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群与调整中日关系

张群自1935年12月12日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长,而至1937年3月4日辞职,适当中国对日抗战发生之前,正是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全面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张氏身当外交之冲,     

《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讨》

20 0 3年 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伊原泽周著的《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讨》 ,42 7万字。该书汇集作者的 2 3篇论文 ,分为近代外交成立时期、甲午·戊戌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四部分 ,讨论了 19世纪 70年代至 2 0世纪 40年代中日关系史重要的人物、事件 ,较为客观地叙述了这一段历史。《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讨》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彭敦文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夹杂在１９３５年下半年至七七事变前的两国外交交涉中,是华北“自治”、“广田三原则”以及张群——川越会谈中反复涉及的内容,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甚钜。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内容上看,...     

颜惠庆与中苏邦交恢复

1932年12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两国无条件复交。此事件是中国政府在国联会议上反对日本侵略屡遭挫折之际获得的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该外交胜利不仅使中国在国际上突破了外交方面的困境,而且对于中国当时整个政局的发展都具有较重大的影响。本文拟从这一事件的中方主持者——颜惠庆对此事件的具体操作入手,来对这一事件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此来展现当时中国内政与外交的某些特点以及这一历史事件具体的影响和意义。     

围绕大沽事件的日中关系——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个侧面

中国国民革命时期的1926年3月12日,在天津的外港大沽发生了日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即所谓大沽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一直有许多误传,在中国这种误传尤甚。本文旨在弄清大沽事件的真相,兼论该事件对后来的“三一八”事件的影响,以及日本方面围绕大沽事件的反应,特别是币原外交采取了怎样的对策等。由于篇幅所限,虽不能展开充分讨论,但也想尽其可能地探讨一下。     

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

本文探讨的是自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至1941年7月中德断交时期的中德关系。这对了解该时期纳粹德国的战争准备、外交战略,以及蒋介石的外交方针、国防建设和对日政策都有重要意义。     

评《汉唐中日关系论》

在众多研究中日关系的论著中,王贞平博士的《汉唐中日关系论》立意新颖,别具一格,是值得再三称道的。这部著作于1997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新成果。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汉唐时期的官方外交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汉唐时期是中国外交的成熟阶段,也是日本外交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两国都实行开放政策,外交关系相当频繁。过去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或从考古学上考察两国的古代文化,或由文献资料论述两国的文化交流,虽然对汉唐间的中日关系有所探讨,但却对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官方外交重视不够,寡见所及,尚无专论…     

争与让的变奏:民初昌黎事件之中日交涉

昌黎事件是指1913年9月11日京奉铁路昌黎车站日军驻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巡警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围绕责任问题展开反复的争辩和较量,最终彼此退让,以日方抚恤、道歉及惩兵的方式了结。这场中日之间的交涉,是在中日关系紧张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多层力量的交织博弈。中方因缺乏武力作外交支援,对日交涉在争与让之间变奏,最终未能使昌黎事件得到法律上的正当解决。日方则以武力威胁为辅对中方频施外交压力,在交涉中常居主动,最后虽做出让步,但免却了对凶手的法律追究,拒绝承担主要责任。昌黎事件实际上演变成中日双方争夺与退让变奏下的交涉事件,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强权政治时代,没有强大国力做依傍的外交话语是软弱的。     

找寻与确定中国在世界的坐标——中国外交10年的变和不变

2001年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成员国。3个月前,美国纽约发生“9·11事件”：这两件大事,对中国外交——尤其是21世纪前10年的中国外交——均有重大影响。     

张群养生

张群 在我国众多的百岁 寿星中,有一位身居高 位,在军务政务中忙碌了 一生,享年101岁的四川 籍老人,他就是先后担任 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市 长,湖北、四川省主席,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 及资政等要职的张群。 张群于1889年5月9日出生于四川华阳。 1990年12月14日,在台北病逝,终年101岁。张 群去世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 昆发去唁电,表示哀悼。     

