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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桑乾河为天鼋氏族故地。传说黄帝轩辕氏(天鼋氏)从河南熊耳山地方的有熊氏地出发沿太行山脉北上桑乾河,“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史记·五帝本纪》),到今河北怀来县北;三战炎帝,擒杀蚩尤于涿鹿之野,在今北京昌平县西。这些事业的完成都在今桑乾河流域,亚建都于涿鹿之邑,奠定了“陶天下而以为一家” (《管子·地数》)的基础。 桑乾河古名治水。《汉书·地理志》:雁门郡阴馆县下:“累头山治水所出,东至泉州入海”。师古注:“治、音弋之切,《燕刺王传》作台字”,音饴。台为异之声耘,异为族名,或因治(台)水而得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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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先生在1998年10月出版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一辑上著文《咸阳塔儿坡新出陶文补读》,对拙文《咸阳塔儿坡秦墓新出陶文》,①提出了很多意见,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读后很受启发,收获是多方面的。然而,在接受王文精辟见解的同时,对有些观点则不敢苟同,今写出自己的陋见,与先生讨论,也求教于各位方家。首先,我对王文纠正拙文释读不确的18节四字“驾”(17)(前面的数字为王文陶文编号,括号内数字为拙文原陶文编号,以下不再注明),补释之23节三字“商”(24)、27节三字“利”②(28),表示同意;另外,对“成”、“西”、“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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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勤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3)
<正> 在汉唐长安城附近的渭河三桥中,惟西渭桥的位置史籍所记岐异多,出入大。谴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三同志的《渭河三桥初探》(以后简称《初探》)和段清波、吴春二同志的《西渭桥地望考》(以后简称《地望考》)已先后指出:一因古代咸阳县的治所曾多次变迁,在西渭桥本身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它与咸阳的相对方向和里距也会出现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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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慧章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1)
<正> 《史记·货殖列传》有“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之句,学界对其解释颇有不同。田久川先生在《史记译注》中说“因以汉都”是“因(之)以(建)汉都”的省略,并译为:“秦孝公和秦昭褒王治国于咸阳,汉朝籍此以建都城,还有建于长安附近的各陵县。”台湾庄万寿先生在《白话史记》中则译“因以汉都,长安诸陵”为“后来即为汉都长安古墓群的所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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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昌陵相关问题探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西汉成帝刘骜 (公元前 5 1年—前 7年 ) ,竟宁元年 (公元前 33年 )即皇帝位 ,绥和二年(公元前 7年 )三月 ,崩于未央宫 ,四月葬于延陵。《汉书·成帝纪》云 :建始二年 (公元前 31年)“闰月 ,以渭城延陵亭为初陵 ,”据文献记载 ,当延陵建造十年之后 ,曾一度停建 ,成帝又于渭河南岸的新址建造昌陵 ,时经五年 ,未成而罢 ,复作延陵。考古研究结果表明 ,“延陵位于今咸阳秦都区周陵乡严家窑村 (严家窑应为“延家窑”之讹 )。陵墓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 ,底部边长 1 73米 ,顶部边长 5 1米 ,封土高31米 ①”。虽然昌陵是成帝之废陵 ,但围绕昌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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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杰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4)
《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载 :“出子二年 ,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按《正义》:“西者 ,秦州西县 ,秦之旧地。时献公在西县 ,故迎立之”。言秦献公被立之地为秦州西县。如是 ,则“河西”之“河”字又该作何解释 ?检《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汉书·地理志》得知 ,秦代所置郡县中实无河西郡或河西县 ,故宜排除此“河西”即指河西郡或河西县的可能。而若将“河西”释为“河西之地”,则其范围涉及夷吾献给秦缪公的山陕交界的黄河以西之地 (今陕西大荔、华县一带 )。依据常识 ,庶长改迎献公仅可能在具体之地 ,故如将“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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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 ,郑回是相州人 (即今河南安阳人氏 ) ,汉族。“天宝中举明经 ,授州西泸县令”。“初 ,云南王阁罗凤陷州 ,获西泸令郑回”。也就是在肃宗至德元年 (公元 756年 )阁罗凤第一次攻陷州时 ,俘获西泸县令郑回的。阁罗凤为王时 ,命教王子王孙 ;及异牟寻为王时 ,被任命为清平官 (相当于唐朝宰相 )。未见有记载他回到中原 ,应卒于云南。郑回在儒家文化上有很深的造诣 ,并且为师严厉。据《资治通鉴》上记载 :“回 ,相州人 ;通经术。阁罗凤爱重之 ,其子凤伽异及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师事之。每授学 ,回得挞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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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记》与《汉书》中所讲的匈奴“左方”或“左地”包括的地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人们对此往往不加分辨。丁谦认为匈奴左地包括今克鲁伦河以东及内蒙古东四盟地,且在此地驻有匈奴左方王将。1956年前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辽宁西丰西岔沟,清理了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六十三座古墓。孙守道同志认为“这一墓地的部族应属于匈奴部族集团,当归匈奴左地所辖。”并认为其族属“就现在的初步分析,以为匈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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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津琥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2)
