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放妻书”词语考释

敦煌"放妻书"是指敦煌卷子中的汉文离婚契约文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敦煌地区的离婚状况。文书是用当时口语书写而成,所用词语或少见于传世文献中,或"字面普通而义别"。现撷取"点眼"、"藂遂"、"互角"、"喜面"、"上对"、"团会"六词进行考释,以补阙如。     

“三危”、“瓜州”、“敦煌”辨

先秦古籍中提到之"三危山"实际并非今敦煌地区之三危山,原因在于迟至汉武帝时中原王朝才领有敦煌之地,以古籍中之"三危山"附会敦煌地区三座高耸的山峰。东汉杜林认为《左传》中"瓜州"为今敦煌地区,此说长久盛行,正史多加采信;其实今之瓜州上古史与《左传》所言"瓜州"无关,是汉人"政治需要"及"自矜乡土"而附会之结果。"敦煌"地名在汉建敦煌郡之前已经存在,实为《山海经》中之"敦薨","敦薨"地名属月氏语,张骞因"薨"字不吉而改。     

精心打造敦煌文博会平台 促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互鉴

正习近平主席在给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贺信中强调,世界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重要论述对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文化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首届文博会"开门红"的基础上如何精心谋划、精准发力、持续办好每一届敦煌文博盛会;如何乘文博会的东风,加大其辐射外溢效     

地名文化中的哈尔滨(上)

文章首先通过史料叙述了哈尔滨满语地名的含义,集中叙述了哈尔滨别称的文化魅力,即冰城的冰雪文化魅力,"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俄侨文化的魅力,"音乐之城"音乐文化魅力。其中俄侨文化对哈尔滨的影响,除了建筑文化、习俗文化的影响以外,主要是在地名文化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地名特点有四,一是以俄国名人或侨民间有"威望"人员的名字命名的街路;二是以俄国地名或其他国家名称命名的街路;三是以行业或居住者身份而命名的街路;四是以自景观特征而命名的街路。文章第三部分为哈尔滨红色地名的历史记忆;最后一部分是地名文化的历史教训,即要记住地名文化的根,已经形成的历史地名不可随意更改。     

先秦“异地同名”现象与地名流动的初步考察

"异地同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地点之间地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这种现象在先秦时期非常普遍,其成因也具有多元性。具体而言,除地名用字的偶合外,地名的通名属性、时人的表述习惯及更改地名的构词形式,都有可能导致地名重名问题。此外,古代族群的迁徙活动通常也是造成"异地同名"的重要因素,其具体机制即表现为"地随族迁"。战国中后期至秦汉时期,地名已经成为国家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沿革与演变基本是在政治因素主导下完成的。尽管这一阶段地名的空间流动依然存在,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张而向外迁移,上述现象当与中央集权王朝推行"大一统"举措密不可分。     

读《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札记二则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是唐代地理总志,敦煌石室存残卷。《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对敦煌本《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作了精辟论述。《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对《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论述有误,必须加以辨析。     

盛会何以永久落户敦煌

正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永久落户敦煌,是因为敦煌以及在这块土地上融合生长的历史文化,集中展示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首先,敦煌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是由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南有巍峨祁连,北有浩瀚戈壁。东连关陇,西通新疆和中亚,南北与蒙藏地区相呼应,是中西交通的必经之路,是河西与西域的连接枢纽。辽阔     

鸟瞰敦煌大漠沧桑 沧海雅丹驼铃声声

正随着"一带一路"话题的升温,让丝绸之路古道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汉代的敦煌是东西方交汇之处,敦煌古属瓜州,是汉代玉门关和阳关的所在,古人叹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当飞机飞过了陕西,舷窗外的景色变得通透起来,没有了雾霾,苍茫大地一览无余。不管是黄土高原的沟壑万千,还是祁连皑皑白雪,云遮雾绕,都是自然无穷造化之功,虽然这条航道飞过多次,不过我始终意犹未尽,看着熟悉的地名     

