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十七条协议”

今年的5月23日是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定50周年．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一历史事件,对西藏社会发展进程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同样不容置疑的,还有”十七条协议”产生的合法性,以及协议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尽管至今仍有人一再地想否定“十七条协议”．但事实和真相总是以自己朴素的色彩匡正谬误。     

农业“八字宪法”评析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实现我国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必须抓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的工作。这八项措施被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之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是一句非常响亮且十分流行的口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要求。可见,农业“八字宪法”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既深且巨。然而,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空白。农业“八字宪法”是怎样提出来的?在贯彻实施它的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如何评价它对中国当代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十七条协议”与西藏旧制度的终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作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并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协议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平解放西藏,实现民族团结,解放军进驻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在处理西藏内部问题和旧制度问题上采取宽大让步、耐心等待的灵活政策。十七条协议体现出中央处理西藏问题的高超艺术,闪耀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西藏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光辉思想。回顾60年前十七条协议签订及其实施的历史,以及西藏社会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巨变,留给我们诸多有益的思考。     

读者来信

上海的刘瑞林：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对西藏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1月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在同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客观”和“中立”

更多的中国读者是通过《喇嘛王国的覆灭》认识这位大洋彼岸的“西藏通”的。 戈尔斯坦上一次来中国,是2008年10月出席北京藏学讨论会,在那次会议上,他提交了一篇题为《变迁阵痛中的西藏农村》的论文。     

“中华瑰宝·西藏文化展”在北京举办

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主办、《中国西藏》杂志社承办、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西藏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协办的“中华瑰宝·西藏文化展”2006年10月10号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拉开了序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为展览开幕式剪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榕明和各民主党派、有关部委负责人及参加首届“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论坛”的国内外藏学专家学者参观了展览。第十一世班禅也专程前来观看…     

“徐老大”怕麻烦

创办于20世纪初的《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长、声名最著的报纸。     

是“象征性权威”,还是国家主权再构建?——对《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关西藏历史书写的思考

傅礼初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西藏部分的论述中,沿袭伯戴克“保护关系论”的思路,提出了清朝在西藏仅拥有象征性权威的观点,并基于此观点对相关史事进行了片面化的解读。本文通过对书中观点和史事解读的分析,在吸取傅氏观点和缺憾的基础上,从历时性研究和制度史两方面对清朝的国家构建路径的研究进行了再思考。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韩愈(768—824)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上对他毁誉交加。有人批评他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品,把封建等级性的人格,说成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有人赞扬他在《师说》一文中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而“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闻道者都可以为师。当然,韩愈最显赫的成就是他提倡古文运动,他的文章“凌云健笔意纵横”,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你我心中的“男孩梦”——从“马小军”和“小四”说起

短短几个小时的＂返老还童＂,总会令饱经沧桑的成年人精神重振甚至泪流满面,撩拨起我们深埋心底的＂男孩梦＂,青春不再,物是人非,而这大概也正是青春成长片的永恒魅力所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无疑是这类华人影片中的翘楚。无论北京还是台北,其主人公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历史叙述中激扬热血、挥洒青春,深深引起许多人内心的共鸣——我们曾经是马小军,我们曾经是小四。     

“成规”为何要“墨”守

在中国历史上,最善“守”者非墨家莫属。墨家弟子专门研究在别人进攻之时如何防守,最终将防守技术推向了极致。据《墨子》记载,公输盘为楚国制造专门用来攻城的云梯,并且准备用来攻打宋国。     

“成规”为何要“墨”守

在中国历史上，最善“守”者非墨家莫属。墨家弟子专门研究在别人进攻之时如何防守，最终将防守技术推向了极致。据《墨子》记载，公输盘为楚国制造专门用来攻城的云梯，并且准备用来攻打宋国。     

“合纵连横”李鸿章叩问列国

左页图为1896年8月17日,李鸿章拜会英国前首相格雷斯顿,就中国的税务和铁路问题与之商讨,会谈结束后,格雷斯顿亲自送李鸿章登车离去。下图为李鸿章在最后一站访美时,美国友人赠送的李鸿章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塑像。李鸿章的环球之行,除了访问“干涉还辽”有功的俄德法三国,为什么还要访问英、美呢？因为他还肩负着一个重大使命,就是提高缴纳中国海关的关税,用以偿付《马关条约》应付日本的赔款。     

“十国”之说的由来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说由来已久,但其渊源如何,学界却不甚清楚。其实,“十国”之说并不是自五代即有之。这个概念有一个由提出到渐被接受的历史过程。今笔者不揣浅陋,试梳理说明之,以求教于方家。     

丰子恺：把日子过成“段子”

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和风细雨、婆婆妈妈的人一般不会是个天才。事情大概确是如此,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大漫画家丰子恺先生便是。     

张浩：谜一般的“国际代表”

1935年9月,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中央闹分裂,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0月间成立第二“中央”。为使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苦苦相劝,但张国焘仍置若罔闻。此时中央急需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后,同共产国际就已失去联系1年了。     

灭“四害”，郭沫若写诗咒麻雀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8年3月至5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     

“东亚合作：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与东亚、东南亚的睦邻关系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基石之一。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东亚研究的发展,开拓东亚合作的研究领域,全面了解全球化下东亚合作的历史演变和现在面临的问题,《世界历史》编辑部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于2011年3月26-28日,在厦门联合主办“东亚合作：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从纵向和横向系统探讨东亚合作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发展。     

李新建：带着“万”字回俗尘

在“四川画派”和“西藏”相继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热宠的时候,他曾亲密接触却又无憾地擦肩。 他至今记得当代艺术大师劳申勃格对他说：中国艺术家的胆子可以更大些。 他自言学会了西藏这位师傅的“意”而非“皮相”。是西藏一个最本原的符号,开启了他纵贯人类历史的探寻之旅。 西藏留下了他大把的理想与热爱,而他却说：我只是选择了将自己的一段生活放在那里盛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