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浪荡僧

过去,在习惯上将西藏各大寺的僧人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学习(闻、思、修)五部大论(般若、中观、释量、戒律和俱舍)的僧人为学经僧,既非学经僧,又非浪荡僧,而专司行茶、端饭等琐事(出家年月不长不短者)跑腿干杂事的为中等僧;另外不完全遵守寺规戒律,懒散好斗,     

佛教“五百罗汉”的由来

<正>有的佛教寺院设有五百罗汉堂。"五百罗汉"来源于一个佛教故事。据说摩羯陀国有一千个僧人。其中五百个是凡夫僧,五百个是罗汉僧。所谓罗汉僧,是指     

“何谓”三宝殿

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比喻没有事不会登门造访,只要登门,必是有事相求。佛教指佛、法、僧为三宝。以佛讲法,僧保守之,此三者有互相联系的神圣关系。通俗些说,佛指大知大觉之人;法即是佛所说的教义;僧指继承和宣扬教义之人。三宝所在之殿当然就是三宝殿了,即佛教信徒登场做法事的地点“大雄宝殿”;佛家珍藏经书、经典之所“藏经楼”;还有僧人“燕息（即和尚等出家人睡觉之意）”的“宁静禅房”。这三处地方,是清静高洁的佛教重地,不可随意乱闯,这是中国这个具有浓重佛教传统国家的习俗。     

明代南京有支道教国乐队

明太祖朱元璋奠都南京后,南京就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化中心,也是统辖全国宗教的中心。洪武元年(1368年),京师(南京)在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司掌全国佛教;在朝天宫设立元教院,司掌全国道教。朱元璋在南京大力征招高道,寻觅方术,广设斋醮,并敕建特有的道教宫观,建立了一支特有的道教国乐队伍。     

僧史上的神僧、颠僧及济公的传说

中国僧史传内几乎每位名僧多附有灵异故事,如能予卜凶吉、咒敌退兵、治愈顽症等。尚有另一类僧人其共同特点是玩世不恭、举止颠狂,能吟诗作画、行为怪异且蔑视戒律,嗜酒食肉,被人称为颠僧、狂僧。这些附有神异故事和行为怪诞的僧人被统称为神僧。他们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至今不衰。     

读刘禹锡送僧诗

唐代思想家、文人与佛教僧侣多有交往,刘禹锡是其中之一。其《刘宾客文集)第二十九卷有《送僧二十四首》,其它卷还有几篇送僧人的诗和为高僧写的碑文。读这些诗文,可以使我们具体了解刘禹锡与僧人交往的情况,理解刘禹锡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关系。     

明代佛教"分寺清宗"政策变迁与瑜伽教僧地位嬗变探究

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将全国佛寺按性质划分为禅、讲、教三类,并对教僧颇为重视。而明中叶以后,教内外各种因素的滋长蔓延,使得禅、讲、教三宗分立的局面日渐趋于模糊,以教僧为代表的经忏佛教,日渐成为明清佛教的主流与特色。禅、讲、教的宗际模糊与教僧身份地位的嬗变浮沉,也是佛教世俗化倾向加剧的一大表征。     

明太祖与无念禅师的佛缘

正人们游历湖北武昌九峰山,定会关注狮子峰摩崖石刻,那是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与九峰寺高僧无念禅师(1324～1405年)佛缘的一项见证记录。无念受宠于明太祖,得益于其自身的机遇、明楚王朱桢的"发现",更重要的是无念禅师与太祖的佛缘。明太祖朱元璋仰重佛教与其佛徒生涯密切相关。17岁出家为僧四载,这段人生     

吉祥“三宝”棕胸佛法僧、蓝胸佛法僧、三宝鸟

佛法僧目(Coraciiformes)是佛法僧科(Coraciidae)约12种东半球鸟类的统称,成员体型大小不一,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多数种类以昆虫和小动物为食,有些种类食鱼,还有些种类食果实.在中国我拍摄到了3种——蓝胸佛法僧、棕胸佛法僧和三宝鸟. 佛法僧,即佛教三宝.三宝是佛教的教法和证法的核心.简单地说,三宝指佛宝、法宝、僧宝.那么,主要以食肉为主的这3种鸟,为何得了一个这么重量级的佛教名称.     

佛在此山不远求

隋朝年间,禅宗三祖僧粲继承了二祖慧可的衣钵,广施法雨,普度众生。一天,有位年少僧人前来拜见。少年僧人问:"何者为佛?"僧粲答:"大日如来,六丈金身。"少年僧人问:"如来今在何处?"僧粲答:"天竺灵鹫山。"少年僧人满眼迷茫:"愿师傅指路,怎么去灵鹫山拜谒?"僧粲微笑,伸出食指和中指点了点自己的心,又点了点窗外的山峦说:     

