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问题论争述评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以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关系等问题,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曾有过相当热烈的讨论。但是,在十年浩劫期间,争论被人为地扼杀了,争论的一方被扣上“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等各式各样的大帽子,并且株连了一大批人。从此,“历史主义”问题成为一个“禁区”,使人望而却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禁区”被打破,思想获得了解放,“历史主义”及其有关问题的争论重新     

黎澍：八十年代的一面旗帜——读王学典《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

与王学典此前出版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和《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等著作相比,这部《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黎澍及其探索的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可能算不上他的代表作,但注定会赢得更多人的共鸣与更持久的关注,因为这部专题文集聚焦黎澍这样一个箭垛式人物,揭橥有关八十年代的星束式问题,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八十年代现场,理解新启蒙精神的本质和意义,对后学者承继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大有助益。     

历史主义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史学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对待历史的方法和态度,在西方可谓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历史哲学思想,它却是对19世纪盛行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的直接反动。在西方的学术界,历史主义又被划分为“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两大类型。所谓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就是指由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学说。     

司机眼中的黎澍老人

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     

长者黎澍

一整整五十年过去,我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黎澍,是1961年7月,时值中共建党四十周年,《红旗谱》作为献礼电影在电视里播映。恰巧黎澍家里,有一台当时很少见的电视,于是那天父亲带我到他家后,他们在书房谈话,我和他的孩子们在另一个房间看这部电影。谈话结束,他们也到这个房间来看,当演到春兰穿上一件胸前绣着"革命"二字的大襟袄时,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哄堂大笑。黎澍伯伯的笑声格外爽朗,我看到他的目光里,带着些许讥讽。我家和黎澍一家的交情,比半个世纪更久长。黎澍夫人徐滨伯母和母亲于川是中学同学,     

诀别“斯大林模式”——严秀著《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阅读札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开会。会期中,去看望黎澍同志,见面后闲谈到改革问题。黎澍同志说：“改革的路,会是很长的。但,无论如何,当前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逐渐改掉‘斯大林模式’     

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的历史学家黎澍

历史学家黎澍,早年投身革命,在主编报刊的同时,即从事近代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精通马列著作,但绝不搞教条,而是用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他生前的社会实践活动,阅读他的著作和论述,会使我们活生生地感受到他作为史家的深沉,智者的聪慧,战士的无畏。今年是黎澍逝世十周年,本刊不惜篇幅发表丁守和研究员的文章,把黎澍这样一位学者介绍给读者。我认识黎澍是在1953─1954年间。那时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我在中央编译局,一次开会姜椿芳局长介绍说,50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的《为纯洁祖国的…     

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大约是2000年,我上大学期间,某一天．文艺理论课老师讲的是“新历史主义”,用此理论分析了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课后,我找了书来读,很受触动。接着,我在我们中文系的系报上写了一篇《在“吃”的世界里》,尝试着用“新历史主义”写一写中国人吃饭的历史。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1961年死于饥饿的曾祖母。     

黎澍批判专制主义

<正>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先生为史学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     

《近代史研究》的创办——忆钱宏同志

钱宏同志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友。 我与老钱是在50年代认识的,主要是一起开会时见面谈谈,没有什么来往,了解不多。 1961年初,我调近代史所,负责《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当时老钱负责近代史研究室工作,接近自然多起来。我对史学界的情况不大熟悉。编辑部人员又很少,主要是靠黎澍同志拿主意,想办法。编辑部主要是负责组稿、审稿和处理稿件。在具体选题、组稿及物色作者方面,有时也同老钱谈谈,听听他的意见,还请他审阅     

父亲唐振常与黎澍先生

<正>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先生（1912—1988）是我父亲唐振常先生（1922—2002）最尊重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于1943年底认识,至1988年底黎澍逝世,交往达45年。记者与主笔编辑1943年11月间,黎澍到重庆,准备担任《华西晚报》主笔,兼为《华西日报》编文艺副刊。12月底,黎澍到成都正式上任。父亲为这两家报纸的副刊写稿而和黎澍多所往还,又因一些他们共同的朋友的关系,更趋熟悉。父亲常去他们的住处五世同堂街谈天,也常一起坐茶馆,吃小吃。     

王元化与新启蒙

1982年3月，我被陈云派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实现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首先通过十二大，清洗“文革”中坏分子，选出新的年轻领导人，当时称为选拔第三梯队。十二大结束后，立即全国换新的省部级班子，我参与其事。1983年初，上海成立新市委时，元化担任宣传部长。元化是黎澍介绍我们相识的，了解他的“胡风分子”经历，在长年逆境中，坚持独立思考，未脱离本行，特别是研究《文心雕龙》。当年我也是不赞成批判胡风的，庐山会议后开除党籍的罪状中，     

我给林彪、江青拔牙

没有用完的丁香油被林彪吃了几滴 “文革”开始不久,我第一次给林彪看病,当时林彪还没有成为“副统帅”。林彪的医疗保健任务原来由北京医院负责,因为看牙,就请了我们301医院口腔科主任洪民和我。     

从农民政权问题来看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运用——评孙祚民《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研究农民战争史,怎样运用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目前各人的理解和实际运用还存在分歧。近来孙祚民先生在《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一文中,又重提他的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在我看来只是丑化农民阶级、贬低农民战争作用的一些论点,因为这些论点不仅混同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界限,并且把历史主义孤悬在阶级观点之外,实际上是以历史主义来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其中“农民政权”问题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邓小平关于政研室的一次谈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打倒后,于1973年复出,主持中央工作。邓于1975年7月在国务院建立政治研究室,协助他工作。政研室没有设立主任,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7人集体负责。我有幸参加政研室的工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政研室的工作     

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绕不开的“时代精神”

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使中国史学界争论了几十年,至今不得正解。赞赏者以为这句话的意思表明史学的时代性,反对者以为这句话具有非历史主义的情结,是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无视或颠覆。     

我的外科生涯（中）

<正>争辩得面红耳赤的会议最受欢迎中央医院与上海医学院合作，所以学术空气浓厚，每周有大型临床学术讨论会，每月有全院性临床病理讨论会。这都是一般医生最喜欢参加的，我从不缺席。临床学术讨论会每周六下午举行，由主任主持。预先挑出一个开刀前的疑难病例，管床医生报告病人病情、检查结果与治疗方案，由高年助理住院医师补充发言，再用抬床将病人抬来会场，经过大家检查与询问后送回病室。然后，才是展开讨论，询问治疗意见，由住院负责医师作答。负责医师思想压力很大，在近百人的会场，当着全科那么多人，加上其他科的实习生，发言要有各方面的学术支持和事实根据，否则就会被“问住”“批倒”。     

这本杂志是一所学校

我第一次接触史学理论是1986年参加在安徽歙县举行的研讨会,当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参加各种国别史的研讨会,虽然当时我对史学理论一窍不通,但是,觉得这个研讨会与其他的学术会议有些不同。首先,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国史方面的知名学者,又有世界史方面的知名学者,让人感觉真是人才济济,声势浩大;其次,会上争论的激烈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记得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有没有必要专门来研究史学的理论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都争着发言。当时的观点泾渭分明的分为两派,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理由是历史学是实证的科学,应该“论从史出”,所以专门研究理论问题是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相比之下,主张有必要研究理论的一派却占劣势,虽然他们也能举出一些理由,但显然底气不足。     

八十年代,一场未完成的启蒙

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大合唱中,黎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领唱者之一,甚至可以说,其中最高亢的"高音C"部分,是由黎澍来担纲的。在那个多有禁忌的年代,他那些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思想,有如地心涌出的岩浆,火红而又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