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多次试图“收回”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24日,蒋介石表示他希望团结三国的力量,制定出包括香港、马来亚、缅甸在内的全亚洲范围的对日作战计划,并向英国提出,可派遣远征军进入缅甸与英军协同作战.但英国代表魏菲尔顽固地认为:“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他还表示,英国需要的只是“借用”一些途经缅甸进入中国的美国援华物资“就可以了”.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英国驻香港总督杨慕琦打着白旗到九龙半岛酒店日军指挥部向日军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     

1923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

１９２３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李学智１９２３年９月１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大火，人员、财产损失惨重。消息传到中国，官绅朝野、南北各地立即展开了规模广泛的赈救行动。一、救灾恤邻之情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新闻界即时作了充分的报道。９...     

晚清中国边吏眼中的日本——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评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荣昌作为晚清云南官绅赴日第一人远赴日本考察学务,所作《乙巳东游日记》一书．详录其行程、考察内容、观感,反映了晚清中国边疆官吏非常重视派遣学生留日,并且提供了大量这一时期云南留日学界的第一手资料。在研究此期云南官吏的日本观及个人思想的嬗变历程、云南的社会变迁、云南地方政府对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态度与看法、云南留日学生等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的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朝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     

英国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在向英国通报时,刻意隐瞒了第五号要求。英国确认第五号要求存在后,最初认为其或系作为谈判筹码而提出,但很快改变了看法,认为第五号要求并非"愿望"。英国向日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如果日本对华所提要求损害英国在华利益,必须先与英国协商;二是日本不得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在英国的干预下,日本决定暂缓对华提出第五号要求。由于一战时期深陷欧洲战场,英国无力东顾,不愿中日间发生战争。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后,英国一方面说服日本不要诉诸武力,一方面力劝中国接受最后通牒。维护英国在华利益,是英国斡旋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根本目的。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中国的反响——以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与评析为中心

1939年4月,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爱国人士刺死。日本以"天津事件"为由,迫使英国在与日本举行的东京谈判中达成以中国利益换取缓冲英日关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妥协性协议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形成抗战以来国内首次对如何利用国际关系争取抗战胜利的讨论热潮。西南联合大学恰是透视这一讨论的载体,这一协议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反响。他们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对英日在华矛盾的分析、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等,他们对英、日、中矛盾的冷静观察与预测,透视出可以由此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     

伪满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

关于伪满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有学者访谈过一些原伪满留日学生,但彼此所谈留日生活差异较大,往往彰显了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抗战时期,日本不仅安抚和“保护”伪满留日学生,而且专设学席制度,与其他伪政权相比貌似优待伪满留日学生。其实,这是日本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和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侵华政策在留日教育层面的反映。伪满留日学生的学习、交往和日常活动同样被监控,任何“异常”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这也是他们留日生活的常态和底色。因此,伪满留日学生个人留日生活的特殊性蕴含在普遍性之中,如此理解他们的留日生活或许更加客观。     

七七事变与英国的远东对日政策转变

自从近代以来,作为西方主要大国的英国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拥有诸多权益,因此对于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一直极为关注。然而,直到七七事变之前,面对日本在华势力的渗透和侵略活动,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一直采取纵容政策。七七事变的爆发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终于使英国认识到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并排挤其他西方国家的野心,英国对日政策由此转向强硬,并在八一三事变中达到顶峰。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整个国际形势和中国战场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将对七七事变与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过程及其原因进行探讨,以深化我们对于抗战时期英国远东政策的认识。     

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传教经历

正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为晚清来华著名传教士。他于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后在山东、山西、上海等地活动,在华活动时间长达45年,曾被清政府赐予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勋章,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在华期间,除了传教、赈灾及参与中国政治外,还与中国各宗教人士广泛接触,从基督教传教士视角考察研究了中国宗教情况。     

论黄遵宪的史观与史学

黄遵宪是清末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学者、诗人。他于1877年随我国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任参赞官,同时着手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全面、深入地研究、考察日本历史文化和明治维新的两部著作,在国内外影响巨大。黄氏的历史观及其史学理论主张也值得在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好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