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再认识

《中日修好条规》历来被视为近代中日两国的唯一对等条约。可嗣后清朝藩属国的次第丧失事件和台湾日据事件每每被处理成彼此无涉的孤立个案等研究现状表明,中国学界对于条规本身的对等属性问题尚缺少体系性的反思。事实上,肇端于牡丹社事件的日本征台、巧取琉球、并吞朝鲜以及甲午战后的割占台湾等事件,无一不根源于条规这一法理前提。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意味着,条规的签署,不但让中方丧失了东亚的传统核心地位,还使清廷在日方的公法恶用下无法不弃琉保台、弃韩自保直至割台苟安。近代以降东亚世界的整体变局和日本对邻国的侵越与压迫,亦始自条规,成于条规。     

《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

《万国公报》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对战争进行报道、评论最具影响的刊物,它自身也因此名声鹊起。但其报道、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就其以英美在远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为日本侵略张目而言,它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它以较为客观的立场比较中日,尖锐地指陈中国致败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引出教训来,疾呼清政府幡然改过,革故鼎新时,显然又具有合理性。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的宣传得失两分。战后清政府亲俄,既反映了英美远东利益的受损,也说明了《万国公报》前一取向的失败;而此时勃然兴起的康梁维新派,视《万国公报》为启蒙的教科书,并对李提摩太诸人深抱希望,则反映其后一取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万国公报》的这种两面性说明,林乐知诸人终究无法超越自己毕竟代表本国殖民主义利益的局限;但是,于其关于热爱中国的表白,不可轻信,却也无需苛求。     

从1871年中日立约看李鸿章的早期外交思想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近代第一个条约,标志着近代中日的建交。这个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它是由李鸿章最早主持谈判和缔结的一部条约,其中毫无疑问体现了李鸿章的早期外交思想:一是"外须和戎"的对外媾和思想;二是"联日以制泰西"的"以夷制夷"思想;三是积极谋求国际地位平等的外交思想。     

聂士与与中日甲午战争

聂士成为晚清军界一颇为重要的人物。对于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以前史学界有所论及,但大多是一带而过,缺乏整体的认识与研究。下面笔者从四个方面就聂士成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作一简单的论述。……     

中日甲午战争不应重演

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问题和日本酋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之争从外交抗议升级为国际舆论争夺战,所用言辞也越来越火爆,例如两国驻英蚓大使都存英圈丰流媒体中将对方说成是电影《哈利波特》中的邪恶魔头“伏地魔”。     

信念·爱国·尚武——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祭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结束,结果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那是一场失败最惨、影响最深、教训最多的战争。痛定思痛,可以从多方面思考总结,但对我们广大国民来说,从精神的层面作一些检讨是必要的。信念。理想、信念、理念、思想等,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有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导,这个国家、民族才有凝聚力、号召力,否则将是一盘散沙,国家再大、人口再多都无济于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不仅经济上积贫积弱,政治上腐败落后,尤其在精神上萎靡。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奴化教育,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共同的精神凝结,缺乏必要的思想发动,缺乏强有力的精神激励,缺乏先进的思想引领,因此面对强敌入侵,只     

章高元与中日甲午战争——兼论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的表现

清军将领章高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命增援前往辽东战场,在盖平战役中他不畏强暴.奋勇杀敌,建树了英雄业绩,虽败尤荣,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坚持抵抗态度,但违心服从清廷旨意,对其后丧地负有一定责任.应肯定章高元是一个有作为的抵抗派人物,是功大于过的爱国将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甲午战争前夕的《申报》舆论

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两个亚洲国家的命运,日本通过这场战争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而中国陷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这场战争在爆发前就引起了举国关注,而《申报》作为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有多篇评论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报道。通过对这些评论的分析,可以看出主笔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也可看出当时的民众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和看法。     

