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与通行的认识有别,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并非如张国淦所说,提出于1912年1月16日,而是1911年12月27日前。在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因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陷入停顿后,袁世凯很快就重启清帝退位动议,并且取得明显进展。期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与伍廷芳的反复纠缠,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演双簧施展障眼法。由于清帝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意外披露,在清朝内部引发激烈反弹。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的难言之隐,从而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与上奏——答侯宜杰先生商榷文

侯宜杰先生的商榷文主要提出袁世凯"不可能在1911年12月27日以前奏请清帝退位",甚至在1912年1月16日《请速定大计折》上奏前,也没有必要动议清廷退位。而《正宗爱国报》1912年1月3日刊载的《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与《请速定大计折》同时拟订,为后者的简约版,主旨正是动议清帝退位。实则袁世凯此举是被迫应对民军代表的谈判前提条件。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后,清帝退位的暗中磋商即再度重启。     

《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上奏问题商榷

过去一般著述认为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时间,为1912年1月16日。桑兵先生在大作《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中,"重判"或"改判"为1911年12月25、26日间。此说值得商榷。确定袁世凯上奏清帝退位的时间,应以《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为主要根据,分析奏折中两处至为关键的叙述,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进行综合考察,可证上奏时间仍为1912年1月16日,而非1911年12月25、26日间。     

如何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向季云飞先生请教

近年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季云飞先生的《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一文(见《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除了对拙著《袁世凯一生》中的某些说法,如玩弄阴谋权术,不能堂堂正正让清帝退位等等进行了批评外,同时阐述了对袁世凯的     

民国初期的一场国宝争夺战

国宝危机1911年武昌起义的炮声震垮了清王朝,次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根据在袁世凯主持下革命军与清王室达成的《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条件》,清帝仍然保持着皇帝尊号,并暂居紫禁城之内;民国政府待遇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一夕崩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此时南方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并无力统一全国,北洋军阀袁世凯手握重兵,雄踞北方。经过两个月的你来我往,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只要袁世凯驱清帝退位,拥护共和,则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属于袁世凯,从而实现全国一统。1912年2月14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就任总统仪式上,共和派人士被袁世凯“誓守约法”、“捍卫共和”的言辞所陶醉,肉麻吹捧袁世凯为中国的华盛顿,举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当中。     

伍廷芳与清帝退位优待问题之研究

伍廷芳在晚年隐居后受到革命浪潮的推动毅然投身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期间,伍廷芳作为南方全权代表先后与北方代表唐绍仪、袁世凯就清帝退位优待问题展开唇枪舌战。重点争论了退位清帝的名号、居所以及禁卫军编制等问题。清帝退位优待问题关乎民主共和体制根基的牢固性,伍廷芳坚持施行清帝退位、拥护民主共和,革命立场坚定。优待清帝的处理是伍廷芳综合南北实力,在稳定全局的前提下实现民主共和之选择。     

辛亥南北议和与国民会议

辛亥南北和议,谈判的主要内容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会议如何召集等问题。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出此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取得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成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     

谈云南护国公债收款证及云南护国公债票

<正>一一场因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引发的护国战争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2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声明,如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当即辞职,推袁为总统。2月12日,袁世凯借着辛亥革命的冲击力逼迫清帝退位。次日,袁即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孙中山履行诺言辞职后,临时参议院选     

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关于中华民国主权承续的“合法性”问题

近年来,因法、史学科的交叉融合,辛亥革命史研究新见叠出。一种意见援据日本人有贺长雄的观点认为,《清帝退位诏书》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以"禅让"方式实现了"主权转移",民国主权的合法性由此得以实现;由于清帝拥有"天下共主"地位,诏书的颁布使中华帝国得以避免同期奥匈帝国似的分裂命运,促成了"五族共和",因而诏书是中华民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作用堪比《临时约法》。本文认为这种意见错漏甚多。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是对立的政治制度,法理上,两者绝无权力授受关系;事实上,中华民国系革命建国,即便是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也系民国政府授予;至于说诏书避免了分裂,更是与事实不符。从根本上讲,"主权转移"说无视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既乖法理,又违事实,碍难成立。     

