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与西班牙民族问题治理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多民族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协调族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已为不少国家所采用.西班牙王国政府通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缓解了国内民族关系的紧张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和解.然而,近年来西班牙国内民族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公投"、民族地区自治条例的修订争议等都对西班牙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造成了一定的挑战,亟需西班牙中央政府尽快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革新,更有效因应当地少数民族的自治诉求.本文首先对西班牙国内民族、民族问题进行了简要梳理,对于巴斯克问题与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进行了重点解读,其次是从宪政角度深度分析了西班牙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而探讨民族区域自治在西班牙国内民族问题治理中的功能与困境,最后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论民族地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问题

当前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民族地区与全国发达省区一样,也是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民族地区经济过渡包括:发展和改革双重模式的过渡,即经济发展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也就是二元经济结构模式的转换;经济运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即新旧双轨体制模式的变革.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是民族地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之间的矛盾是过渡时期民族地区的基本矛盾.抓住这一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我们就找到了民族地区发展和改革陷入“放—乱—统—死—放”怪圈循环的根本症结,就找到了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就明确了现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主题,这就是努力促进二元结构转换与双轨体制变革的协调配套,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和市场化.     

新中国60年国家财政收支变化

60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基本上步调一致,规模由少到多不断壮大,呈现直线上升的发展趋势。财政的实力不仅越来越强,支出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收支结构不断优化,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财政的特点,体现了财政转型的发展轨迹。财政支出制度不断改革完善,促进了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和预算公正、公开、细化、透明,以及经济分析与决策的科学化。     

清代茶马贸易制度及其对汉藏关系的影响

清代茶马贸易作为汉藏民族经济交流的主要手段,存在官营与民营两种基本形式.在官营与民营的博弈中,民营贸易成分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迫使清朝不得不对茶马贸易制度进行改革,实现了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因而,清代茶马贸易制度虽然在历史的纵向比较中,促进了汉藏民族经济交流,看似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由于清朝政府总体制度框架的约束与具体民族政策的影响,终究还是未能满足汉藏民族经济交流的基本要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汉藏民族交流.     

我国民族地区和谐发展中的经济法律保障——以民族性为视角的经济法律制度求证

发展经济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手段之一,也是解决民族地区现实问题的根本手段之一。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要从构建和谐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入手,研究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善基本的法律制度,营造有利于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执法环境,追求好的执法效果,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在内蒙古东部施行的特别行政制度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地统治,加强对东北民族的控制,始终是颇费心计的.在"民族协和"的口号下,日伪当局对伪满洲国西部边境地区即内蒙古东部蒙人居住的地区,废除清朝以来世袭的王公札萨克制度,同时又考虑到清及民国以来的对蒙政策,采取有别于伪满洲国其它地区的地方统治政策而实施特别行政,逐步将这一地区纳入到日伪的统一行政隶属之下.其中旗参事官制度、县旗复合行政制度在其特殊行政制度中具有特点.日伪当局推行特别行政制度的实质就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其在蒙古族居住地区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论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

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其自身的特点。土司制度的推行,成为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有利条件,它使长期游离于多民族大家庭之外,身处"化外"之区的民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内,进入到多民族大家庭之中。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实质则是这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与这一进程同步的是土司地区的进步与发展。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认同;认同的方式是中央王朝与土司地区的双向选择,互相认同;认同的过程是渐进式的,从自在到自觉,从模糊到清晰。土司制度推行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财”下庙堂,“项”上瑶山——基于连南瑶族自治县财政的民族地区项目制研究

本文通过对连南瑶族自治县的财政情况的调查与检视,阐述了民族地区财政来源与结构的特殊性,说明了项目制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手段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对民族地区发展的影响和特殊作用;同时,从政府博弈的角度分析了项目制产生的原因与效用,为研究民族地区财政问题的路径做了新的探索。     

试论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本文认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牢固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以及现实需要,而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了民族地区内部社会、自然等众多方面因素的和谐,也包括了民族地区和国家、我国其他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关系的和谐。由于我国民族地区分布广泛,且各具不同的特点,因而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难以用一种或几种发展模式去进行规范,但应该注重以下几个问题:既要重视民族地区不同于其他地区特殊的多民族分布的特点,同时也不能够过于强调民族地区的民族特点;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来保障,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无从谈起;干部队伍建设是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只有提高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政能力才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经济的发展是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但仅仅依靠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带来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需要其他因素的积极配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对于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兴边富民行动"中的民族关系

