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见证中华民国历史关键变局

正2006年以来,随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介石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蒋介石相关人物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宋美龄研究、陈诚研究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应该以蒋介石研究为主线,俾使整个中华民国史研究取得更多新成果。因此,除了依托《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及“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东北军与中原大战

本系利用台北“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阎锡山档案》和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责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等原始资料,来探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南京蒋介石(宁蒋)和太原净镑山(晋阎)对奉天张学良(奉张)所进行的拉拢活动与彼此角力情形。中除了说明宁蒋、晋阎与奉张的联络管道和游说方式外,并具体分析奉张何以由中立而决定入关助蒋。     

珍珠港事变前夜的中美交涉

美国长期大量向日本出售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助长其侵华实力。1939年7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建议美国采取办法,削弱日本的战斗力与经济力。同月,美国政府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对日实行经济制裁。1941年4月,日本向美国提出《日美谅解案》,企图通过谈判,减轻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压力。罗斯福为避免美国过早陷入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提出退让、妥协方案,企图在一定时间内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改变对日政策,愤而以"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相责,胡适、宋子文也积极与美方交涉,最终,美国对日政策由有限度的妥协恢复为全面强硬,美日谈判破裂。日本指责美国已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于12月初突袭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台湾蒋介石档案开放

蒋介石从大陆撤退之前,有计划地将以他为中心的档案搬到台湾。这一部分档案连同其在台湾期间积累起来的资料,共约5000卷,100万件,分装440箱,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蒋介石一生的公私事务。由于一度藏于台湾大溪地区,因此通称《大溪档案》。《大溪档案》原由台湾“总统府”机要室管理,长期处于密封状态,只有少数历史学家经过特批或其他途径利用过其中的少量资料。1995年3月移交“国史馆”,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据台湾报纸报道,“国史馆”副     

“满洲国”承认问题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一直设法迫使中国在事实上承认东北的傀儡政权,国民政府对此拒绝让步。《塘沽协定》的缔结,使伪满洲国和华北之间出现了所谓的缓冲区,国民政府极力淡化这一协定的政治性。山海关内外的通车、通邮谈判过程中,中日双方围绕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出现了尖锐对立,日方并未达到目的。1935年以后,日本还是不断提出承认伪满的议题。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又做出了让步,冻结东北问题：虽然不承认伪满,但也不谈收复东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开罗宣言》的发表。     

蒋介石父子招抚廖文毅始末(上)

正蒋介石主张中国统一,长期坚持反对台湾独立运动。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日军原参谋少佐中宫悟郎与牧泽义夫不甘心失败,即串联少数台湾人士,谋划台湾独立。1945年11月,蒋介石致电台湾行政公署主任陈仪,要他注意侨居台湾的日本人"策动台湾独立运动"的企图,指出其方式为"宣传中国政治腐败,使台民对祖国印象改观"[参见《蒋中正电陈仪》(1945年1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察哈尔抗战失败原因述论

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察哈尔利用刘桂堂、李守信、张海鹏等伪军侵占察东地区,扰乱地方治安,从而建立伪政权,进一步蚕食中国。面对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日本政府表示只要冯玉祥、方振武表示与日方合作,共同反蒋,日本就予以支持。然而,冯、方、吉等皆以民族大义为重,没有接受日方的条件。日本视多伦和"非武装区"为伪"满洲国"的安全屏障,故力图控制这些地区,决不允许蒋介石的政府军进入该地。在国民政府军事威慑下,冯玉祥、方振武等人也曾想谋求与日方缓和关系,以全力对付蒋介石。最终,冯玉祥无奈下野,方、吉的抗日讨贼军也在日蒋的联合剿杀下彻底失败。     

本刊追踪

正奥巴马:徒劳无益的表态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25日上午结束了对日本三天两夜的访问。在当天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中,美方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外界分析,奥巴马此举是为了换取日方在TPP谈判上的妥协,但奥巴马此访最终未能与日方就TPP问题达成一     

蒋介石一生到底留下多少遗嘱

<正>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临终未留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文书侍从(如秦孝仪)做任何书面遗嘱。他逝世后由台湾官方写了《总统蒋公遗嘱》,1975年4月6日刊载于台北《中央日报》。2007年12月,台湾记者访问曾长期服侍蒋介石与蒋经国的"两蒋贴身卫士"翁元。翁元说:蒋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的一则错误

藏于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原名“总统府机要室大溪档案”（即“大溪档案”）,包括了蒋介石在大陆与台湾时期的函电、文稿、照片等文件,隐藏着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秘密,备受学术界关注。1995年“蒋档”全部被移交至“国史馆”后逐步开放,已有许多学者查阅并在研究中加以引用。[第一段]     

