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并没有完全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其与边疆诸省地方实力派之间多仅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西南边疆成为抗战大后方,诸省实力派的政治言行,对于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军事行为及国家政治发展演进具有重要影响。民国以降,位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在边疆诸省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特性;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龙云在政治言行上选择了对抗日战争的积极支持,体现了地方主义服从国家利益,是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的重要内容,也隐含着边疆区域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政治涵义。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

包括云南、广西、贵州、四川、西藏在内的祖国西南地区,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区域,共有34个少数民族及若干正在识别的民族或民族支系.人口近四千万人,占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60%以上。西南地区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有漫长的国境线.云南较早就开始了对西南边疆研究。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批内地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     

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

本文认为麓川势力兴起与元朝边疆开拓、征缅战争和元末边疆控制减弱有密切关系。元代以前活动于西南边疆的傣族的先民金齿、白夷内部互不统属、部落林立、名称繁杂。元朝的边疆开拓使金齿地区的军事、交通、政治、外交等重要战略地位凸显出来,成为元朝统治者重点经略的边疆地区。征缅战争成为麓川势力兴起的条件。战后元朝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军事控制减弱,云南内部元、段“分域构隙”,麓川思可法势力乘隙兴起坐大,成为金齿地区前所未有的强大部族,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     

解放初期的云南边政与边疆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分别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接壤,有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但是,解放前的云南边疆却长期处于有边无防、甚至无边无防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加强云南边政建设,推进边疆开发,巩固国防,成为云南边疆工作的核心内容。云南边疆地区,散居着独龙、傈僳、景颇、傣、彝、哈尼等近20种民族,其中傣等13种民族跨境而居。解放后及时在这一地区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简单贯彻执行,而     

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围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展开的论辩,与泰国改国名造成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感紧密相关。傅斯年、顾颉刚鉴于当时背景,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内部不应再析出什么"民族"及使用"民族"一词,也不要以各"民族"之名做研究,以免造成分离危机。费孝通和一些南方学者从民族学的学科立场出发,坚持"中华民族"应该包括西南边疆诸族,民族研究不会弱化各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还有益于民族政策的制定,学术与政治可以有机合一。     

学界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研究综述

<正>民国时期,强邻环伺,边疆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激发起国人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与关注,推动了边疆考察与著述风气的兴盛。西南边疆作为中国边疆的一部分,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众多高校云集西南,学人汇集边疆地区,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盛极一时,学人们留下了许多价值重大的著述。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的种种原因,民国史研究是学术界和文化圈的薄弱环节,而中国边疆研究的     

论明朝西南边疆的军管羁縻政区

明朝平定云南后,为适应云南边疆外弧地带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地理环境和多样民族性特征,在西南边疆逐渐建立起一套“内边区”与“外边区”差异化的边疆行政区划和管理模式,并对云南外边政区实行军管性和羁縻性的统治.这是明朝边疆控制和政区建置的创新性制度,体现了明朝疆域观在行政管理上的灵活性,保障了西南边疆较长时间的稳定,为中国现代国家领土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山国姑娘:全面抗战时期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述论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始建于1937年9月初,前后坚持服务战场5年余,除政治宣传、民众动员、伤兵护理等日常工作外,还参加了台儿庄战役的火线服务,筹建难童教养院照顾战争遗孤。服务团的组建及出征,表明抗战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加强了对国家的认同,发挥了稳定军心、宣传云南军队的作用,增进了内地人民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和了解,鼓舞了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抗战建国的决心和勇气。     

抗战时期对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

抗战时期,随国民政府还都重庆,大批史地学者和教学科研机构云集西南。他们应西南开发的需要,积极开展西南历史地理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在对西南历史政治地理、西南历史民族地理、西南历史经济地理、西南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内容、方法、目的三个方面。     

书讯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共同组织编辑,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三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5年10月出版。该书分设"一带一路"研究专稿、边政研究、边疆开发研究、边疆政权与民族研究、文献研究、动态与资料等栏目,所刊发21篇文章涉及广西、吉林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关系,准噶尔赴藏熬茶、云南边疆开发方案、归化城商贸、内蒙古     