"兴边富民行动"是一项有着多项政治、经济、社会目标的行动,也是一项有利于边疆民族关系和谐和边疆安全的国家行动. "兴边富民行动"直接关系到在兴边、固边过程中,不断协调民族关系,推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实现.自2000年全面开展"兴边富民行动"以来,这一行动在覆盖面、投入量和社会影响方面都有了重大进展,取得了良好成效,提高了边境民族地区加快与全国同步发展的速度,成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旨在讨论"兴边富民行动"中的民族关系,并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竞争力问题探析

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仍在继续扩大。本文在对两地区经济增长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造成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复杂因素,但制度性因素在其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因而,必须着力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政府竞争力。     

民族地区政区调整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路径--以20世纪50年代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设置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民族为名称的各层级自治区非均衡地建立,致使政府在已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与尚未建立区域自治的民族地区执行经济政策时出现偏差,经济政策偏差产生的优惠差异引发了都安瑶族群众谋求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为了解决瑶族谋求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在采取经济政策调整和相应政治措施调整无果之后,为配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落实,政府继而采取政区调整的方式,通过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的探索,最大限度地将瑶族纳入瑶族自治县内。最终,通过政区调整满足了少数民族对民族区域自治的需求,实现了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和解与社会稳定。     

着眼于时代要求大力加强民族地区党的建设

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把党的建设的统一性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党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中的正确领导,不断开创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对于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青海民族地区政治认同的变迁与启示

考查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政治认同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地区政治认同度在各个时期的变化轨迹,在此探析基础上提炼梳理70年民族地区增强政治认同的经验与启示,由此提出,应当从明确政治认同的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发展民族经济、强化执政的价值追求、制度运作、增强民族工作成效、整合党的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疏解,进而提升民族地区对党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度。     

“入世”与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

章通过对不同时期政府经济行为的分析,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政府行为将面临新的挑战,而人才的缺失和人力资源素质的低下将使这个挑战变得更为严峻,对民族地区的政府来说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如何促进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就成为民族地区政府迎接挑战的主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演进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演进大致分为:体制变迁带动、项目开发推进、八七扶贫攻坚、重点扶持特困地区和脱贫攻坚决胜五个阶段。其特点表现在政策的演进始终与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政策的选择凸显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差异性,差别化政策展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政策的发展趋向全方位、多维度的格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演进启示我们,必须始终从战略高度认识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意义,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思路,贯彻外部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     

1980～20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回顾与前瞻--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

按照"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我国已经实现了前两步,进入21世纪开始走第三步,2001～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规划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为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型经济;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推进制度创新.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交: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还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和健全.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2020年以后,中国将按照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地从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     

基于腾讯位置数据的中国城市居民航空出行时空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航空出行成为居民出行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城市格局。本文基于2019年4月28日—5月10日国内215个机场的腾讯定位请求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居民在工作日和五一假日两个场景下的航空出行时空特征,进而探究其与城市格局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居民航空出行在空间上,总体呈现东部沿海高于内陆地区,且中部地区相对较低的特点;②在时间上,多集中在工作日,且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更偏向“工作日优势型”,而中部地区及西南部地区的非区域中心城市更偏向“假日优势型”,并呈现以24小时为周期的下降、上升和波动的日变化,与工作日相比,五一假日提前2小时进入波动期,且居民假日航班时间选择更偏向在下午3点和晚上8点前后;③在工作日和假日两类场景下,所呈现的聚类等级分化与其所在城市规模之间关联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城市金字塔的规模等级分布特征。     

“十二五”期间促进辽宁省民族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思考

本文通过回顾2001-2010十年间辽宁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就,分析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民族学的发展观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为切入点,探讨辽宁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特色经济与市场制度保障体系的建立等问题,对实现《辽宁省民族地区发展＂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方式与途径做粗浅的探讨。     

“借口”:中国城市资本高度集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现象,本文从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出发,发现中国城市存在着高度积累,特别是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持续投资增长的现象,在分析投资、投资效率与大型事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官员晋升竞标赛和财政分权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制度机会主义行为假设,认为大型事件不过是政府构建的一个有利于在城市体系下,通过打破传统的政府预算约束,实现资本高度集中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机会主义行为。"借口"模式旨在揭示大型事件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激励,并以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为例,按政府构建—突破约束—官员晋升的结构,分析了广州市政府构建全社会共识,举办亚运会带来巨额投资促进城市发展实现政治与经济激励的事实,为"借口"模式提供了实证的案例。最后,对"借口"模式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