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电信线问题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19世纪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正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控制权的10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争夺朝鲜电信权个案,则是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历史个案可以看到,为了赢得控制朝鲜的主动权,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在朝势力,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对朝鲜,清政府采用了传统的宗属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相结合的灵活外交政策。对中国,日本采用了暂时放弃与中国争夺朝鲜电信线的架设权和管理权,将获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外交。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水面下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这种关系从甲申政变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     

甲午战前中朝关系与朝鲜电报线的建设

由西方人发明的电报通信技术,在军事、政治领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19世纪后期,朝鲜国门洞开,日本及西方列强相继进入朝鲜半岛,使朝鲜局势变得日趋复杂。甲午战前,中朝依旧维持传统宗藩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深刻影响了当时朝鲜电报线的建设。中朝围绕朝鲜境内电报线建设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交涉。朝方目的是争取电报通信自主权。中方则是为防止日、俄攫取朝鲜电报通信利权,维护自身在朝电报通信优势地位,以应对朝鲜局势。     

《中日修好条规》与甲午战争——以修约交涉为中心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以"条约改正"(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是"。关于"条约改正",学界一般关注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交涉,但当时日本与欧美各国签订的条约都规定了"一体均沾"的原则,若不能与中国完成修约,则日本与欧美各国修约后,欧美各国仍可"一体均沾"《中日修好条规》中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税则条款,等同于"条约改正"无效。故对日本而言,修约必须同时与西方诸国和中国一体进行。《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随即向中国提出修约交涉要求,但从1871年到1888年为止都未能成功。日本最终以甲午战争废弃了对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并借战胜而获取城下之盟式的外交与通商特权。通过梳理日本与中国的修约交涉过程,可以从修约层面来探讨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间岛问题"的历史真相及中日交涉的历史经验

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朝边界纠纷和朝鲜移民的保护权为借口,蓄意制造了所谓的“间岛问题”,并由此在中日之间挑起了长达三年的外交争端。事实上,早在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就将其军事、政治、经济势力以非法的手段和途径向延边乃至东北渗透。“间岛问题”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来混淆视听、遮人耳目以达到公开夺取中国延边地区的借口。在中日交涉中,中国官员依据扎实的历史文献考证、实地勘查和国际法条文,通过开展移民实边和加强军备等措施,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捍卫了国家的领土。     

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兼论金玉均被刺与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

中国驻日使团参与拘捕金玉均的交涉是在甲申事变金玉均成为朝鲜"乱首"后.金玉均逃日之初,中国驻日使臣黎庶昌、徐承祖奉命协助引渡金玉均,并建议由朝鲜政府出面引渡.日本虽以国际法为辞拒绝,但并没有迹象显示其有信任金玉均之意.大井宪太郎扰韩事件后,徐承祖与井上馨先后共同设计了诱捕、暗杀等方案,最终将金玉均流放到小笠原岛.甲午年金玉均赴沪被刺,鉴于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此前与金玉均交往的目的颇为复杂,随同金赴沪的中国驻日使馆翻译吴葆仁预先也不知情,以李氏父子及中国驻日使团为代表的清政府是否预先参与暗杀尚无确据.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金玉均赴沪被刺前后,始终与朝中两国积极沟通,步调一致.日本出兵朝鲜及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与金玉均被刺没有事实上的关联.     

中日“间岛问题”交涉(1907-1931)

从1907年起,日本为了其侵略利益挑起"间岛问题",严重危害中国领土主权和东北地区的安全。经过激烈交涉,1909年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以将"间岛"领土主权、杂居区域朝鲜人管辖权归于中方而暂告结束。但此后日本以设在延边5个商埠地的领事馆作为据点,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不断破坏《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并派领事馆警察不断向商埠地外杂居区域进行渗透、扩张,擅自扩大对朝鲜人管辖权,致使中日交涉仍然持续不断且更趋复杂激烈,直至九一八事变。中日"间岛问题"交涉的实质是双方在延边地区进行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外交斗争。中方各级官员经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延缓了日本的渗透、扩张进程。     

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

1881年中日琉球交涉中断后,驻日使臣黎庶昌力谋贯彻清政府“存球祀”意旨,最初将球案作为独立的外交问题单独对待。甲申事变后,随着朝鲜通商开港政策陷入困境,黎庶昌又将琉球与朝鲜问题相联系,提出“朝鲜.琉球交换”论。1887年第二次使日后,由于朝鲜问题始终未息,其琉球策略大要不离“朝鲜.琉球交换”论。黎庶昌的球案交涉,早期有声有色,后期则主要限于提出书面策略。这与日本通过情报系统对清政府的球案政策有充分把握而立场渐趋强硬有相当关系。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东三省电信交涉

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就收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外的电信利权、烟台—大连间海底电信线的经营管理、中韩边境接线等问题主动与日本展开交涉。日本利用东北亚国际通信环境的变化,积极构建"满洲"、朝鲜半岛与本土之间的通信网,在维护既得电信权益方面态度强硬,致使中日交涉一度陷入僵局。另一方面,清政府收回"满洲"北部铁路附属地外的电信利权后,俄国以欲废除中俄电约为由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在一年之内与日本签订同等条件的电约。最终在英国斡旋下,清政府以向日本许以特殊权益的方式签订中日电约。而清政府试图尝试中韩日直接通信的构想,终因日本的态度消极未能实现。     

