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

鸦片战争前夕 ,英国水手在中国领土上殴毙林维喜。对此 ,林则徐根据国际法准则要求英方交出凶犯 ,据理力争 ,有理有节。而义律作为英国驻华的高级官员 ,其所作所为 ,背离国际法原则 ,藐视中国法律尊严 ,也使英国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义律在林维喜命案中设立的法庭与所进行的审讯是非法的 ,他的裁决当然也是无效的。     

《恰克图市约》中的法权

《恰克图市约》是清政府于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为重申中俄关于边境贸易管理规约而签订的一个条约。由于其中第五条涉及到对中俄边境民人交涉事件的法律管理,故中外人士对条约中的法权问题各有说法。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宋教仁在他１９１１年所写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一文中认为,“俄人自乾隆五十七年订立《恰克图条约》（注：该条约又称《恰克图市约》）,有两国人民交涉各治其罪之文,为治外法权之滥觞。”①在他看来,外人在华治外法权的取得是从这个条约开始的。同时,一些外国学者也认为中国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曾给予过外人在华…     

“白尔丁号事件”与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

二战结束后,中法围绕处置在华战犯问题爆发了一场治外法权存废之争,并由此导致了"白尔丁号事件"。借助战后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中国政府迫使法国政府在中法新约签署前关闭了在华领事法庭,随即两国签署了中法新约,彻底终结了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历史。"白尔丁号事件"不仅反映了战犯审判问题的复杂性,也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道路上的曲折性。中国政府处理"白尔丁号事件"的过程,事实上也成为一次主权宣示行动。法国相关研究者的个别结论不无可商榷之处。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关于香港居民司法管辖权的交涉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关于香港居民司法管辖权的交涉郭卫东一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政府对香港地区拥有完整的司法主权，但这一主权当时已遭到英国等殖民者的侵逼。１８３３年８月２８日，英国议会通过议案，在中国设立刑事和海事法庭，该法庭暂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主持，它有权对...     

图像中的郭实猎

正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①是近代中西交通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于1826年来到东南亚,开始了自己的传教生涯。在鸦片战争之前,他曾数次冒险缘中国沿海航行,进行传教和贸易的尝试;他是义律、郭富、璞鼎查的中文秘书,参与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多数中英交涉;他     

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

近代西方的"治外法权"概念由外交豁免权与领事裁判权两种性质有别的域外司法管辖权组合而成。这一矛盾含混的内涵结构及其在日常使用中后者遮蔽前者的语用强势,导致中国知识精英有关认知的长期分歧;而中日汉字构词习惯的差异,又曾一度引发国人对"治外法权"的误读。清末时,即有人试图将"治外法权"两层矛盾含义予以分离,甚至加以对立,宁愿选择以"领事裁判权"来明确指代列强在华司法特权,以避免含混的"治外法权"名义。北洋后期特别是国民政府时期,此一认知倾向经由政府提倡和实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因故出现某种逆转。尽管存在认知分歧,"治外法权"由领事裁判权所代表的不平等的司法特权内涵,却一直主导着社会上的传播。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治外法权"在清末主要被用于唤起危亡意识、鼓吹变法维新,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五四运动及其后,则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进行反帝斗争的话语武器。     

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形成与撤废

领事裁判权问题是近代以来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症结。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将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1927年1月,美国出于远东战略利益的需要,决定通过谈判途径“尽快”解除美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但因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无确定对象,加之中国政局动荡,致使美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立场有所动摇。1928年中美签订新关税条约后,在中方的坚持下,中美开始就撤消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其间,美国采取拖延、推委战术,致使谈判久拖不决。‘‘九一八”事变后远东局势发生突变,中美长达三年之久的谈判因之被迫中断,撤消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被搁置一边。     

跨国史视野下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1919-1931)

殖民帝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治外法权是近代的国际性现象。通过外交官与外国顾问等群体建构的信息传播路径,包括中国在内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解决法权问题时,得以吸纳其他国家的经验。近代中国首先了解、采行日本的办法,即在5年内改革法律及司法,然后取消治外法权,但未能藉此废除治外法权。通过法国顾问宝道等人的引介,北京政府一度试图采取暹罗的办法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进而解决法权问题,亦未成功。20世纪20年代,同为"病夫"的土耳其的成功激励了国人,国民政府取法土耳其以取消治外法权,但因缺乏稳固的中央政府等因素,在列强反对后,只能提出折衷土耳其与暹罗办法的方案。     

和琦善订立川鼻草约的究竟是那个义律?并且在那一年?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方面,出现了两个义律。一个是查理义律charles.Elliot(一八○——一八七五),一个是乔治义律George-Elliot(一七八四—一八六三)。他俩个是堂兄弟,自然是同姓——都姓义律,按西方习惯,姓在名的后面,当时的翻译人又依照中国姓在名之前的习惯,把他俩都译作义律,混淆就从这发生。以后为易于区别起见,曾有人把查理义律称为义律,把     