"番禺"地名含义蠡测

正地名的含义,往往与其历史背景有关,就广州而言,本地的"楚庭"、"羊城"等地名,都值得注意。而本文则拟就"番禺"地名之含义,略做分析。"番禺"一词,在早期文献中已经出现,用法之一为人名。如《山海经·海内经》之记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更为常见的用法,则是用为地名。如《淮南子·人间训》有秦军南下,而"一军处番禺之都"的记载。《史记》则有"南海(郡)僻     

舜为“东夷人”考

朱玲玲《舜为"东夷人"考》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诸冯的冯字是轻读语尾音字,在文字记录时是可省去的,不省作"诸冯",省则作"诸",诸冯即诸。从相关文献看,诸冯、诸、诸城三名一地,其名称具有清楚的演绎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虽称舜为"冀州之人",但同时所提及的其他地名中有些还是属于"东夷"地区的范围,而山东地区也有济南和菏泽两处历山,与文献中的地名相合。作者认为孟子记载早于司马迁,孟子又是东夷之人,对于当地的历史比较了解,其记载更加可信。而山东地区高度发达的陶器,也可以与《韩非子.难一》记载"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的记载相联系,从考古方面提供一个旁证。研究五帝时代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名的研究。关于古人生地问题,学者常沿用地名讨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利用地名确定古人的活动范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值得的注意的问题是,汉语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发音很少,通观今、古文字典,也不过几百个音节,语音变化不多,而同音现象严重;二是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尤其是古代,多用字而非词叙述,这也造成同音现象增加;三是汉语记录方式,古代文字在记录中时常用假借等方式,导致古代一字多用或多事用一字的情况。所以古代地名相重的...     

"南京路"史话

道路是城市有机体的血脉网络,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中国的道路命名中,通常是以人名、地名或历史事件为主,以地名命名方式为多数.以山川大河、省市县乡命名的道路比比皆是,遍布全国城镇乡野.然而有这样一条路,在全国很多大中城市都能找到,甚至在海外也有其名,尽管景致各异、长短不一,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京路".     

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涉及的相关问题

本文就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中涉及到的玉门置、甘露二年将军起居簿、边塞挈令、举书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证实了玉门置的存在,补证了悬泉汉简中所记敦煌有九置而"总数缺一"之记录;甘露二年将军起居簿则是反应破羌将军辛武贤在敦煌玉门关一带活动时的重要证据;边塞挈令第六是为处理北方边塞上一些与军事相关的具体问题而使用的袖珍版的资料汇编;举书举荐的是一个名叫江君的张掖农都尉被举荐为礼乐长的事情.这些内容都是以前敦煌简牍中没出现的问题,对于填补敦煌汉代历史的空白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银行民国七年版“上海等处地名国币券”及其券版初探

正中国银行民国七年(1918年)版"上海等处地名国币券",以下称"上海等处地名国币券"。这是人们既熟悉而又陌生的一种钞券。熟悉,是因为在钱币市场或相关图籍中常可见到该券(图);陌生,是因为该券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内情":如该券究竟有多少处地名(地名底纹)、有的地名为何在中行编印的资料中被"遗漏"、个别地名国币券为何未见发行;该券在美钞公司印制起于何时、止于何时,累计印数是多少;该券有几种地名国币券在第一次印制后、背面英文货币币种进行了修改,     

先秦时期的敦煌文化

<正>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敦煌一词之本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曰:"敦,大也。煌,盛也。"现代学者另作他解,或认为敦煌一词是月氏语"覩货罗""桃花石"的对音,或是《山海经》之"敦薨",或是古羌语"朵航"对音,或是古突厥语,不一而足。总之,大都认为,敦煌一词源于古代少数民族语言,而非汉语。这也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敦煌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地区。由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敦煌文化有着久     

来信选登

老地名是城市文化的"血脉"过去到一些地方旅游,看到一些老地名分外亲切。可是近来发现一些老地名纷纷在城市建设中,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旅游的味顿时减了不少。老地名是城市文化的"血脉",彰显一个地方无可比拟的丰厚"家底"。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大拆大建,老地名纷纷消失了。在城市地名的命名中出现了盲目崇洋和照搬外国文化模式的倾向,有的城市嫌老地名土气,与城市的高贵、洋气"不匹配",故要起一个所谓富丽堂皇的洋名;有的城市把公交站点、道路命名     

