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都论争”与北京城政治形象的衍化

在民国时期三次“国都论争”中,古都北京的政治形象成为首都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帝制刚被推翻的民国初年,北京虽在政治强力下被定为首都,却被时论普遍定性为“专制巢穴”。20世纪20年代,基于新的政治与社会局势,主张定都南京与北京的双方围绕北京“专制巢穴”形象的建构与消解展开激烈博弈,结果首都南移。抗战胜利前后,北京虽未迎回首都身份,但论争中曾经的建都劣势却被转化为优势,“历史名都”的正面形象基本取代了“专制巢穴”的负面定位。北京形象的衍化是政局、社会环境、个人思想诸要素叠加影响、演变的结果,是其作为千年古都的独特境遇。     

《野玫瑰》风波的再解读

<野玫瑰>是抗战中期西南联大教授陈铨的一个话剧作品,以美女、间谍、爱情、汉奸等元素反映沦陷区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复杂多面,搬上舞台后立即引起轰动,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嘉奖.然而在抗战中期国共冲突政治背景下,该剧的上演引发了国共两党在文化领域的一场激烈冲突,誉之者以为是现实主义杰作,贬之者斥之为是对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亵渎.本文依据可靠史料重新解读风波的来垄去脉,辨析争论双方在政治理论、文艺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取向,探讨争论背后的用意和故事.     

周恩来抗战初期在武汉的统战工作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国军民奋起抵抗。在全国人民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在平、津、沪、宁等地先后沦陷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国民政府事实上的首都和抗战指挥中心。     

明亡三百年纪念留给历史的思考──《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及其影响

1944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当时重庆的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忧国忧民,决计以纪念明朝覆灭,告诫国人以历史为鉴,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写下了震惊朝野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样一篇谈论历史的文章,不仅引发了当年重庆的轩然大波,更由于国共两党态度的迥然不同,留给了世人深刻的历史思考。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研究这篇文章,特别是由这篇文章引发的事件,仍是很有意义的。纪念明亡教训,《甲申三百年祭》问世1944年1月15日,重庆文化界一些朋友在郭沫若家集会,商量如何纪念甲申三百周年的事。第二天,在重…     

与三厅失之交臂的几位著名文化人

1938年的武汉,到处弥漫着强烈的抗战气息。各种政治力量的云集,更加重了“九省通衢”之地的特殊分量。4月1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负责抗战文化宣传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昙华林正式鸣锣亮相。从此,三厅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引领抗战文化潮流,书写了一段激情澎湃的历史。三厅厅长郭沫若在组建三厅时,广泛延揽人才,包括胡愈之、田汉、阳翰笙、郁达夫等众多文化名人均在其麾下,以致“名流内阁”被盛传一时。     

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

国共两党在有关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双方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而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托付无人,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直至抗战前夕,普通国民党员数量尚未恢复到清党前的规模,党员的地域分布与政权的地域基础不相吻合,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战前党员绝大多数出自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而是网罗社会各界原有的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考察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     

碧血川军:惨烈的滕县保卫战

正滕县保卫战是徐州会战中至关重要的一场战役。数千川军将士誓死守卫滕县,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滕县保卫战是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上唯一以少战多、以弱战强的战役,也是抗战史上悲壮的战役之一。这次战役,国共两党都给予了高度评价。1938年春,侵华日军矶谷、板垣两师团大举南犯,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准备与北犯的日军夹击徐州。矶谷师团沿津浦路南下,     

穿越时空的历史见证:江西抗日战争的文物印证

<正>一、江西抗日战争历史简述江西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共两党携手共同抵御日本侵略、领导全国民众同心抗战的一个真实写照。八年抗战中,江西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指引下,修筑工事,应召入伍,输送物资,支援前线、集结改编,打击日寇,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军攻陷上海、南京之后,企图沿长江两岸溯江而上,以达到攻占中部重要城市武汉、迫使中国     

抗战语境中舆论场域重组及其历史省思

<正>战争语境中传媒生态涉及报刊等传媒及政治舆论动员。战时军队与报刊实际上是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关系。枪杆子开疆辟土,而笔杆子往往就战争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进行道义上的呼应。战争的道义性常与传媒议程设置有内在联系;战争往往对报刊等传播格局的时空分布有影响,尤以抗战及其舆论场域重组为代表。一抗战背景下舆论场域重组就近代中国而言,战争构成的历史记忆可分为对内、对外两重,因战争形成的对外历史记忆所涉列强亦有所不同。若两次鸦片战争涉及英国、英法联军等,八国联军侵华涉及欧美世界列强。而抗战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习五一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联合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改造...     

