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与鲁迅：《狂人日记》老生谈

1834年的俄罗斯和1918年的中国文坛,分别诞生了两部名字相同、文体相同、人物相同、风格相同的伟大作品——《狂人日记》。由于是俄罗斯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在前,中国作家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后,因此,自鲁迅的《狂人日记》问世之日起,关于两部小说的影响与被影响,借鉴与被借鉴的学术研究就从未停止过。两部同名、同文体、同人物、同风格的“狂人”小说,就此成为中外文学交流中“直接影响”的典型范例。     

试论清代言情散文“忆语”文的内容特征

以《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等为代表的“忆语”文是清代文人记录私人琐屑生活的回忆性文字,然其文体应归属于小说还是散文,学界仍颇有分歧。而文体分类的主要依据是艺术表现和内容特征。本文认为“忆语”文在内容上具有纪实性、生活化、文人性、私密性等特点,当属于回忆性言情散文。     

萧红小说审美特征探微

萧红小说虽然只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却有着震撼生活的真实的“力透纸背”的效果。本文从萧红小说的描写对象主体与对象的审美交融及文体形式的美感特征两个角度，对其审美特征进行了浅要探析。     

浅谈多元化背景下的小品表演艺术

关于“小品”一词的定义,学术界历来有多种解释。《辞海》解释说,“小品”是一种文体,随笔杂记等短小文章的通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解释“小品”说：“散文品种之一。‘小品’统称那些抒写自由、篇幅简短的杂记随笔文字。”     

梁启超与清末“政治小说”的得失

在清末“新小说”崛起之时,出现了名噪一时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在清末小说中所占数量虽不多,但是它却成为清末“新小说”的主流,对我国近代小说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政治小说,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在当时,政治小说是“理想小说”之一种。这种“政治小说”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是没有的,它主要是受欧洲、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     

论林纾的中西文化观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他是清末民初的古文名家,又是著名的西方文学翻译家,这样一位文化名人理应为学术界重视。以往对林纾的研究多局限于文学界,且偏重于对“林译小说”的译文技术、文体特征以及客观作用和影响的探究、论述,而关于林纾的文化思想及其在“林译小说”上的体现,却很少有专文论及。本文试从近代文化史的角度对此略陈管见。     

从《玉梨魂》管窥20世纪初小说的创作实践

20世纪初,一场旨在启蒙的“小说界革命”,掀开了中国小说史上的新篇章。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域外小说共同作用下,小说创作经受着考验,而《玉梨魂》的畅销颇具代表性。作为时代的缩影,我们可以从这部小说管窥20世纪初中国小说的创作实践。     

传奇:中国小说的传统与经验

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成熟的产物和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小说最重要的叙事形式和方法,其“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虚构色彩,“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情节化取向、以及“游戏成文聊寓言”的寓言意蕴,不仅形成了中国文学叙事的特殊取向和模式,还在创作和接受共通的意义上,成为中国小说独具特色的传统和经验,始终对中国小说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满族女作家格致散文论

进入新世纪,受多种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作为传统文体的散文出现了变革的趋势.满族女作家格致积极参与了散文的变革.她以女性立场为基点,将女性话语引向公共空间,让散文承载起性别话语交流的文体使命.同时,格致还大胆实践散文文体革新,引入小说的虚构、细节扩张等笔法,制造陌生化的“危险”语言,试图拓宽散文的思想艺术空间.这种拓宽“功能维度”的努力还体现在格致的民族性表达里.作为一名极富民族意识的满族作家,格致希望散文能够成为民族文学的一种典型载体.通过对民族归属感的强调,对满族物质、精神文化传统的寻找、重温与缅怀,格致展示了少数民族散文在当代“汉化”背景下的一种存在形态.     

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

清季士人的思想资源中 ,不论“文以载道”观还是“因文见道”观 ,语言文字虽然都与“道”相连 ,仍基本被当作工具。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引入后 ,语言文字上升为“国粹”的要素之一。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中国的同时 ,贬斥和抵制“东瀛文体”也日渐形成朝野一致的风气。在这场观念竞争中 ,后来更多被视为“保守”的王国维向通常被认做西学代表的严复挑战 ,指斥严译虽古却不达西义     

论“春秋笔法”在六大古典小说敍事结构中的作用

“春秋笔法”是中国小说叙事学的基本特徵。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叙述者、叙事视角层面,小说修辞技巧层面,更表现在小说叙事结构层面。本文旨在从小说叙事结构层面探讨作家在小说整体构思上如何通过“笔则笔、削则削”寄寓褒贬之义,即探讨“春秋笔法”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作用。从六大古典小说叙事结构特徵看,大致可分为“缀段式”和“网状式”两种,但都以“纪传式”为基础。这一结构特色使作家能更加自觉地运用“春秋笔法”寄寓褒贬之义。     

