。唐代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以及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亚洲邻国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竞相派遣遣唐生前来学习。本文从唐代周边国家和地区派遣遣唐生的规模、遣唐生教育形式、体制等方面,探讨唐代遣唐生教育发达的原因,研究遣唐生教育在唐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辽代部族制度初探

辽代部族制度,是建国前契丹部族制度的保留与发展。它借用了建国前契丹部族组织的外壳,但在其内部,已发生质的变化。部民从隶属于建国前的部落联盟组织,变为隶属于国家的属民,各部有固定的居住地,而国家正是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公共权力的设立,也逐渐剥夺部民在军事民主制下曾享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力,国家的常备军与国家官吏取代了原来建国前部族组织自愿出兵征战与联盟首领的世选制。辽代部族组织与辽朝相始终,它在辽代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山东地区商代腰坑墓葬俗探讨

在中国,腰坑葬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屈家岭文化,商代中期,在中原开始盛行.而在山东地区此时才开始出现,故腰坑墓的数量较少,商代晚期时才开始流行,腰坑墓的数量逐渐增多.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原基本消失的腰坑葬俗,在山东却呈现出盛行的趋势.分布区域也几乎遍及今山东全省.这是与商文化在山东地区的传播紧密相联的.     

唐阿史那忠镇墓石试释

1972年发现的唐阿史那忠镇墓石与其他唐墓出土的镇墓石上的文字内容有较大的差异。目前,学界对于该石上的文字内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本文利用《大汉原陵秘葬经》和《地理新书》两部传世史料对阿史那忠镇墓石上的文字做进一步地释读,进而分析阿史那忠镇墓石上所反映的丧葬习俗。     

唐代扬州坊市制度及其嬗变

本文详细解析了唐代扬州的坊市制度,并进一步探讨了坊市布局的突破对于城市布局和工商布局的影响,指出唐代扬州坊市为宋以后开放式的街巷体制开了先河。     

瓜洲王氏:唐代扬州第一望族

<正>扬州王氏是中唐崛起的文化世家,堪称唐代扬州第一望族。尽管扬州人对唐代王播的名字比较熟悉,对"饭后钟""碧纱笼"典故耳熟能详。但对唐代的这个王氏家族则了解不多,尤其对这个家族"一门四进士两宰相"更是知之甚少。王播同其弟王炎、王起皆为进士,侄子王铎也是进士。《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一书收录的唐代扬州进士仅九人,王氏兄弟独占其四。"一门两宰相"也殊为不易,王播和其侄王铎,都曾两度出任唐朝宰相,在扬州历史上尚无先例。王播居官10年,历经唐穆宗、唐敬     

浅论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景教作为基督教的的分支,真实面貌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所知。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各种问题,造成相当长一段时间唐代景教文献"出土在国内、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因此,中国的语言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对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特别是抓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新近出土的契机,取得景教研究的中心地位。     

试论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

本文采用考古学方法,从青铜器、陶器、漆器、葬俗等方面,探讨了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认为以楚式青铜器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为主,楚式漆器次之,陶器的影响微弱。楚国的部分葬俗也被蜀人所借鉴。秦灭蜀以前,在当时各列国中,楚文化对晚期蜀文化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