民国县志中关于全面抗日战争的文本书写

1937—1945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在1937年之后民国所修县志中有不同程度的投射与反映。县志对抗战的快速接纳是志书详今略古传统特性的主动作为。县志抗战文本的书写,既体现事件本身的普遍性,更具有地域特殊性,某些书写的共性表现则是方志自身特性的自发展现。方志是官方政治意识表达的重要场域,但文本的生成无法完全排除书写者个人特点,因此从县志的字里行间不难觅见独立于政府观念的能动性。县志以小地方的视角诠释大社会,以具象化的抗战境遇补充抗战大历史的面向。全面抗战在县志中的呈现,一方面是对地域历史的记忆与再现,另一方面又彰显着县志的时代性。     

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将军胡兰畦

在中国近代史上,胡兰畦与国共两党许多名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一位传奇女性。茅盾小说《虹》中所描写的成都“五四”新女性“梅女士”,就是以胡兰畦为原型塑造的。胡兰畦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为高尔基守过灵,并在抗战期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来自莫斯科的“劝告”——1949年国共和谈内幕(之二)

国共两党从1936年开始秘密接触,1937年谈判合作,一直到整个抗战期间,实际上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谈判。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双方的谈判更是达到最高规格,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亲自出马,美国杜鲁门总统也派来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充任特使居间调处。国、共、美三方组成全套班子,整整搞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弄到1946年底还是以破裂告终。两党从1946年夏实际上就已经拉开架式大打起来,只打了一年,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已经十分接近了;打到1948年,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     

左舜生访问延安指名要见江青

1945年,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且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关头,第三党即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成员大多是社会各界的儒生、策士,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他们想通     

终极抢救与规范之作——评《烽火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

正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从赢得独立到走向复兴至关重要。抗战精神作为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呈现与最佳诠释,已经成为当代寻求民族共识、增进民族情感、凝聚民心不可替代的历史资源。在此背景下,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中,表现持久活跃并产生重大影响力的便是抗战口述史,其中抗战老兵口述史尤为舆论界所关注。2018年8月,张连红教授主编的三卷本《烽火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以下简称"《烽火记忆》")~((1))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起各方关注。该书收录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及其根源

围绕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双方不时地进行“争吵”。在中方看来,日方对历史的反省始终是不深刻、不彻底的;在日方看来,中方总是没完没了地纠缠历史不放。这成为自１９７２年恢复邦交以后双方努力协奏的“友好合作”主旋律中的不和谐之音,并干扰着双方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历史认识问题的焦点与双方的差距 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中日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一场侵略战争,对中国来说则是一场反抗侵略的战争,日本是战争的加害者一方,中国则是战争的受害者一方,战争最终以日本侵略的失败和中国反抗侵略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举世公认的历史…     

沦陷前夕的武汉

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安庆登陆,到11月11日岳阳沦陷．武汉会战整整经历5个月。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战线拉得最长、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战役。在武汉抗战的最后一天,即1938年10月24日,国共两党的撤退,武汉居民的疏散,工厂、学校的内迁,与抗战时期其他城市的撤退相比,是更有计划性、组织性,     

试探“皖南事变”对浙江抗战的影响

浙江抗战的早期,国共两党关系融洽,《浙江抗战政治纲领》是以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的。“皖南事变”后,中共浙江省委遭受严重破坏,教训极为深刻。中共中央决策,新四军挺进浙江敌后。先后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浙西抗日根据地及浙南抗日游击区,新四军成为第二期浙江抗战的主力,在与敌伪顽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国共两党对抗战的准备之比较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共两党都做了大量的抗战准备工作。但由于国共两党的性质和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对抗战的准备也各具特点。     

早期创造社与胡适的翻译论争

早期创造社在<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遭多方批评的氛围中挑战国内新文坛,双方人脉及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同当为主因.这无疑体现在各自创作手法和翻译方法的差异上.在此背景下,早期创造社与胡适发生一场翻译论争.从翻译技术层面来讲,此论争主要在郁达夫文重点所指"直译"、"意译"孰真及译文版本等几个方面展开;但就实质而言,此论争涉及双方在派分、主张及争胜等多方面的观念歧异与人事纠葛.不过,撇开意气,从创造新文学事业方面看,双方实有合作的必要.遗憾的是,双方虽然和好,但由于性格差异,郁达夫与郭沫若最终走上了与以胡适为中心的主流学界关系亲疏不同的合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