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乡村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为了维持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发展,依据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等,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正确地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不断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关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制度保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的指导、引导、协调和服务功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在维持农村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乡村治理的努力方向。     

驻村工作队与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基于乡村“公”、“共”、“私”三分领域的治理理论，以G省F贫困村为例，运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结合F村实证特征和问题分析，探讨政府（驻村工作队）与社会（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特征。研究指出，驻村工作队代表政府权威，领导并协助村两委工作；新乡贤利用自身社会资本，与驻村工作队在项目确定、资金使用、村庄发展等方面协商互助，降低治理成本；村两委则以维持乡村生产、生活秩序为主，并领导/协助新乡贤参与村中事务。总体而言，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代表上层政府的外部政府权威，乡村精英代表乡村内生权威，二者作为“中间者”在乡村层面协作互助，实现“上、中、下相结合”的较为均衡的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战略,是实现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在新的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使得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均有所变化.本文旨在通过辨析二者关系,总结与梳理乡村治理的演变趋势与现实困境,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治...     

明清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机制——基于领域性视角

从地理学视角看,乡村治理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和空间权力的配置,即领域化和再领域化。本文从当代乡村治理的问题出发,运用领域理论分析明清时期乡村治理中的空间-社会关系及其领域化机制。研究表明：县级政府构建的行政领域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治理,乡绅主导构建的社会领域基于乡村特征划定边界和提供公共物品并部分替代了行政领域,其具体领域化机制为家族-宗族-乡族三级治理体系。本文认为明清时期乡村治理存在多元领域,行政领域与社会领域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相互补充使乡村治理更有效。乡村治理应注重对当地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培育,同时增强行政领域治理的有效性及其与其他领域的协调能力。     

域外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本文列举的域外乡村治理典型模式,或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治理,抑或是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我改造;或是内生自发驱动,抑或是外生助力推动。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之处是多中心治理,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政府引导、农村自治主导、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协调共同治理。域外乡村治理模式是在本国实践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积淀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理念。通过借鉴域外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     

旅游乡村治理演变机理及模式研究——陕西袁家村1949-2019年纵向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研究的显题，研究发展新兴产业的乡村治理对振兴乡村意义重大，但较为匮乏。本研究基于对陕西省袁家村1949—2019年的治理历程的梳理，探讨旅游乡村治理的演变机理以及成功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乡村治理经历“宗族自治”、“寡头他治”两个阶段，良性的治理模式需要内生动力和外生要素的共同作用。②旅游乡村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目标更聚焦于集体发展、机制更追求正义、系统更不稳定。③有效的旅游乡村治理需要构建“集体共治”模式和动态开放的治理系统，注重社区精神的约束力，促进旅游乡村发展健康可持续。     

破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之谜

当代中国乡村出现了多元的治理结构,有些地方出现了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法定治理机构面临瘫痪的危险局面。在这种情势下,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的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通过这一典型标本,也许可以找出解决中国当代农村治理结构混乱的钥匙。     

浅论构建和谐社会与乡村社会治理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其重点就是调动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只有在农村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协调发展。实现农村的协调发展的首要条件在于让农民成为治理农村社会的主人,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与乡村社会治理也就成了一对需要深入研究的范畴。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

进入新时代,国内基本矛盾发生改变,振兴乡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已经占据战略发展的重要位置,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是构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实践与理论逻辑存在较大的偏差、治理工作比较零碎化、乡村文化异化和治理人才短缺等问题都加大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难度...     

乡村振兴中德治建设的困境及实践路径——基于全国24省211村3133位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德治纳入乡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中,不仅是农民的情感支撑,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关键。乡村德治建设有助于价值体系的重塑,增强新时代乡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村民的自觉参与意识,为乡村振兴集聚人、财、物等发展要素。新发展阶段乡村德治面临建设力度不够、内生动力缺失、成效难以落地等困难,这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新德治宣传力度并加大德治文化供给、挖掘优秀文化的积极因素并重塑乡村德治价值内涵、激发多元德治主体的活力、构建多重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德治的成效,实现乡村道德伦理体系的转变,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以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路径研究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基层党组织涣散、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空心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当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主要因素，探索新型社会组织嵌入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良性机制及可行路径，为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美丽乡村乃至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农户主动参与是乡村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治理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发生机制研究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农户行为遵循“认知—感知—响应”的发生路径模式,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是驱动农户行为的基础性变量,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是认知正向驱动农户行为的中介变量;(2)环境社会资本、环境影响敏感度、农户行为自觉等因素分别是制约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及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主要因素;(3)在美丽乡村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监督、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建设尚待加强,以农户为中心的多主体参与模式和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朱熹的乡村治理思想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延续.在朱熹乡村治理思想中,既提倡孝敬、乡情、信睦、良善、仁厚等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又提倡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章制度,还提倡经济上的发展与救助.其乡村治理理念的实质是为中央集权服务,帮助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实现社会稳定、加强邻里团结、消弭和化解乡村矛盾、改进乡村治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乡村社会治理的内在认同模式研究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侧重于外在地寻找一种管理模式,而对于民间社会的内在认同则研究较少。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社会自身运行的规则也在发生变化,因此,乡村社会治理应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而探索新的路径。文章以现代民间规则的认同为视角,以和谐乡村社会建设为主要目标,探索符合乡村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乡村有效治理助推产业振兴的实践探索 ——以山西省S县典型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经济发展是根本,治理有效是基础.本文基于产业振兴面临的治理困境,结合山西省S县典型村有效治理的实践探索,总结出乡村有效治理助推产业振兴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挖掘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价值,努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样本,全面开创产业兴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格局.     

权威善治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谋求适合乡村内生式发展的有效治理路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权威善治视角,探讨陕西省袁家村发展旅游以来治理结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地方权威主义治理主体扮演“决策者”“引领者”“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并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生角色变迁。(2)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结构从单一主体向“双轨”治理演化。其中,利益相关、产业规模扩张和制度安排为其演化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对现实的启发是,发挥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动作用,将有利于实现目的地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市场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与治理重构——对婺源县Y村的实证观察

乡村振兴不能回避资本，然而资本下乡会改变乡村内部治理结构，如何善用资本以实现乡村善治成为一个难题。文章以江西省婺源县Y村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深度剖析资本介入后村庄治理主体的关系转换和资本运行的内在机制，并揭示资本介入后乡村善治面临的难题。文章认为，市场资本介入乡村重构了空间生产主体，并倾向于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空间形态。新空间形态进一步形成了新社会关系网络，新社会关系网络在市场资本的助推下稳固，并逐步将村民主体排挤出村庄，导致资本下乡后空间非正义等问题凸显。未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发挥资本的触媒作用；维持政府公正性角色，保持乡村空间正义；明确村民主体地位，鼓励村民作为村庄营建的主体；强化集体力量，保持村集体对空间的有效控制权。     

乡村振兴中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基于我国的国情发展,为着力破解当下我国农村治理困境,引领"三农工作"改革,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具体内容作为研究背景,阐述了研究意义.从乡村振兴和基层有效治理入手,将基层治理的主要问题划分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两部分,主体性方面是从基层治理的三大主体展开论述的,即基层政权组织、...     

人工智能+乡村社会治理耦合与实践 ——以"浙里兴村共富"为例

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是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又是对维护村民基本权益和共同富裕需求的回应.人工智能是提升乡村治理成效的重要抓手.文章以F镇"浙里兴村共富"应用详细分析人工智能和乡村治理可以在公共性、规范性和效益性方面高度耦合,从村民参与渠道、村干部绩效考核标准、部门协同自决性、原有制度体系等方面分析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从动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