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给父亲能早日昭雪,我开始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许多老前辈,这一部分我是凭记忆按走访的前后记叙下来,可能会感到乱,但这是历史事实。我走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陆定一同志。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医院,我去探视他,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他对我讲了下述情况：大约1964年,他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问他要我父亲写的《多余的话》。     

冯友兰临终谈毛泽东

冯友兰先生在1988年初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7册,1990年去世前5个月,以95岁高龄完成。这是他最后的著作,后来叫《中国现代哲学史》。在完成这册书后所写的《自序》中,他讲到文革后老妻去世时他写的挽联中,有“斩名关,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之旬。他说：“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清初王夫之在深山中著书四十年,达数百卷,几百年以后才出版。冯友兰为什么要自比王夫之？为什么说真感觉到了自由？因为,在最后的著作里,他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独立的认识和分析。谨摘录介绍如下。     

梅兰芳访美演出盛况拾遗

《天女散花》中梅兰芳饰天女英国汉学家施高德教授(A.C.Scott)1956年曾由香港来京考察中国戏剧并访问我的父亲梅兰芳。父亲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待了他,跟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施高德当时是研究中日两国戏剧的专家,已发表《中国古典戏剧》和《日本歌舞伎》两部著作。他返回香港后,在1959年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英文专著《梨园魁首梅兰芳》,这大概是西方人士所写的第一部梅兰芳传,全书132页,内容尚属详实。最近我从书架上取下他当年赠送的这本书,重读一遍,发现其中记载了父亲当年访美演出时的不少情况,对我很有启发。其中有些事我未曾在拙作《我的父亲梅兰芳》(1984)第     

只听到一种声音，就容易狂热——对话陈小鲁

最大的维稳是树立法律的权威 人物周刊：在道歉的前一晚上,你专门读了《五四宪法》,为什么？ 陈小鲁：因为我要准备一个发言嘛 ,说句老实话,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对《五四宪法》毫无印象,其实我那时候也20岁了。     

问一个记录中国变迁的美国非虚构作家--迈克尔·麦尔：越了解外面的世界，越知道中国小村庄有多特别

P：为什么会对中国东北感兴趣,甚至跑到大荒地村住两年就为了写一本书？ M：我是1995年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四川的,两年后到了北京。写上一本书《再会,老北京》时,我住在大栅栏的胡同里,还在大栅栏小学当老师。学校里一些学生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小学毕业就要回到家乡生活。我很好奇他们都去了哪里,所以想了解中国乡村的变迁。但我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书．就想自己去写一本。大荒地村是我妻子的家乡,那里生活着她的一些亲戚．     

江青插手《红岩》制造阴谋始未

江青插手《红岩》制造阴谋始未［四川］杨益言一、江青想干什么？十年内乱结束,《红岩》在北京再版。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９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揭露江青扼杀《红岩》的文章之后,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希望我将此事的原委说得更具体些。即,江青为什么要这么...     

从《不忍》杂志看康有为民初的政治主张

从《不忍》杂志看康有为民初的政治主张冯祖贻《不忍》杂志是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自己创办、自任主编、专登康氏一人著述的杂志①。康有为为什么要办《不忍》杂志？他在第一册《（不忍）杂志序》里说得很清楚：躬际中国之危机,于是不忍之心磅薄而相袭,触处而怒发,不能自...     

道不同，不相与谋--由陈垣评章学诚为“乡曲之士”说起

牟润孙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先师很少批评人,时常诵“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句诗。五四以后,梁任公、胡适都大捧章实斋,我曾问过先师“章实斋学问如何？”先生笑着说“乡曲之士”！我当初不明白为什么说他是乡下人？后来看到章氏著《史籍考》,自称仿效朱彝尊著的《经义考》,却不知朱氏之书是仿自僧的《出三藏记集》。所见不广,岂不是乡下人？先师时常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     

陈寅恪:君子和而不同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身后是非谁管得》章,我由原本的感慨万分陷入尴尬非常的境地。这一意谈到1978年5月刚复刊（书中说“创刊”似未确）的《学术研究》第一期刊出《柳如是别传》“缘起”部分时有一段我早忘得精光的编者按,其中最后一段分明写着：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寅信先生十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的晚年迁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作,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我十分惊讶：为什么时为（学术研究）主编的我对这段文字竟一点印象也没有呢？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我们奉命一起筹备（学…     

斯诺笔下的“山西娃娃”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述一位机灵可爱的“山西娃娃”：“他是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十二岁,但己能照顾自己,……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回答说：“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什么不要当红军呢？”     

郭老赐我诗一首

1961年2月14日,正好是除夕。那时我正在海南岛最南端的海军榆林基地任俱乐部主任。除夕下午,基地司令员袁意奋将军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我说：“今晚要给首长们举行舞会,你们八点钟要准时赶到鹿回头。’俄接受任务后正要告退,司令员却喜形于色地对我说：“小李,你知道今晚给谁举行舞会吗？一他笑着告诉我,今晚是给郭沫若举行舞会,他又加重语气强调说：“郭老是世界闻名的大文化人,今晚的舞会可不能有半点马虎呀！”我从小便喜爱郭老的诗歌和文章,念中学时读过他的《女神》、《棠技之花》,其中一些诗句、歌曲,至今我能背、能唱。…     

依然是警钟──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依然是警钟──重读《甲申三百年祭》王戎笙郭老为什么要写《甲申三百年祭》？或者换一个问法,郭老当初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是什么？我认为郭老当初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并不是要给共产党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不是给共产党人敲一敲警钟,不是要告诫共产党人不要...     

