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致力于瑞中外交事业的瑞士大使周铎勉

周铎勉（DominiqueDreyer）,1999年至2004年任瑞士联邦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周铎勉1945年出生于瑞士南部小城弗里堡,其母语为法语,精通英语,更能说一口颇为流利的中文。1974年至1978年他来华任瑞士使馆的1二秘和二秘。1984年至1988年再度来华任瑞士使馆文化参赞,1995年至1999年三度来华任瑞士使馆公使。截至2004年离任,他在华任职跨长达30年,可谓终身致力于瑞中外交事业。     

中国末代皇族(二)

访谈之四:皇统继承人“大阿哥”溥(亻隽) 托尼先生关注溥(亻隽),因为溥(亻隽)曾是清朝皇统的继承人。 溥(亻隽)是清朝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之孙,就出生在位于北京西城东斜街的惇王府内。其父载漪是奕誴的次子,自幼习武,统帅过由八旗子弟组建的“神机营”。咸丰十年(1860年),载漪奉旨过继给瑞敏郡王奕誌为子,袭贝勒。同治继位,西太后垂帘听政的大局既定,颇赏识载漪的军事才干,想把他培养成为皇族中掌握兵权的亲信,遂颁旨进封他为端郡王。还“指婚”把亲侄女给他当了福晋,生下长子溥僎和次子溥(亻隽)两个儿子。戊戌政变失败以后,慈禧准备废掉光绪帝,并决定以溥(亻隽)作为取而代之的对象,遂先赐以     

颜惠庆遥控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

颜惠庆(1877—1950),字骏人,上海人,著名的爱国外交家,政治活动家。他出身于传教士家庭,据传是颜子后裔,父亲颜拥经是早期留美学生,上海著名牧师,圣约翰书院的创始人。颜惠庆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士学位。回国后曾担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1907年开始跻身仕途,随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出使美国,任使馆参赞,开始外交生涯。1912年以后,历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长,驻德国、丹麦和瑞典三国公使,外交总长等职,1926年曾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任驻美公使、驻苏联大使和国际联盟大会的中国首席代     

黎庶昌关于西洋风土的记述

一黎庶昌是作为参赞在光绪二年(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光绪三年(1877)十月,他改任驻德使馆参赞,随刘锡鸿去了柏林;四年(1878)四月奉调赴巴黎,任驻法使馆参赞;六年(1880),又改任驻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国参赞,     

溥儀賞溥傑書畫目

故宫博物院所印的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录四種一書,里面最重要的一種,就是溥儀賞溥傑書畫目。該目是日记式的賬簿,從"宣統十四年"(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起,至九月二十五日止,记的是賞出宋元版本書籍,從九月二十八日起到十二月十二日止,记的是晉唐宋元明清的名画法書,總計一千二百件。他這些東西说是賞溥傑(溥儀的弟弟),實際上是溥儀自己要把它(書畫等)從故宫中     

黄遵宪致王韬手札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是近代爱国诗人、外交家、政治改革家、史学家.清光绪三年(1877)三月随清朝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任使馆参赞.光绪五年初春,启蒙思想家王韬来日本,两人结识并且成为挚友.     

刘金榜与双林寺

(一) 1989年7月初,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候选人黄建淳来新加坡,为他的溥士论文《清朝捐纳制度与新马华侨社会之研究(1877—1912)》搜集资料。我带他参观新加坡华人的古迹庙宇,单就双林寺一处,我们前后去了三次,同时也访问了双林寺的创     

问题讨论

我们知道康有为不■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实践者,而且还是维新改良主义在理论方面的领导者。他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就是在理论上给维新运动奠定基础。在中国经学的领域里,自两汉以后,聚讼不决的就是所谓经今古文学的纷争。各有家法,党同伐异,形成了旧学中的两大派别,康有为就是经今文学最后一位大师。自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国以来,最初一般人感到明代理学的空谈误国,希望「通经致用」在经史里找到复仇救亡的道理,作为反抗满州贵族统治的理论武器和根据,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满州统治者,则很奸巧的提倡汉学,于是把汉学变为皇帝所御用的东西,乾嘉以后更和程朱道学桐城古文派勾结,成为学术界的顽固派。这是满汉地主     

黎庶昌与中日文字之交

一黎庶昌(1837～1898)是清代末叶也即日本明治时期中国和日本国正式建交互派公使后的早期驻日公使。他在先后两任驻日公使的6个年头中,在外交事务之外,以中国学者文人的特长,开展了大量的“文字之交”,     

周公恐惧流言日

正周武王在以周代商之后不几年就死了。商朝多有兄终弟及的,但周朝改为立子,且一般是传给嫡子。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这优于传弟,因为比较稳定。在君主制时代,最高统治者的平稳接班、不起战端对于天下生灵非常重要。但武王的儿子成王姬诵那时还相当幼小,而天下又还不稳,于是武王的弟弟姬旦(周公)没有去他的封国——鲁国,而是留在成王身     

同文馆与晚清留英教育

晚清留英教育在船政学生留英之前已经开始,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就派遣了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学。之后,历届驻英公使都带有同文馆学生充任使馆随员或翻译学生,在处理外交及使馆事务之外,这些同文馆学生还负有学习的任务,可以入英国学校学习。19世纪90年代总理衙门还制订章程,派遣了两次同文馆留英生。20世纪初,京师同文馆归并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后,再次派遣学生赴英留学。同文馆学生留英在整个晚清虽然不多,但也自成一系,是晚清留英教育中重要的一支。     