元末明初东亚倭患与“倭寇外交”研究的新视野

正14世纪中后期,东亚各国都出现了严重的动荡局面。中国各地起义不断,烽火四起,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朝鲜半岛内外交困,最终李成桂推翻高丽政权,开启了李氏朝鲜时代。在日本,南北朝对立,各股势力相互征伐,战火连绵。在这样的动荡形势下,倭寇四处流窜,不断到中国和朝鲜半岛烧杀抢掠,沿海居民多受其扰,苦不堪言。为解决倭寇问题,中国和朝鲜不断同日本交涉,要求日本管束和平息倭寇。日本能否禁倭,直接影响东亚三国关系的冷暖。鉴于倭寇问题     

义和团事变中的日本在华外交官——以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例

日本在华领事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群体。19、20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当时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表现十分活跃,在沪任内为扩张日本在华利权不遗余力,与中国各阶层人士均有密切交往。义和团事变发生后,上海领事官一跃为对华交涉的重心,小田切在东南互保、战时交涉、战后和议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又因个人禀赋、才能及政治抱负,在其外交实践中表现出某些值得注意的"个性"。考订小田切在庚子前后的事迹,通过观照其人,可透视当时日本对华外交的底蕴,并深入了解日本外交官与清朝人士交往的一般形态。     

“巨文岛事件”与英国东北亚政策

"甲申政变"之后,辅佐谁来保护朝鲜,是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焦点。朝鲜"背清亲俄"、日本不断挑战中朝宗藩关系、《天津条约》的撤兵造成朝鲜半岛即将出现政权、军事真空局面,导致中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掌控朝鲜的力度空前薄弱,加剧了域内域外国家对朝鲜主导权的争夺。为了防止朝鲜半岛的动荡局势向着于己国不利的方向演变,维护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1885年3月,英国精心策划了一个"由中国保护朝鲜"和"有一打算"的外交计策,并于1885年4月在防御"英俄战争"的大义名分下,占领了巨文岛。由此,开始了近两年的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外交活动,最后如愿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宗主权掌控下的相对稳固的东北亚局势。可以说,巨文岛事件是在英国军事力量支持下,中英联手巩固东亚宗藩体制的外交事件,英国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赢家,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英国高调渲染占领巨文岛的大义名分和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真实用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了巨文岛事件的复杂性、多面性。1885年以后,在强化宗藩体制的过程中,以遏制日本和朝鲜进一步破坏中国宗主权为目的的英国外交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巨文岛事件是其中的重要历史拐点。     

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军与中美外交交涉

1958年2月7日,中国宣布从朝鲜撤军。同时,围绕撤军和朝鲜统一问题,中国发动了一场对美外交攻势。在答复中国的撤军要求时,美国避开中国先撤军后统一的要求,要求中朝双方接受联合国有能力解决朝鲜问题的前提,并坚持在这个前提下实现朝鲜统一后,联合国军才撤出朝鲜。最终,美国借助自己在联合国的优势地位,实现了不从朝鲜半岛撤军的目标。     

朝鲜战争与日本政府的媾和政策

2000年6月25日是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50年来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著述多如过江之鲫,但主要集中于对中、苏、朝、美等有关国家的研究,对于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日本在朝鲜战争时期的相关政策行为,却几乎很少研究。实际上,尽管日本当时作为战败国,还未能恢复主权国家的法权地位和行为能力,但却利用朝鲜战争谋取了极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经济利益。战后日本经济因“朝鲜战争特需”而走上复苏之路,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本文拟就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日本的媾和政策和战略意图,及其通过朝鲜战争所获得的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作简要的论述。一对于…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徐承祖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斗争。徐承祖作为清政府驻日本的最高代表,直接负责处理这一事件。他在处理伊始的献言,使交涉迅速走上了依托法律解决的正确轨道;“彼此抚恤、伤多恤重”方案的及时上呈,终使僵局得以化解,清政府尚能体面下台。“崎案”的结局助成了两国海军事业不同的发展方向,判定了甲午战争中日本中国一胜一败的前景。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1938年春夏之交,为避免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并攫夺。在对英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下降。     

北洋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争夺——以中日凤凰山铁矿交涉为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业加强了在中国寻求铁矿开采权的活动,其中大仓组希望将江苏凤凰山铁矿据为己有。中日围绕凤凰山铁矿进行了为时三年多的交涉,其间中国方面交涉重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来回多次转移,体现出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环境下,中央与地方围绕地方利权问题的利益博弈情形。交涉过程中,北洋政府农商部、陆军部与地方的督军、士绅以及英美驻华公使先后参与其事,影响并决定交涉进程,凸显出中国近代外交影响因素的多重性与交涉过程的复杂性。     

朝鲜对华朝贡关系文书集《槐院誊录》管窥——以韩国藏书阁所藏《槐院誊录》为中心

《槐院誊录》是朝鲜承文院编纂对明清朝贡关系文书与外交相关事务的誊录,编纂目的在于运用所誊写的文书,即依照前例,处理当下的对华外交事务,是朝鲜外事交涉的重要参考性文献。辑录文书的《槐院誊录》,仅存藏书阁本12卷,编纂于朝鲜对清关系时期,收录了1403年至1637年间1075件朝鲜对明朝贡文书,是研究朝鲜与明朝关系史,特别是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上半叶朝鲜与明朝、后金以及日本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