从《小二黑结婚》看当下文学导向性

《小二黑结婚》一文创作于1943年前后,当时的赵树理在北方局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根据深入辽县农村搞调研的听闻,创作了《小二黑结婚》一文,他先后把小说收稿送报北方局秘书长、北方局妇委会等领导干部审阅,直到彭德怀看到之后以官方形式对其表示重视,这篇文章才真正的被重视了起来。一篇感想,为什么要介绍赵树理对《小二黑结婚》一文的推荐上报工作呢？我只是想证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政治就是文学的导向,政治需要什么,什么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彭德怀并不是个文人,自己都说推荐这篇文章是“班门弄斧”,那这篇文章还是由政府出面发行推广了,其原因就体现在政治需求上,可能,我的言辞显得愤青、激进了些,不过我终究觉得社会环境可以是文学的给养,但是不能是导向。     

敝帚当自珍

2008年最后一天的清晨,按照事先和世界麻将组织秘书长江选旗先生约好的时间,我来到了他位于北京西郊的寓所对他进行专访。还没等我坐定,江先生就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回答将是我们继续往下交流的基础和前提。”“请你阐述一下为什么要做麻将的专题,只是为了炒作一下而已吗？”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之前给江先生的策划案中已阐述得很清楚。     

灾难的儿子——记公刘

公刘久病后,在２月７日去世了。听说,他在病中时,他女儿曾向北京求助,可见医疗条件的不如意。这个灾难的儿子,不仅走早了,还走得很难。令人思之黯然。公刘少年时就有诗名。抗战期间,我虽然与他同在赣江源头那座小城,相互认识却是１９５０年春随军进入昆明后;１９５１年我调入云南军区文化部,他早在《国防战士报》工作,同住一个院子,朝夕相见,也就常能谈文论艺。他１９２７年出生,比我大两岁,在南昌读大学时就加入了反对国民党旧政权的进步组织,从而被通缉逃亡香港,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报刊工作。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他在我们这些年轻军人当中,也就显得较成熟有学识。我们编辑的《文艺生活》月刊,若要发表重要的理论文章,如阐述文学和《矛盾论》、《实践论》的关系等,文化部副部长兼刊物主编苏策都要约请公刘来写。苏策考虑到：当时是供给制,军队干部没有余钱养家,这既可让公刘得些稿酬去赡养父母,也只有他能胜任这一理论性写作。刊物每期都要选一些文学精品刊在封二上,公刘的诗作《远离北京的地方》就是刊在这版面上。《解放军文艺》转载时,易名为《守望在祖国的边疆》,从而传诵一时。１９５２年夏,冯牧接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后,把他调入文化部,使他的诗作更多。１９５３年冬...     

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

1985年我从贵州到北京,在中宣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说：是吗？逐步放开一点嘛。     

当前的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对话林贤治

人物周刊：你在文章《60年文学史如何书写》里对建国后的文学总体评价很低,原因是什么？你的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林贤治：我自设的标准是：一、自由感。这个作家有没有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政治自由、精神自由、写作心态的自由、形式探索的自由,必须是贯穿始终的.     

“车上太多人”不合语法──关于语感和语法的对话

题记：本文采用对话体,是受了P·H·马休斯教授的《生成语法和语言能力》和朱德熙先生的《语法答问》两书的影响。关于语言“容错”的能力的论述,是受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的启发。如有对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的误解与论述的错误,则是本文作者的责任。客：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谈话时,我说了句“车上太多人”,他认为我这句话不合语法。他说应该说成“车上太太多”。我说：“我的话跟你讲的是一个意思,你也听明白了,为什么你的合语法,我的就不合语法呢？再说只要意思明白了,还去讲什么语法？你讲语法的目的不也是为了把意思说明白吗…     

从戏剧、报纸的创新谈妨碍志书体例创新的两种思想

近来读报,看到戏剧、报纸创新各有一例,印象颇深。先看戏剧创新。豫剧六大名旦唯一健在的“洛阳牡丹”、以83岁高龄仍然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马金凤,她的拿手好戏是“一挂两花”（《穆桂英挂帅》、《花打朝》、《花枪缘》）。1956年7月,马金凤率领洛阳市豫剧团,带上《穆桂英挂帅》进京,向首都观众作汇报演出,《戏剧报》对《穆桂英挂帅》这出戏进行了宣传和评论。郭沫若、夏衍、田汉等领导、专家观看了马金凤的演出,并亲切接见了她,肯定了她的成绩。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人问马金凤：“你演的穆桂英属于哪一种行当？”马金凤一下子被问住了,她思忖片刻后说：“我演的是帅旦!”在戏剧的行当中,有青衣、花旦、闺门旦、老旦、刀马旦等,从没有听说过“帅旦”。但仔细一想,这个叫法也挺贴切。马金凤演的穆桂英,已突破了原有的行当程式,是她根据人物的特殊身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行当。这个新行当的创造是她虚心好学、不断创新的结果。     

毛泽东批阅《红楼梦》

原中国俗文学会副会长路工先生因病于1996年10月25日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我和他交谊甚笃,他一生勤奋笔耕,著述颇多,出版过5本诗集,编著出版过10余本民间文学专著,他还喜好古典文学研究、摄影、文物收藏。几年前的一天,我去看望他,他拿出深藏三十多年的毛泽东批阅过的《红楼梦》抄录本给我翻读,我一页页仔细阅读,字里行间注入了毛泽东对红学研究的思想精华。我曾关切地询问这手抄本从何处抄来？毛泽东亲笔批阅那本《红楼梦》现在何处？路工对我说,他是1957年在康生家中偶尔翻阅到的,他说,毛泽东是用蓝笔批注在全书的前八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