英国与戊戌政变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英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态度呢?有的著作中认为,英国驻华使馆对这次政变“漠不关心”、“无动于衷”。《英国蓝皮书》中刊载的英国驻华使领馆和英国外交部有关这次政变的一些来往函电,说明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英国人办的《北华捷报》在评论中也指出,北京各国使馆中最重视这次政变的就是英国使馆。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虽然正在北戴河休假,但在当天就得到了发生政变的消息,并立即电告     

辛亥革命推倒了第一张骨牌

对日俄战争的双重历史误读马国川:现在有很多人对辛亥革命颇多微词,因为据说清末新政开展得很有声色.那么,清末新政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萧功秦:清末新政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庚子之变后,危机四伏的统治者已经痛定思痛,在整整11年里,改革全方位推进,而且反对派很少.在1908年之前,一向被视为保守的慈禧太后是最积极的,经常下旨催促,只怕大臣们提不出建议来.亨廷顿说过,处在危机感当中的统治者,要求改革的良好愿望要超过一般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想用良好的表现来换回他在臣民当中的合法性.制战的判点对抗.     

“御弟”溥杰的黑白人生（下）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日本败局已定,伪满洲国也惶惶不可终日,溥杰已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1945年3月,溥杰回北京参加六妹的婚礼,遇到族兄溥雪斋,他劝溥杰说：“现在日本大势已去,你要早自为计。”溥杰出于顽固本性,虽也感到末日将至,心中充满迷惘和惊恐,但仍强打精神死硬不认输,他对溥雪斋说：“事已至此,只有一死了。”同时他对豫亲王府端镇劝他回北京暂避的好意反驳说：“日本要垮台,这已是事实,我哪会不知道?但是若我一走,丢下哥哥怎么办?     

鲁迅逝世前为什么急于迁居?

周建人说:“这是一个谜”前几年,周建人同志生前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一个问题:“鲁迅逝世前为什么要急于搬房子?”他说:“鲁迅逝世前的确是非常着急地想搬房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是个谜。鲁迅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说叫我给他找房予,并说我订下来就可以了,不要问他。他为什么要急于搬,我没问他。第二天刚好是星期日,鲁迅很急,拿起笔就写了‘周裕斋印’四个字,让我去刻一个图章,因为当时租房子要订合同,要一个印章,‘周裕斋’是‘周豫才’的谐音。别的地方没用过这名,后来房子也没租,图章也没刻。”(《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48页)     

晚清官员出洋记

鸦片战争之前,自视甚高的清王朝以为天下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天下,所有外邦夷人只有来朝觐的份儿。然而,好梦终被惊醒,西方列强用军舰大炮与清政府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1861年清政府不得不“允许”外国列强在北京建立使馆。逐渐重视与洋人打交道,并且以自强为标榜学洋务办洋务,向国外派遣考察官员、派遣公使、派遣留学生,等等。回眸百年之前,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学生,漂游海外,如飞鸿踏过雪泥。     

义和团运动中李秉衡的言行考察

本文以档案为依据,叙述、考证了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慈禧决定对列强宣战后,急切召李秉衡进京,京师的守旧势力嚣张一时,而希望李氏进京的均为顽固派官僚。李秉衡率部北上途中,攻毁教堂,入京后,迟迟未赴前线,先后五次被慈禧召见,并与义和团一起围攻使馆。本文引用清档,论证李秉衡陷害主和派,导致慈禧、徐桐、刚毅等顽固派,将许景澄、袁昶等杀害的重要事实。本文认为,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行为,与守旧派的愚昧排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肯定李秉衡在义和团运动中举动是爱国的,则又要面对如何评价支持、重用李秉衡的慈禧、徐桐、刚毅等人的难题。     

蓝毗尼-佛祖诞生地

在尼泊尔旅行期间,中国驻尼使馆的朋友为我们策划线路时,建议我们一定要去蓝毗尼,说蓝毗尼如同圣城麦加、耶路撒冷的地位,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地。这样的诱惑当然让我们难以拒绝,于是,怀揣一颗虔诚之心,我们踏上了蓝毗尼的朝圣之旅。     

关于太平天国《新遗诏圣书》

《新遗诏圣书》是拜上帝教奉为经典的诏书之一,也是太平天国颁刻的第十四部书。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访问天京时,《新遗诏圣书》尚未刻成。同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M.de Bourboulon)去天京,得到了《新遗诏圣书》卷一(《马太传福音书》。这是太平天国前期外国人得到《新遗诏圣书》的唯一报道。据癸好三年(1853年)颁刻的《诏书盖玺颁行论》记载,太平天国建都后曾焚除包     

民国外交官叹“穷”

用今人的眼光看,民国时期的外交官职位,无疑是不少人艳羡、垂涎并为之争逐的大肥缺:驻外使领馆官员自然都很潇洒、神气,手头阔绰,居处奢华,赚足了外币:尤其是驻欧美使领馆官员,更是充分享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明。事实如何呢?翻阅了民国著名外交家蒋作宾(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驻德、奥公使,驻日公使和大使)的日记,方知也不尽然。蒋作宾于1928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驻德国公使兼驻奥地利王国全权公使。同年12月12日从上海乘船启程赴德国柏林就任。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