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在标点中仍存在一些失误,今试为指出一则,以供标点者参考。 《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P.557） 今按,标点者于“史书”下加书名号,盖以为此之“史书”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之书名也。殊不知汉人或称隶书书体为史书（关于此可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举“凡《汉书·元帝纪》、《王尊传》、《严延年传》、《西域传》之冯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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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雨亭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2)
<正> (一) 《河西人物志》当属甘肃省下 唐赵彦昭撰《河西人物志》十卷,见于《旧唐书》卷九二本传记载,张国淦先生以为“河西泛指黄河以西之地”,故系此书于陕西省下。今案唐人所谓河西实多指陇右,无庸举证。《旧唐书》本传云“赵彦昭者,甘州张掖人也”,弘扬乡里先贤正是当时通习,可证《河西人物志》当系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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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雨亭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4)
<正> 《长安志》卷九常乐坊下载:“南门之西,灵花寺。”自注云:“《酉阳杂俎》曰:本曰大慈,大历初,僧俨讲经,天雨花,至地咫尺而灭,夜有光烛室,敕改为灵花寺。俨即康藏之师也。”《唐两京城坊考》沿袭《长安志》文。今所见吕大坊《长安图》残石则在常乐坊南门之西标为“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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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3)
<正> 蔡国的始封者为周武王弟叔度。《史记·管蔡世家》裴骃《集解》引《世本》云叔度受封“居上蔡”,即今河南上蔡县。后世沿承此说,将上蔡县作为蔡国的始封地。《尚书·蔡仲之命》孔《传》云:“(蔡)叔(度)之所封,圻内之蔡。”古时方千里为“一圻”,今河南上蔡距西周王畿遥远,不当为“圻内”。孔《传》虽未明确指出蔡叔度所居之蔡在何处,但显然不会是今河南上蔡。《通志·都邑略》云:“蔡本畿内之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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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刊载的唐建德先生撰写的《茅台洒与蒟酱辨》一文(以下简称唐文),对拙作《名酒之冠茅台酒》(原载《纵横》1986年第5期)、《茅台酒史略》(原载《贵州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5期)两文中的一些史实和论点提出了异议。对唐先生的看法和做法,笔者无法苟同,特此与唐先生商榷。唐文引用拙作时,几乎每处都有错误。拙作原文中说“……”早在西汉武帝年间,即距今二千一百年前,今之仁怀县一带,已经出产甘美可口的果酒‘枸酱’了。”唐文引用时,腰斩去了“早在、今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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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淮清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2)
中国史籍包藏着许多至今仍无人认识的地名。其中之一便是“乌弋”。《汉书·西域传》提及它,说:乌弋山离“东与(?)宾,北与扑挑,西与犁轩条支接”。荀悦的《汉纪》则单提乌弋而不提山离,谓“乌弋去长安万五千三百里,出狮子犀牛,其钱文如人头”。“自乌弋行可百余日,至条支国,临西海,出善幻人,有大鸟蛋如瓮”。后人如《辞海》作者认为乌弋山离为西域古城。当在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或即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之别译。笔者早知其非,但起初以为它可能是安息西部的一大片地方。及至我从新加坡移居加拿大后,终从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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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峤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
《晋书·地理志》阜陵沦为麻湖说辨误舒峤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地理志》淮南郡阜陵县下注云：“汉明帝时沦为麻湖”。鄙意以为这实乃误记,其理由如次。麻湖,。或作历湖,见于秦汉以来诸地志,在今安徽省和县西３０里,明永乐中堙塞（《明史·地理志》）;阜陵,酉汉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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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人在论述周秦诸子时,作过一个推论,说“北方之学为史学为法家,南方之学为文学为道家,东方之学为六艺为儒家。”这在周秦诸子容或有此情况,秦汉以降则未必如此。下面是司马迁以下中国史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籍贯:司马迁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班固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县东)陈寿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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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咸阳,是商鞅变法后的秦的国都。秦在周代本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小诸侯国,周平王东迁后势力逐步扩展到整个关中。它的都邑在有周一代也曾屡经迁移,见于记载的先后共九处:在西周时,为西垂、犬邱、秦,范围在陇西一带(今甘肃天水附近);春秋时,为汧渭之交、平阳、雍,即周室东迁后为秦所得的岐西一带(今陕西宝鸡、凤翔附近);到战国,为泾阳、栎阳、咸阳,更东移到泾渭下游(今陕西西安以北)。秦国都邑的逐步东移,大体上反映了它的国势的逐步向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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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州新置永通监记》(以下简称《监记》),宋余靖撰。今碑石不存,尚有拓片传世。文载余靖《武溪集》、《广东通志·金石略》、《韶州志》和《金石续编》等。关于永通监建置的时间问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65云:“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九月癸亥,三司言:韶州天兴场铜大发。岁采二十五万斤,请置监铸钱。诏以为永通监”。夹注云:“赐名永通在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二月,今从本志并书”。可见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李焘修《长编》时,置监、赐名时间就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李焘叙此事时,不能决断,因“从本志”,系之庆历八年,但又注明“赐名永通在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二月”,并书而两存之。王应麟(《玉海》,用《长编》说,谓庆历八年九月,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