义律与鸦片战争的爆发

义律（CharlesElliot,1801－1875）于1834年随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JohnNamer,1786－1834）来华,1836年升任驻华商务监督,1840年2月与其堂兄懿律（GeorseElliot,1784－1863）一起被任命为英国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负责军事与谈判事宜。可以说,他是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人物之一。但多年来,由于资料的缺乏,义律与鸦片战争的关系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令人高兴的是,胡滨先生翻译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方便。该资料收录了英国驻华代表与其政府间自1834年1月至1842年4月间的重要往来函件…     

租界、治外法权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国际性 ——以《中国论坛》与"伊罗生事件"为中心

美国左翼记者伊罗生19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中国论坛》的出版发行和随后发生的"伊罗生事件"的解决,前者依靠租界的活动空间,后者有赖于治外法权的效力.租界提供了容纳编辑人员进行地下工作的空间,治外法权则给予了主编切身的保护,以刊物为阵地、以主编为纽带,中共地下党人、美国记者伊罗生和各界在华左翼人士三方实现了有效的"跨国合作".考察《中国论坛》在租界的持续运作与治外法权在"伊罗生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可以为深入理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之"国际性"特质提供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实例.     

英国中世纪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的权力关系

英国中世纪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的权力关系刘城１２—１３世纪的英国,在宗教法以及教会法庭司法审判权初步形成的同时,国王法庭的司法审判权也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并逐渐发展起普通法。在此之后直至１６世纪宗教改革,宗教法与普通法这两种法律、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这两个...     

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之恢复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内外洋面海匪活动十分猖獗,官方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恢复水师巡洋制度,诸如,谕令提镇大员必须亲自巡洋,重新修订水师巡洋会哨章程,千方百计整修战船炮械等,但收效甚微,事实证明清水师无力镇压海匪活动。基于疏防责任和被惩办的各种压力,福建和广东的一些文武官员开始与英军尝试合作。中英海军联合镇压海匪的做法,尤其是英国海军在中国洋面参与的缉匪行动和护商活动,不仅破坏了清代前期建立的巡洋制度,同时也损害了中国的近海行政和司法管辖主权,而且导致中国内洋与外洋的管辖观念日渐模糊。对于英国外交官的"帮同剿捕"建议,清廷一再发表谕旨,明确表示拒绝,但对英国的侵略行径又无力制止。     

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报告”的出笼及搁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外交上继续推动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交涉,列强承诺逐步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上海公共租界因此面临出路问题,于是聘请南非法官费唐来沪调查,为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提出建议。1931年4月起,"费唐报告"陆续发表。报告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论证租界不能立即交还中国政府,应设立一长达几十年的过渡期,待各项条件成熟后再交还。报告出炉后遭到中国坚决反对,英国则反应冷淡,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也不肯采纳。"费唐报告"的命运折射出国际格局变动背景下中英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述论

1942年下半年,中英两国就废除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相关特权问题进行谈判后,于1943年1月签订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简单称中英新约).以往在论及这一历史事件时,主要是集中在九龙问题上,而忽略了对谈判的其它内容的评述.本文拟弥补这一欠缺,并对谈判中的某些焦点性问题试做进一步分析以深化该题目的研究.     

伍廷芳法律思想的动因研究

伍廷芳是清末倡导西法并切身践行改革第一人,在我国诉讼立法史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促使伍廷芳法律思想形成的原因主要可以分为四方面:一是西法东渐及近代维新思潮的影响;二是伍廷芳自身阅历的影响;三是治外法权的外部刺激;四是刑讯之争的内部争论。其促使了伍廷芳法律思想的形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做出巨大贡献。     

鸦片战争前后贵州社会的变化

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和其后《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始,中国社会性质发生重大转变,从封建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贵州同样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试论雅典公民法庭的发展与演变

陪审法庭是古典时代雅典城邦重要的司法机构,曾在其政治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陪审法庭的前身,梭伦创设的上诉法庭是民主政体萌芽阶段的革新产物,它打破了贵族集团对司法权力的垄断,为司法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以城邦公民为参与和决策主体的司法权力机构,上诉法庭和陪审法庭虽可统称为公民法庭,但二者在民主政体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各有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晚清广西第一次司法官考试始末

一、广西第一次司法官考试背景 晚清司法官考试是适应近代司法改革之要求,推行司法独立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司法改革是在庚子变乱之后,清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统治危机而采取的应变措施,试图通过司法改革收回治外法权。为此,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二十日清政府发布改革官制上谕,将刑部改为法部,专职司法行政,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司司法审判,与大理院相配套的要在全国设置各级审判厅。从1906年到1909年,清政府先后制定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1907年）、《法院编制法》（1907年）和《筹备各省省城及商埠等处各级审判厅》（1909年）等,[第一段]     

建构清代法律新的解释体系——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正>一、黄宗智与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先生开始进入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在一次讲座中他曾说起:"从1988年开始,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法律史研究,转眼已经二十年了。"[1]在这二十年里,黄先生在中国法律史领域做出了卓著的成就,主要著作有《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论文集《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及不胜枚举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