民族、边疆视域中的抗日战争——“民族、边疆与战时中国社会”中韩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正2015年10月16日至17日,由内蒙古科技大学和韩国亚洲平和和历史教育连带合作主办的"民族、边疆与战时中国社会"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召开。会议以"民族、边疆与战时中国社会"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拓展抗日战争研究的新领域,以此推动民族边疆地区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丰富抗战史研究的内涵。来自韩国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首     

“史料与视角: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传统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10月11日至14日,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史料与视角: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传统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澳门理工学院汇智楼学术会议厅召开,来自内地及港澳18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民间学术团队的专家学者共40余人与会。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及提要25篇,其内容包括抗战研究视角、抗战时期政治与新闻制度、抗战区域研究、南京大屠杀、抗战时期中日人物、中日文抗战史料整理、抗战时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集》（上、中、下）3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1604千字。该书所选论111篇,分别就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日本侵华战争罪行与战后遗留问题、抗战时期的化教育与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抗战时期的少数民族等内容做了论述。     

边疆开发视域下“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以民国云南开蒙垦殖局为中心

民国时期垦殖作为开发边疆的重要举措,关乎国安民利。抗战时期云南边地垦殖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互动与博弈。而开蒙垦殖局的设立与发展,可谓是此种边疆开发过程中为实现化边疆为内地,"从新建设农业"的"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具有浓厚的制度创新色彩。     

被吃掉的文字:拉祜族文字神话与书写的人类学分析

关于文字的神话有肯定型和否定型两种类型。拉祜族的文字神话叙述了该族从有文字到无文字的过程,文字充满了神秘性和非原生物质性的特征。将文字放置在西南边疆区域社会变迁中观察,被吃掉的文字神话其实反映了历史上拉祜族在边疆族群政治结构中的边缘性地位。文字神话与地方社会权力、宗教镶嵌在一起,"创制新文字"和书写实践对于"无文字民族"而言具有重获丢失的文化财产的政治隐喻。从整体视角来审视拉祜族及中国西南藏缅语族的文字神话,拓宽了文字研究以"文/野"之别和"中心-边缘"划分的研究视野。     

新世纪以来当代云南边疆问题研究述评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境外人口非法流入、毒品走私与艾滋病蔓延、宗教渗透、跨界民族、跨国婚姻、环境保护与生态恶化、"一带一路"与周边区域安全、地缘战略等诸多涉及边疆安全、稳定及其发展的相关问题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纷纷从民族学与人类学、历史学、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生态环境学、宗教学、社会学、管理学、禁毒学等多学科或跨学科视角进行研究,产生了一大批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当代云南边疆研究以问题为导向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商人与对外民间商贸

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这个特殊的战略地位,铸就了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对外商业贸易的繁荣.本文梳理了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商人从事的滇藏川跨省贸易及中印、中缅等跨国民间商贸的具体经营活动,以及云南商人为抗战捐资献物、勘探中印公路线路等活动做出的支持.这些内容,同样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社会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也是认识大后方社会经济变动情况的一个窗口.研究表明,云南民间自发组织进行的对外贸易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云南地方商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自身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做出了支持和贡献.     

新世纪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回顾与展望

<正>中国西南边疆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现状研究,都取得一系列新成果。鉴于"中国西南边疆"的地域范围在历史时期的盈缩、变迁,~((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组织"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专栏时又有地域的分工,本文所涉及"中国西南边疆"的地理范围以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为主体,兼及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部分地区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本文回顾、梳理1998—2018年中国西南     

泛朝政化与史料运用偏差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影响——以明代“三征麓川”研究为例

明代"三征麓川"是关系西南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危的重要事件。明清史家由于对西南边疆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缺乏准确认识,或出于某些政治需要,用政治情感代替理性的史实分析,忽略对事件本身的探究,疏离对引发战争的边疆形势的考察,仅就朝政进行评述,出现了泛朝政化倾向,使这一边疆问题异化为朝廷政治斗争。而当代部分学者误将明清史家带有政治偏见的评论作为第一手史料运用,又使相关研究出现严重偏差。本文通过对明代"三征麓川"的历史进行探本寻源,试图说明边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建设

抗日战争前,中国经济落后,交通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稍发达,中部次之,西部内陆地区最落后。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沿江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地区,相继沦于日寇之手。国民政府被迫由南京迁都重庆,我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也随着由东部移向西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藏的西南5省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西北5省,便成了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然而,大西南、大西北对外交通闭塞,内部交通建设又甚为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