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河南陆军

河南地处中原,东控淮海,北连晋冀,黄河横贯,嵩岳中起,物产富饶,民风刚劲,军事地位极其重要,素称四战之地。 清代,设河南巡抚为该省最高地方政府长官,直辖全省陆军、巡防各机关,下设军械局、测绘所、军政科、发审营务所等。另设督练公所（亦称督练处）,作为训练新军的机构。     

孙宝琦与烟潍铁路的筹建

1861年8月22日,烟台在开埠后,得到迅速的发展,诞生了大批近代民族工商业。但是伴随着青岛开埠,烟台在山东省内的地位出现下降,为重振烟台经济,烟台绅商一直寻求修建一条铁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作为山东巡抚的孙宝琦是政府和民间的沟通的纽带,虽然他一直为烟潍铁路的筹备努力,但是孙宝琦作为地方长官未能有效调和政府和民间的矛盾,从而烟潍铁路未能得以兴建。     

邓华熙邓本逵父子生平交游考辨五则

邓华熙是晚清粤籍官员中比较重要的一员,以京官出身,后担当多任地方长官,在安徽、贵州巡抚任上致力于变法改革,进行近代化建设;退休后应邀担任广东谘议局筹办处议绅,复被选举为顺德自治研究社社长,武昌起义爆发后又主持了决定广东前途的文澜书院会议,是广东近代民主建设探索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其子邓本逵,早年一直辅佐父亲,至清代最后几年才出任浙江省几处地方官,政绩卓著,民望甚高。     

宋代明州地方官制述略——以地方志文本记载为中心

宋代明州属上州、节度州,南宋宁宗后又升为“府”,地方长官有节度使判、知州(府)之称,地方长官的称谓又因职官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地位的提升而有所变化;明州由于其濒海的地理特征,重要的战略地位,曾于此设立沿海制置使司和市舶司等机构,其长官一般由知州兼任。     

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与南方经济建设

唐代后期 ,一些地方长官 ,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地方长官 ,自筹财力 ,投入当地经济建设 ,成为一种具有地区性和阶段性差异的新的宦绩。它是在“超支不补 ,结余留用”的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下 ,地方长官行使财政支出自主权的结果。唐中央对地方长官此类财政经济行为的引导和财务规范 ,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才形成。地方财政支出包干制是唐后期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是以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为必要条件的。所以 ,这一制度虽然在一定的吏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 ,但在晚唐随着中央集权的严重衰弱而蜕变为藩镇专擅财权 ,因而在宋初被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所取代。     

南朝“迎吏”、“送故吏”新探

本文深入析论了南朝衍生出的且具有新机制的迎主簿等迎新大吏及送故主簿。迎主簿等 ,其机制在于由某些大州长官个人授予地方人士选官资格 ;送故主簿 ,其机制在于地方长官调离时亦借此名义随调其亲信属吏。前者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新发现了一种独特的选官资格类型。     

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

督抚（总督、巡抚）作为一种官职,肇始于明代,但在明代往往带有临时差遣的性质。清代督抚作为封疆大吏,并兼中央有关官衔而成为地方最高长官,总管地方的军政、司法、钱粮大权,“察吏安民”直接对皇帝负责。清乾隆中叶,贪污之风盛行,尤以督抚引人瞩目,弘历晚年也自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①弘历对督抚一级的贪婪案件十分重视,一经举发,亲自过问,催促办理,并常常将主犯解京“亲加廷鞫”。先后严厉惩办贪婪督抚达二十九人,其中令其自尽、处斩、处绞、即行正法者达十八人．即使如…     

明代广东伸威道的两属与专属

明代兵备道是安定地方的重要军事层级。嘉靖四十一年,为应对岭东惠潮地区“矿贼”的跨省流窜及倭寇侵扰,南赣巡抚奏请置伸威道驻于赣州府平远县。后因地方形势变化,平远县改隶潮州府,广东巡抚重置,伸威道由“两属”于虔粤二抚转为专属广东巡抚,其管辖区域维持在惠潮二府以内而不再跨省,驻地也从平远县迁至惠州府城。粤东地方安定之后,出于统一惠潮地区兵备道事权的考虑,伸威道于万历五年被裁革。伸威道作为岭东诸兵备道的一支,由广东按察司佐官整饬兵备,却又同受南赣巡抚与广东巡抚节制,其统属、职责、辖区、驻所的变动运作是明中后期两属辖区兵备道的代表,伸威道的废设与分化调整也体现了明中后期广东惠潮区域地方复杂军事形势的变化。     

从马背的动荡到田野的宁静——话说土族

历史上的某一天,朝廷的一个史官,也可能是西部边地的一个地方长官,也可能是长官手下负责文牍的一名小吏,在起草一份给朝廷的报告时,为了省事,自作主张地把"吐浑"(读"土胡",     

