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外交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近代均势外交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它是西方列强为谋求霸权而广泛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和1814年5月第一次巴黎和约明文规定缔约国所抱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真正的、永久的势力均衡的体系”、“维持均衡确保和平”。西方有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如A.J.f.泰勒、塞顿-沃森以及亨利·基辛格等用势力均衡的观点解释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过程。近几年来,我国国际关系史学界,也在注意研究和探讨均势外交这个课题。在这里,我们结合近代国际关系史,就均势外交的历史形成、地位和作用的几个问题,谈点     

俾斯麦体系——欧洲均势的一次重要尝试

均势思想是起源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近代欧洲,将均势思想运用于外交最为典型的要数英国、梅特涅时期的奥地利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英国的均势政策与欧洲大陆均势政策有所不同,而俾斯麦时期的均势思想源于奥地利的梅特涅,只是具体的均势内容有所不同,因此,最具有大陆均势政策的代表性。本文试从体系的建立,体系的运作及最后体系内部存在的问题导致它的解体来分析俾斯麦的大陆均势体系。     

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以其独特和前瞻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其外交思想中的近代意识表现为对传统夷夏观的突破、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及创办近代外交机制的努力等内容。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试论晚清外交人才观的演进

晚清国人对外交人才观的演变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过程.从最初国人对选拔外交人才的讨论到外交官职业化思想的明晰,他们的观念可谓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已经初步树立起了近代化的外交人才观.中国传统外交人才观与近代西方外交人才观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近代西方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国人外交人才观的演进必然是接受西方理念的过程,其间不断交织着中西观念的冲突与碰撞.     

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正新世纪以来,在经过20多年引进、消化外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立足自身,主动对外来理论成果进行转化和提高,对中国外交重大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大致出现三个层面的内容:关于中国长期以来在处理与世界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概念、理论和思想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以外交谈判为中心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大国制衡与争锋、小国图存与发展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外交博弈和外交谈判十分激烈,且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而与多国制衡关系相互联动。华夷观念是外交博弈的基本理念,但并非固化教条,而是具有弹性特征并因时变化。在华夷观念下代表着等级制国际关系的名分是外交博弈的首要目标,利益是外交博弈的核心诉求,其背后都是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外交博弈结果主要取决于综合实力,同时受到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外交使节的谈判技巧对外交博弈产生一定影响,但对大局影响有限。北宋外交博弈既有历史共性,也有多国体系下的特殊性。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影响

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欧洲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回顾近代历史的基础上,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分析了和约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进而论证了和约仍然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石。     

张之洞与晚清法律教育

晚清国内新式外交和法律人才严重缺乏,张之洞积极倡导与推行近代法律教育,在新式学堂中开设西方法律课程与专业,派遣人员出国学习西方法律,创办与发行报刊介绍西方法律知识。虽然其深厚的儒家文化制约着他不能学习西方法律的民主精神,但其倡导近代法律教育的积极主张与各种实践却促进了晚清法律教育的发展与观念的转变,培养了一批新式外交和法律人才,推动着中国传统法律教育走向近代化。     

虞和平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虞和平从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发轫于商会与早期现代化研究,继而致力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探讨。进入21世纪后,其研究主题更为丰富,包括商人外交研究、张謇研究及近代经济史的重新梳理等,成果丰硕。虞和平选取的研究对象,往往与时代主题的变迁密切相关,在研究方法上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同时注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他用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与国情对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改造,重视实证的同时讲求理论,循序渐进的同时追求创新,较为成功地构建了中国现代化史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对中国现代化史的系统分析与总结,饱含着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深切关怀,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