《新青年》：知识分子的国之青春梦

《青年杂志》创办之前,陈独秀已经亲身经历了清末革命党暗杀清朝权贵、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二次革命”、袁世凯滑向帝制自为……短短几年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政治剧目让他越来越看不准未来的时局。那时,大家都觉得封建专制推翻了,民主共和了,中国有希望了。可是现实的发展总是与期待的理想格格不入。就像鲁迅在《小杂感》里调侃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也谈孙中山退位与袁世凯上台问题

孙中山退位、袁世凯上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段历史,自民国以降,占主导地位的有袁世凯“窃取”说(陈旭麓:《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孙中山“让位”说(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第491页)及孙中山“还位”说(陈一容:《孙中山“还位”辩证》,《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我以为,单从某一方面某一立场来看,以上观点不无道理;但倘若把这一事件置之全局,则有说理不足之嫌。以下笔者试图将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这一“过节”置于当时的背景之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进入现场,从积极层面探寻孙中山退位、袁世凯上…     

百亩耕花花埭宅——康有为在广州芳村的园庭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以一介微不足道的荫生资格,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奏了一篇长达五六千字的《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即《上清帝第一书》),请求改良政治,以挽救世变。     

袁世凯、张之洞一奏折入奏日期辨正

袁世凯、张之洞合奏的《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是研究这俩位清末重臣大员教育思想主张的一份重要史料。近阅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整理出版的《袁世凯奏议》,发觉书中按于该折的入奏日期与奉朱批的日期前后矛盾,令人起疑。朱批奉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即公历1903年3月14日,然所按的入奏日期却是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     

袁世凯:一代枭雄的崛起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一直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因为他戊戌告密、镇压革命、复辟帝制,指斥他为背信弃义、寡廉鲜耻的"叛徒"、"窃国大盗";也有人因为他编练新军、倡导变法、逼迫清帝退位等维新活动,称赞他为"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共和国功臣"。世人评价如此天上地下,历史为什么还选择了袁世凯?且看著名学者袁伟时对一代枭雄袁世凯崛起的深入分析。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探

辛亥革命使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孙中山被推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很快取而代之。孙袁的政治博弈涉及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民众心理等诸多方面,揭示出当时中国政局的极其复杂性,相关的分析能进一步深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探

辛亥革命使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孙中山被推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很快取而代之。孙袁的政治博弈涉及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民众心理等诸多方面,揭示出当时中国政局的极其复杂性,相关的分析能进一步深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颐和园摭忆

颐和园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最后建造的皇家园林,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颐和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首都对外开放的橱窗。 我自1949年春天来颐和园工作,40载于兹,追怀往事,不胜感慨。 颐和园是1928年7月1日 才正式改为公园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原任清朝总理大臣,后代表清室议和,而后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在议和过程中曾商定清帝退位后,民国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国内局势极为复杂。同盟会已名存实亡,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拉拢下,革命阵营内部派系林立,矛盾日趋尖锐。孙中山回国前,立宪派人士就与袁世凯达成了“清帝退位,即拥袁为大总统”的协议。北方袁系势力与南方立宪派人士在上海英租界内的“南北议和”已经开始。革命党虽然在全国许多地方夺取了政权,但因袁世凯势力强大,仍不能控制国内局势。     

《均满汉以策治安折》出台过程及版本研究

奏折是君臣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其形成过程受制于多方因素。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所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从起草到上奏历经两年,期间几经改动,与政局变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形成的不同版本侧重不一,反映出上奏者端方身份变更前后政治决策与运作的调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收录的端方《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广为学界引用,实际并未上陈。该折撰稿人熊希龄随端方出洋考察,期间暗中联络梁启超撰写考察团回京奏陈,亦受梁氏思想的影响。光绪三十三年(1907),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皖案发生,促使端方对此折做出大幅度修改,形成《均满汉以策治安折》上陈,与袁世凯有着直接关系。奏折这类文献的形成与出台是动态的过程,将其放在时局赓衍中考察,每封奏陈都是一个“生命体”,构成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