论唐代的内供奉僧

内供奉僧滥觞于唐玄宗设置翰林院,从此始有僧人入内谓之翰林待诏,供奉朝廷。在唐代,把侍从皇帝左右的高僧大德习惯上称为"内供奉僧",似与把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称作"内供奉官"如出一辙。内供奉僧是佛教与唐朝政治结缘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唐代皇权政治对佛教的某种需要。唐代内供奉僧出入禁省,或亲承顾问,或讲经化导,或斋戒诵经,或论难儒、道。他们还长期积极活动于宫禁之外,临坛度人,传扬经典,弘扬佛法。内供奉僧借助其特殊身份,为佛教在唐代的繁荣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为佛教在唐代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内供奉僧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政治领域到处留下了内供奉僧的身影。     

论魏晋时期的士僧合流——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魏晋时期,士僧互动交流十分频繁,而这种互动在《世说新语》中尤为突出。老庄玄学与佛学的相互融合为士僧合流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魏晋时期一大批杰出的士大夫和僧人的出现,为魏晋时期的士僧合流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世说新语》中涉及有关佛教义理诠释和士僧交流的内容体现出:在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学术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名士和名僧分别代表了魏晋思想的两大主流思潮,士僧合流初步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以佛道思想为辅翼的思想格局,从而也确立了后世文人的处世规范。     

“四僧”小议

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是活跃于清初的四位僧人画家,画史上合称“四僧”。近日我在为《故宫藏珍品文物全集·四僧绘画》卷(扌先)写“导论”时,对“四僧”的资料稍稍作了整理,发觉其中许多大家熟知的事情其实存在问题或被忽略,值得再讨论,特为拈出,稍作解释,故云“小议”。     

《酉阳杂俎》中的佛教文化叙事

《酉阳杂俎》是一部成书于晚唐的笔记小说集,书中收录了很多有关佛教的故事,具有浓厚的宗教叙事色彩。佛教文化在《酉阳杂俎》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尤其涉及《金刚经》的灵验故事、僧人形象的塑造和佛教的冥界观念等。其中《续集》卷7《金刚经鸩异》专门记述金刚经的灵验和福报故事,反映了唐朝民众对佛典的信仰崇拜以及对因果轮回的情节书写;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僧人形象,其中不乏扶危济困、弘扬佛法的仁慈僧人,同时也有少数为非作歹的恶僧形象;书中还对地狱冥界进行详尽的描述,其情景显然是对现实世界人间官府的影射,呈现出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敦煌佛教文学与边塞文学

本主要论述了敦煌佛教学与边塞学之间的关联：(一)敦煌佛教应用类中,有不少作品带有边塞特质;(二)敦煌僧人积极参与敦煌政务,使许多与这些僧人有关的作品兼具佛教和边塞色彩;(三)一些世俗的佛教信徒所作的佛事斋,更容易与敦煌边塞的军事、政治情况挂起钩来。最后,本从四个方面对敦煌边塞学与佛教学相关联的原因作出小结。     

华岩寺 爱莲说

除了跟师傅诵经,感受佛教氛围外,还可穿僧衣、僧鞋,与僧人一起吃素食,进行打扫寺院等劳动。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帮着僧人们种养荷花,品尝莲子。     

东南地区的早期佛教建筑

一、佛寺起于江淮地区 我国学术界认为佛教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当在东汉初年。“而江淮一带实是中国接受佛教最早的地方。”中国人信佛最早的当数东汉初年的楚王英,而他的封地恰好就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后涉嫌谋反被徙丹阳(今安徽省宣城县),次年自杀。中国第一位出家僧人严佛调是临淮(今江苏省盱眙县附近)人。造寺之风到东汉末年已渐兴起,桓帝于宫中建浮奢祠,并在濯龙宫中设华盖的座位,用郊天的音乐奉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丹阳人笮融侵占广陵下邳、彭城委输,大起浮屠寺,造寺之宏伟壮丽,为前所无。有寺必有僧,余嘉锡先生认为东汉时已有汉人出家为僧,“王度虽言汉、魏时有禁,但禁令之生,必因事而立制——使当时本无汉人出家,何为有此禁令?”陶谦传云:‘笮融于广陵大兴佛寺’,岂有有寺而无僧者”,所以余先生     

二十世纪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综述

中国佛教史籍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中国佛教史书,包括纪传体、编年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经录等文献。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充分肯定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代也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史籍肇始于魏晋,历经隋唐五代之发展,至宋代繁荣,各种新体裁的…     

天龙山石窟的模制造像

<正>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我国,由于文化和认识上的差异,起初它仅仅流行于宫廷和上流社会之间,人们也只把它当成一种神仙方术。到三国时期一些佛经才被翻译成汉语,但我国的佛教在这一时期还处在被动接受的状态,直至甘露五年(260年)河南颍川朱士行出家为僧并西行求法,从此我国的佛教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虽然没有石窟寺的开凿,但在京洛以及江苏等地相继建造了许多佛教寺院,两晋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始动期。伴随着许多高僧的西行,大量的胡僧来     

僧俗

僧人靠俗人供养,俗人靠僧人超度,僧俗两界,如同鱼水,不可或缺。僧人身在寺院,却活在尘世,且活得有滋有味。尽管尘世上多风情,还是挡不住寺院生活的诱惑,引得多少男儿出家为僧。俗人出家为僧,又到尘土世谋生,便有了多姿多彩又意味深长的僧人习俗,故谓之僧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