刚毅：读白字的军机大臣

刚毅（1837—1900）,字子良,满洲镶黄旗人。在地方和中央都做过官,廉洁奉公,翁同龢在日记中称其为＂粹然循吏＂,声名显赫。他因平反清末轰动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而获得朝廷嘉奖,从此平步青云,历任江西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山西巡抚、江苏巡抚等,     

魏晋南朝的军府管理与地方变乱

魏晋南朝地方军政官的频繁变乱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军府长官在获得财富方面具有先天之利,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地方财富常常会被越轨的军政长官挪作私用。当时以“节”为发兵符信,但是诏书与尚书符都很容易被伪造,朝廷无法防止地方军政官擅自募兵、兴兵。中央也曾对军府内部士兵、府僚、属州刺史与军府长官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进行干预,并且加以种种规定。但这些规定具有矛盾性,而且这种矛盾性又总是向有利于军府长官的方向转化。中央一直向军府派驻有各种监察性质的官员,但这种官员在身份和地位上又从属于府主,有听命于府主的义务。     

一份藏于民间近四百年的"乡规民约"

最近,泸定县沈村地方发现明代万历年间《合约》。这是一份有关边茶贸易的民间《合约》,由沈边土官余景冬与当地众“耆宿”和商家代表以及“把式”（朝廷的地方武官）、“明镇官”（打箭炉地方长官）的管家等,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共同签订,距今近四百年。     

陕西西安金代李居柔墓发掘简报

李居柔是金代陕西东路地方长官,不见于史籍。其墓葬位于西安市观音庙村,是一座未经扰动的小型砖室墓。出土随葬品器物有耀州窑瓷酒具、钧窑瓷食器、金属炊器、买地券等各类以及一些私人生前所用的物品。     

北京政府时期全国政区沿革概况(一)

(一) 清代沿袭明代的政区建制,但较之明代发展的更为完备。清代定地方政区为省、道、府、县四级行政机构;省、府、县为发展完备的地方行政建制,道为发展尚不完备的行政建制。清代,省的行政长官为总督和巡抚,领布政、按察二使;其驻地为一省首府(即省会)。总督一般辖两省,也有辖一省或三省者;有的省设总督兼巡抚,有的省只设巡抚,不再设总督管辖。省一般辖三四道,个别亦有辖六七道者;道设道员,通称道台。道一般辖两三府或直隶州、厅,亦有一府设一道者;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厅设同知。府一般辖七八县,亦有多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所见川北民风民俗

一、南部县衙档案概说 目前,我国现存明清各种档案约2000万件,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1000多万件清王朝各部院衙门档案,和全国各地方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所保存的1000多万件明清地方档案。明清地方档案主要有孔府档案、四川清代档案、河南省档案馆存“河南巡抚”和“河南布政使司”档案、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图书馆存明人辽东残档和清初档案等。     

粤秀书院纪略

清初,康熙帝一改顺治朝对书院的压抑态度,实行劝学、重科举的政策,鼓励各省、府、州、县兴办书院。各地方官员为了兴教劝俗,培养人才,奠定本地科举基础,都积极捐资办学。因此,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两广总督赵宏灿、即将调任浙江福建总督的广东巡抚范时崇、来粤监临乡试并将接任广东巡抚的内阁学士满丕均率先捐银举办书院。     

文物建筑名录编制怪现状

瞒报的原因，一种是因为地方长官担心管理文物建筑责任重大，万一出事，会误了仕途，不如不申报文物为好。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代的省级建制,是由督抚藩臬等职官共同组成的行政实体,牵涉地方军民财赋等多方面的建设。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苏两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顺治、终于乾隆的漫长动态过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其后安徽、江苏藩、臬两司的调整,均系为适应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调"。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又有变更两省疆域的建议或建立新省的举措,乃是其体制未能完全"允协"的余波。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驻牧地是典型的农牧交错、蒙汉杂居区域。清政府在此处设理事同知与通判,隶属山西巡抚,由原来以蒙古都统为首的一元管理体制演变成都统与山西巡抚共同管辖的蒙汉双重管理体制。绥远城将军设立之初,并未过多参与到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事务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朝裁撤归化城都统,土默特二旗正式由绥远城将军辖制,从前双重管理体制中地方最高权力的主角也从"都统—巡抚"向"将军—巡抚"转型。通过梳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司法审理中蒙古官员与同知、通判以及都统、山西巡抚、绥远城将军之间司法审理权的变化,可以揭示该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第六战区接管日伪物资的内慕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中区的受降和敌伪物资的接管工作,是由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负责进行的。1945年9月18日,在司令长官孙蔚如和副长官郭忏的主持下,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受降仪式。接收华中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长官部临时组成的“第六战区敌伪物资产业接收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接管会),负责指挥兵站、国民党政府驻汉口机构和省市地方军政单位,执行有关接收的具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