中国历史上的上中东南西北“六京”

<正>中国历史上,好多地名随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而变,而称"京"做都的地名更是复杂万端,现将其中以方位命名者归纳于此:上京:即上都,京都的通称。一是唐渤海国有五京,以王都忽汗城(故址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为上京龙泉府。公元698年渤海国建立,初以"旧     

百年来敦煌地理文献及历史地理的研究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近百年来敦煌地理文献及历史地理的研究状况,将其主要成果概括为九个方面:敦煌地理文书的整理研究、敦煌历代行政军事建置研究、瓜沙地区古城遗址的调查研究、汉唐军防设施的调查研究、瓜沙乃至河西古代开发研究、汉唐道路驿站的调查研究、瓜沙绿洲灌溉渠道水系的调查研究、汉唐绿洲变迁及沙漠化研究、瓜沙古地名和地名群落研究;并对其今后的发展作了若许构想。     

“伯或征邵”与晚商沚族——兼论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释中的辅助作用

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子卜辞,所记载的地名体系以两条交通路线为核心,第一条交通线中所涉及的商、■、卲、觞、剟和索诸地,基本属于商末征人方的经由地,可见花东卜辞所牵涉的地理范围是在今山东境内,其中自然包括"伯或征卲"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卲"。"伯或征卲"也即是武丁王卜辞中的"沚或征召",经考证可知,召地在今山东莱芜一带,而沚族则盘踞在鲁中柴汶与嬴汶之间,也即今泰安、新泰与莱芜交界地带。"沚或征召"事件,显然是武丁时期实施于东土的"以夷制夷"政策的一个折射。沚地范围的卡定,则为殷商早期■、土二方之乱的重新梳理与商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地理依据。武丁王卜辞地名系统、花东子卜辞地名系统及商末王卜辞地名系统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现象,此于晚商政治地理的勾画复原以及商代古史的重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卜辞地理的研究,亦有助于甲骨疑难文字的考释。     

新滩·新龙滩·兴隆滩——记清末三峡滑坡灾害后的一次地名与聚落演变

光绪二十二年农历八月,重庆口下游的云阳县境内的大帐子山附近发生了一次滑体高达4000多万立方米的特大滑坡,滑入江中的山石等堵塞江流,使这里形成了一个新的急流险潍。这里的地名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发展到最终定形的过程,也就是由"新滩"到"新龙滩"再到"兴隆滩"的地名蜕变。地名蜕变的起始阶段:因这里是新出现的滩而呼为"新滩",并与原归州地区的新滩区别开来。地名蜕变的第二阶段:在滑坡灾害之前,这里原是一个的平静的水湾,称为"龙中湾",因而在起始阶段的"新滩"一名的基础上蜕变为"新龙滩"。这一名称还与这里的一种大型洄游性鱼类——中华鲟有关。地名蜕变的第三阶段:滩险使得这里在冬季枯水位时很难通航。因拉纤、盘滩的需要,这里迅速出现了一个季节性的村庄,并快速发展成一个规模盛大的村镇。人口的聚集使得这里生意兴隆,地名再次在"新龙滩"的基础上由谐音而蜕变成"兴隆滩"。其聚落的空间分布最初仅在南岸,其后扩展为两岸均有,再之后规模进一步扩大。负责疏滩的西人泰勒,对这个聚落的观察与记述细致入微,涉及人口多少、年龄构成、职业构成、职能部门等,俨然一个丰富多彩的百态小社会。     

回归西北

沙漠绿洲敦煌行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也是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出入玉门关、阳关,往往都到莫高窟烧香看佛。敦煌古来就有许多别称,因为这里年降水量小,而蒸发里却很大,这种特殊的候条件使敦煌盛产西瓜、甜瓜、葡萄、杏等水果,所以敦煌有“瓜州”之称。而敦煌还有另一个古称叫作沙州,因为沙构成了这里特有的自然景观。鸣沙山和月牙泉鸣沙山和月牙泉是大自然的杰作。在敦煌城南5公里处由积沙形成了一条小小的山脉──鸣沙山。登上山巅,金黄色的沙村如波涛翻腾而不时,会听到阵阵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