全面抗战前红军改编谈判中的国共较量

中共是蒋介石的劲敌,也是西安事变善后的主要对象。蒋介石欲收服中共,中共要联蒋抗日。双方不同利益取向却有共同的抗日诉求。抗日促使双方和谈,以达成共识。红军安置问题是双方谈判的重中之重,以此为中心,国共展开较量,围绕红军防地、人数、编制和领导权等进行博弈。蒋介石极力压制中共要求,中共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未完全撤离西安,以及国内的抗日氛围,要求蒋介石满足红军改编条件。受国际博弈和国内政争影响,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时而妥协、时而强硬,中共有限度忍让同时对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让步,最终蒋氏不得不妥协,在人数和编制上满足中共要求,但蒋介石觊觎红军领导权并欲控制中共,加之掌控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导致红军改编未能实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有未下定抗战决心

直至近年,仍有人认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当时仍处于"动摇、妥协、退让"之中,甚至将冀察当局对日方的退让、妥协归罪于蒋氏.历史真相是: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定抗战决心,确定"不求战,必应战"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动员应战措施,督导冀察当局,警惕日方缓兵之计,积极对日应战.     

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

蒋介石还在华北事变之际,就估计到日军西进的主要目的,是合围苏联,以应对苏作战之需。因此,最初蒋对绥远防御问题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也不认为绥远有全面抵抗日本入侵之可能。随着德王越来越激烈地谋求分裂．加之意识到在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鲁不稳,蒋开始重视绥远问题,故自1936年5月下旬起。蒋即主动布置绥远抗战。7月间,阎锡山和傅作义却因伪蒙军的进犯频繁而频频告急。蒋因两广事变无力北顾,乃告诫阎、傅：此时惟有多置兵力于绥远前线,方有避战之可能。然而,当8月蒋得到消息称,日本军队将不会介入绥远冲突之后．其对绥远危机处置的态度明显改变。他的计划是．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结集所在地,出其不意猛力袭击,再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蒋介石的想法未能得到晋绥将领的支持,加之8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态度顿趋强硬,．军事上自不宜出着。因此他转而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加紧与日本驻华大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9—10月间中日南京谈判未能取得缓和的效果,蒋再度考虑在绥远展开攻势,并为此开始调动中央军。最终,傅作义积极支持了蒋的意见,阎锡山等也大体表示服从。11月中旬,傅作义率部取得了百灵庙大捷。蒋急于扩大战果,却遇到阎锡山等人的反对。正在讨论中,忽然传来日本关东军决心干预的公开声明。鉴于进攻时机已失,蒋遂顺水推舟,将绥远战事的决定权交予阎锡山,自己则去了西安。     

胡适给蒋介石祝寿惹风波

蒋介石70岁生日时别出心裁,搞了一个"婉拒祝寿贡献建议"的花招,要求台湾各界人士向他提建议。胡适应邀在美国赶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于1956年10月底发表在《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上,不承想引起了一场大风波,遭到蒋氏父子有组织地批判围剿,胡适还为此大病一场。其中经过请看《胡适给蒋介石祝寿惹风波》一文。     

争与让的变奏:民初昌黎事件之中日交涉

昌黎事件是指1913年9月11日京奉铁路昌黎车站日军驻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巡警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围绕责任问题展开反复的争辩和较量,最终彼此退让,以日方抚恤、道歉及惩兵的方式了结。这场中日之间的交涉,是在中日关系紧张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多层力量的交织博弈。中方因缺乏武力作外交支援,对日交涉在争与让之间变奏,最终未能使昌黎事件得到法律上的正当解决。日方则以武力威胁为辅对中方频施外交压力,在交涉中常居主动,最后虽做出让步,但免却了对凶手的法律追究,拒绝承担主要责任。昌黎事件实际上演变成中日双方争夺与退让变奏下的交涉事件,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强权政治时代,没有强大国力做依傍的外交话语是软弱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的第二阶段

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的第二阶段是在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谈判前夕,黑格访华,其名义上是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上的准备,实际上是以苏联的军事威胁来吓唬中方,迫使中方在《上海公报》台湾问题上让步,但中方不为所动。《上海公报》谈判第二阶段共进行了六次谈判,双方在台湾问题、"人民要革命"以及双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措辞上进行了争论。《上海公报》谈判最终取得了成功,其主要经验和启示是: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认识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美丽岛事件始末

从《自由中国》到“中坜事件”1950年代,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之后,先有吴国桢向蒋介石进言,实行“政党政治”,为蒋不容,1953年出走美国,次年与蒋反目,指责其独裁专制。后有雷震1960年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并在其主持的半月刊《自由中国》发表《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等七篇文章,主张反对党参与选举,制衡执政党。9月雷震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