胡适的民族间文学接触进化论

胡适文学思想的核心是进化论,认为文学进化有两条规律:一是文学的自然进化,二是文学的接触进化。文学接触进化论成为胡适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思想方法与价值准则,他提出:不同民族间存在不同的文学,民族间的文学没有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就会停滞不前;民族间文学只有不断冲撞融合,才能够不断推动文学的进化、发展。中国各民族间文学的接触、冲撞、融合,首先不断推动中国文学观念的演变,促进文学风格的进化;其次,促进了文体的进化,元代的杂剧、明清的白话小说就是民族间文学的接触、冲撞、融合而促生的文体;再次,促进中国白话小说繁荣,创造出中国文学史上明清小说的辉煌。     

话题作文的文体、剪裁和创新

文体随着话题作文的出现,高考作文命题放宽了对文体的限制。从1999年的“除诗歌外,其它文体不限”到2000年的“文体不限”再到2001年以来的“文体自选”,高考作文对文体的限制完全放开了。因此,社会上流行了“淡化文体”的说法。这种说法,无论是对平时的作文训练还是考试作文都产生了一定的误导,似乎话题作文可以不受文体限制,爱     

《晋问》对《七发》的继承与创新

关于《晋问》的文体归属文体,从宋到明,一直争论不休,焦点即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篇题是文体归属重要依据。《晋问》不以“七”名篇,而承袭《七发》叙事模式。本文探讨了《晋问》对《七发》,在主客问答,铺陈七事,六否一是叙事结构方面的继承,在情感上对传统“七”文由刺到颂的承袭;以及《晋问》在主旨、题材、形式等方面对于“七”体文的创新。认为《晋问》对传统七体文有继承,有创新,为已经僵化的七体文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为明清七体文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礼为俗用：功能导向下“礼仪文体”的流变

“礼仪文体”是指在各种国家礼仪和民间礼仪实践中被使用的文体形式。“礼仪文体”因礼仪需要而产生,以服务礼仪实践为根本目的,具有显著的应用性、展演性。明清时期地方家族组织在举行祭礼时,多选择使用《仪礼》《家礼》等儒家礼仪经典“请神来享”的祝文。20世纪80年代以降家族重建,其祭礼所用祭文虽然也重视文体传统继承,但文本内容呈现出多元叙事特征,而展演形式亦具有与时俱进特色。从礼与俗的关系视角看,民众运用“礼仪文体”,既受到礼仪传统框约,又基于现实需求而予以调适,已经形成了新的礼俗表现形式,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礼为俗用”传统的当代延续。     

贵州最早的白话启蒙小说

“诗文代变”。从１８９８年到１９０２年 ,中国出现了一场号称诗界、文界和包括戏剧在内的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现代报刊为媒体 ,凭借机器印刷和出版企业文化形式所进行的文学启蒙运动。梁启超等人于１９０２年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杂志 ,即以《新小说》名之。“新小说”觉世新民、开启民智的启蒙功能 ,被他们以极端的态度 ,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为“文学之最上乘”的中心地位 ,虽然 ,这与传统小说关乎世道人心、“文以载道”的古训 ,其实是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联 ,但从此 ,小说成为教化民众的工具 ,强烈的忧患意识、…     

日本的私小说及其评论

日本的私小说产生于大正初年,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最初有“自传小说”、“自白小说”、“自己小说”、“第一人称小说”等名称,大正十年即1921年,久米正雄(一说为中村武罗夫)将其定名为“私小说”或“心境小说”。凡如实描述作家自身生活经历的作品,即可称为私小说,属于纯文学范畴。大正年间(1912——1926)是私小说的顶盛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藤整把私小说分为“破灭型”和“调和型”两类,平野谦称前     

论阎连科小说的语言追求

阎连科二十多年来的小说创作实践走过了一条不断寻求语言突破的艰苦行程。乡土气息、通感修辞、色彩描摹是其小说语言建构的几个主要特点。近期几篇小说的语言则显示出迥异的文体特色。     

王芸生缘何内定“反苏型大右派“

原大公报总编辑、老报人王芸生,除了几部中国古典名著外,是不看外国翻译小说的。然而在50年代,他很例外地看完一部苏联小说《旅顺口》。这部分为上下册的小说,记叙1904年一群沙皇官兵在中国旅顺与日本争夺中国领土的“英雄史诗”。     

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答朱绿梅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一篇论文。我的论文论及释门佛徒唱导化俗所用之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原本自楚、汉“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的辞赋。此外,也谈及“楚汉‘辞赋’是梵文‘经偈’异质同构的对应形式”;“中国佛教之‘偈赞’,名为‘梵呗’实系楚汉之声”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