张群到台湾之後

张群是蒋介石的重要策士张群是四川人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最高、时间最长的军政人物。他的一生,追随蒋介石。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患慢性摄护腺炎病故后,由蒋经国接位继续执掌台湾省的党、政、军大权。张群继续拥护、辅佐蒋经国执掌台湾国民党政权,尽忠至今。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生于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1889年5月9日)。父张汉霞,字星亭,母姚氏,他幼年读私塾,后入华阳中学。清政府为加强军事力量,统一全国军事教育,在保定创办全国陆军速成学校,在四川招生,张群背着父     

有关张群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中日交涉的一组史料

本组史料主要记载了张群在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1935年12月至1937年2月)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川樾茂等人历次会谈情形以及有关的对日交涉情况。其所涉及的内容除“成都事件”外还包括中日间关于航空协定、共同“防共”、华北冀东伪组织处理等多项问题。这些文件表明了此期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已趋于强硬,是研究抗战前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     

牡丹社事件与清政府台湾海防政策的转变

牡丹社事件是指由八瑶湾事件所引起的日本出兵侵台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中日之间的外交交锋。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用兵．在中日关系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牡丹社事件的发生．促使清政府对台湾海防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也谈“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根据外交部原始档案

1955年4月11日,在著名的亚非会议召开前夕,"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突然发生,震惊世界.近年来,有一些同志写文章,谈到这场政治谋杀大空难,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内幕,但是仍有甚多令人迷惑不解之处.笔者最近查阅了外交部所有相关资料和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对这一事件纷繁复杂的原委内情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政治、外交、情报的全面较量,作一梳理,以飨读者.     

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

1928年5月3日,在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第二次北伐途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这一事件,是蒋介石政权建立后,中日两国重大冲突的先声,亦是蒋政权对日屈辱外交的开端。因此,弄清惨案前后蒋介石对日交涉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认识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南京政府初期的中日关系。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研究 --兼论中法交涉中义利结合外交思想

本文立足于洋务运动史、近代外交思想史既有研究,利用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档案,考察中法越南交涉这一洋务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外交个案,探讨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认为义利结合的整体外交思想为洋务时期清朝政府的基本外交指导思想,从而反思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史研究中若干误区.     

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

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沈予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分共”,这是国民革命从胜利高潮转向失败的历史转折时期。本文拟以历史档案、文献所反映的事实为依据,探索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前后日本“币原外交”、“田中外交”对华...     

中巴关系史上的一起恶性外交事件

1964年4月1日,巴西发生军事政变。两天后,政变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逮捕了我国派驻巴西的九名工作人员。这是一起恶性外交事件．自然在中国和巴西乃至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并为世界各国舆论界所瞩目。     

防疫还是排华？——1911年俄国远东地区大规模驱逐华侨事件研究

论文介绍了1911年俄国远东地区当局以＂防疫需要＂为名大规模驱逐华侨和限制中国人入境等排华事件的主要过程,分析了这一事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认为当时华侨在俄远东地区的广泛存在,引发了俄国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在政治、国防方面的担忧和恐慌,便以＂防疫＂为名,以＂排华＂为实制造了这一标志着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境内排华活动达到高潮的事件。在此次事件中,中国政府努力对难民进行了安置,并进行外交交涉,但成效不彰。     

1900年李鸿章与佐佐友房会晤考论

庚子年李鸿章于两广总督任上奉召北上,中途在上海期间曾与日本国会议员佐佐友房会晤。此事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颇具意义。综合利用中日文献钩沉这段历史,可知义和团事起后,李鸿章最早向日本做出了外交试探。抵沪后,他又策划派亲信杨崇伊搭乘日舰代行入京,从事秘密联络。他与佐佐友房的会谈,涉及义和团事件善后及日舰护送杨崇伊北上诸多问题。作为人所共知的"亲俄派"人物,李鸿章在对日外交方面多有表现,但是其"亲俄"色彩为日所忌,沪上外交也无奈地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仍以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