《甲午日谍秘史》

2004年9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戚其章的《甲午日谍秘史》(“勿忘甲午”学术丛书之一种),21万字。该书对甲午后战争前后日本在中国设立间谍机构、进行间谍活动及相关人物与事件作了论述,指出：“在日本准备发动和进行甲午侵华战争的过程中,谍报工作更是起过重大的作用。”     

简论中日诗歌特质的差异性--以《诗经》与《万叶集》为中心

中日文学特质的差异是灼然显在的,本文追本溯源,通过对《诗经》和《万叶集》的分析比较,探讨了中日文学在诗歌的社会道德功能、咏歌爱情与自然等方面所表现的差异性及其所自。     

抗战时期中日军歌的创作与传播--以《露营之歌》《讨匪行》为个案

抗战时期,中日两国文艺创作皆与战争关系密切。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后,其军歌《讨匪行》随之问世。《讨匪行》旨在颂扬军人、鼓吹侵略,但因其词曲悲伤、低沉,亦有人以之表达对战争的厌倦与无奈。然而,从根本上说,《讨匪行》是军国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宣扬军国主义的重要工具,通过其创作与流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显露无遗,其民众对...     

关乎中日甲午战争性质定位的两个话题——正义与仁爱

2009年12月,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会议,标志着第一期研究正式结束。关于共同研究到底取得了怎样的结果,由于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已有所流布,故正如各界所了解的那样,对日本在近代向中国发动了侵略这一事实,双方给予了确认,但在诸多问题上还存在着不一致。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国耻多逢腐败时——甲午战争120周年祭

读史抚卷总长叹,多少腥风与狼烟。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失败最渗、影响最深的一场国运之战。直至今天,甲午年依旧是对中国人具有特殊含义的年份。一纸《马关条约》,不但让中国屈辱地割地赔款,更使清政府经营30多年,以图通过洋务运动强国的设想化为泡影。对比关系两国国运的改革,清廷的洋务运动终因肌体的腐朽败给日本的明治维新。     

满江红(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有感)

<正>1894年为农历甲午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中日战争,翌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加剧了民族危机,促使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发展,直至抗     

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及其《尚书》学研究——以《经义寻中》为中心

宗经阐经作为桐城派古文创作和批评的核心,一直以来都被桐城派学者奉为圭臬。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1835—1890）在经学研究方面常为人所忽视,有《尚书文义》《百子辨正》《读史臆说》等著作传世。《经义寻中》是杨琪光读经笔记,论述既有古文风范,又发汉宋诸家所未发,尤其是对《尚书》篇章的品读。《经义寻中》从文章学角度品评了读《尚书》之法,其中“道”“德”“气”概念的运用是古文法与经学融合的体现。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 ,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陶德曼调停 ,到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到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往来 ,直至长期以来令人备感神秘 ,却又扑朔迷离 ,莫名所以的所谓“宋子良工作”,许多人都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新披露的档案显示 ,此中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 ,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 ,但其一 ,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 ;其二 ,蒋接受议和 ,向与内外压力有关 ;其三 ,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 ,无论蒋有否同意过对日议和 ,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 ,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 ,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 ,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 ,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 ,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 ,当不为过     

李鸿章与《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惨败,次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清朝廷派李鸿章等人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马关（日本称下关）是他一生中最为伤心之地。     

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

《日录》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执政时私下记录的君臣奏对之语 ;在绍圣年间由蔡卞纳入史局用以重修《神宗实录》 ,从而得以流布于世 ,也成为新党“绍述”的重要凭据 ,对北宋后期政治影响甚大。宋徽宗即位不久 ,陈、杨时等对《日录》进行批判。他们的批判 ,对揭露蔡京一伙假绍述以行其私不无积极意义 ,同时也暴露了党争的面目。史家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大量征引《日录》进行补缺、考异 ,同时又完全赞同陈说法而大量征引。这就把《日录》推向了被审判的位子。南宋再次重修《神宗实录》 ,是站在元祐史官的立场上。元修《宋史》沿用重修的《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