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中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感及影响机理——基于定居重庆市主城区472位“新市民”的调查

本文基于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入主城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回归分析模型,对定居主城区的农户城市融入感及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转户定居重庆主城区的农户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但城市融入感普遍较弱,大部分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农户要完全融入城市需要一个过程,就时间上来看,18.6%的样本农户只需要1年时间,高达69%的样本农户需要3至5年;影响新市民城市融入感的因素非常多,其中,农户的文化程度、农户的转户进城时间、家庭收入水平、工作情况、居住条件等因素对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感有正向显著作用,农户的年龄、家庭人口数量、家庭老人小孩数量、是否感觉被歧视等因素对农户的城市融入感有负向显著作用。     

乡村旅游对农户农林业生产和外出务工影响研究——基于陕西22个旅游扶贫村农户调查数据

利用课题组2017年6-8月在陕西安康、商洛、汉中、宝鸡4市9县22个旅游扶贫村收集的841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选择模型（DSM）等分析了农户参与旅游对家庭农林业劳动时间、外出务工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旅游有助于增加调查地的农户收入，旅游兼营型农户收入更高。在全样本中，参与旅游对农户农林业生产时间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但在参与了旅游的农户样本中，农户参与旅游一些特征或形式，如土特产销售，对农林业生产则有显著正向作用；在多个模型中，农户从事旅游对家庭外出务工活动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提出了延长农业产业链、发展“旅游+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景区带村作用、完善旅游扶贫政策等对策建议。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脱贫增收的效果评价——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基于重庆市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贫困农户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显著，与非贫困农户相比差距进一步缩小；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由单一渠道向多渠道转变，人均种植业收入和人均养殖业收入增长最明显，二者贡献率合计达到61.87%；农户的年龄、家庭人口数量、老人小孩数量、耕地面积、耕作半径、是否发展特色产业等因素对贫困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显著。因此，发展特色产业，解决贫困农户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土地撂荒问题是保障贫困农户脱贫后稳定增收的关键。     

城市外来人口的就业稳定性及影响因素——基于我国4个典型区域12个城市调查的分析

就业稳定性是影响城市外来人口工作生活状况和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利用大样本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来务工者工作变更频繁、首份工作持续时间短,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不高且期限短;外来务工人员中非农户籍群体稳定性略强;年龄、婚姻、受教育情况、社会阅历、老家关系、工资差异、劳动合同等因素对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1978-2009年不同时期进城的务工人员工作稳定性具有波动性,但近年来稳定性有提高的趋势;就业稳定性的地域特征有一定差异性。2006年以来,个人阅历、职业培训、社会网络、劳动合同等因素的影响作用有所增强。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区发展研究

基于河南省11村的1251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①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资金缺乏以及农区发展环境约束,农民自身素能(如缺乏技术、文化水平低等)也有一定影响。②农区发展中最希望得到的外部支持是给项目建厂或提供资金支持,还有一些农户期望政府提供其他发展生产上的帮助。③农户对未来的期望以改善生活条件为主,且随着未来时间段的变长,他们的总体期望变得更加模糊。④多数农户(占样本71.58%)对其生活现状"基本满意"或"满意"。⑤农户对其发展的考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地理环境等的作用更为明显。基于农户视角对农区发展的分析,对有关农区发展政策的设计有借鉴意义。     

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与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对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学生网络成瘾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得出结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学生网络成瘾呈轻度、重度两种水平,这两种水平达到14.29%,其网络成瘾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程度高于女大学生。网络成瘾在专业、家庭来源、年级上均有显著差异。网络成瘾在家庭结构上没有显著性差异。网络使用情况、孤独、大学生日常生活压力对网络成瘾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劳动力流动、地方感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

本文构建了"劳动力流动—地方感—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913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Boot-strap 方法验证了 地方感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家庭劳动力外流抑制了农户参与...     

乡村旅游对贫困山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在分析乡村旅游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陕西4市22个乡村旅游扶贫村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乡村旅游对贫困山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多维贫困程度越深,农户参与旅游比例越低,乡村旅游不具有天然益贫性;参与旅游能够显著减缓农户的多维贫困。从单维贫困看,乡村旅游对调查地农户的经济、教育、生活水平和权利维度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中对生活水平的减贫效应最大,健康维度效应不显著;参与和未参与乡村旅游的农户在多维贫困以及经济、生活水平维度的减贫影响因素存在着显著差异,而在教育、健康、权利维度的减贫影响因素差异不大。据此,从乡村旅游经营、精准帮扶、权益保障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蚁族”居留意愿研究——来自北京市的实证调查

蚁族是否定居在一线城市是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本文使用课题组2016年12月北京蚁族的调研数据,对京蚁地理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参照理性选择理论分类标准,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维度出发,对影响蚁族居留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考量。研究发现,蚁族是否定居北京主要受性别、教育程度、居住状况、社会保障以及社会交往情况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理性相较于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对蚁族居留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对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原因进行分析,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微观视角下中国大城市家庭汽车拥有情况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前国内从微观角度对家庭汽车所有权的研究很少。本文试图基于对北京市的一项大型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中国大城市家庭汽车所有权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家庭汽车所有权主要受能力因素和需求因素两方面影响。具体而言,家庭收入越高、持有驾照的成员数越多、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户主年龄越大、离地铁站越远,家庭拥有汽车的可能性越大。家庭规模、家庭内的孩子数及是否住在内城等在国外研究中较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在国内并不显著。有车家庭的户主在日常通勤中对汽车的使用强度较高,说明居民购买汽车主要为满足实际需要,"炫耀性"消费的因素不多。     

基于GWR模型的合肥居住地价影响因素研究

以合肥市主城区为例,基于2010-2014年居住用地的出让数据,运用地统计法、GWR模型等方法,对合肥市居住地价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合肥市居住地价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地价的峰值区分别以老城区、政务区天鹅湖及滨湖新区塘西河公园为中心呈现圈层式分布;②不同的地价影响因素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容积率对居住地价的贡献度空间差异最大,其次是宗地面积,主干路次之,交通站点对居住地价的贡献度最小;③厘清各影响因素对地价的作用机制,建立动态的数字地价模型,不仅能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重塑城市的空间结构,而且能为城市整体价值的发挥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家庭生命周期与城市老年旅游消费——代际交互的调节作用

中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老年旅游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强。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广义线性模型Probit构建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生命周期与城市老年旅游消费的关系,并从代际交互视角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是城市老年旅游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具有一定预测力。城市老年旅游消费影响因素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变化而动态调整。对于空巢家庭,儿女给予的经济支持与照顾孙辈的时间均正向影响城市老年旅游消费;独居老人与儿女共同居住时间越长,得到儿女的经济支持越多,城市老年旅游消费越高;满巢家庭,“在婚”状态的父母与儿女共同居住的时间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有负面影响,而“单身”状态的父或母与儿女共同居住时间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影响较小。文章拓展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旅游消费研究领域的应用,加深了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行为的理解,为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提升老年福祉与推动老年旅游市场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中部农区农户打工距离研究——以河南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距离和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三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距离整体分散、局部集中,打工人数随距离的变化呈"U"型分布,打工者在打工目的地的分布上具有群聚特征。影响农户打工距离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家庭类型、家庭代数、上学人数和关系网络因子。年龄较大者、家庭类型较简单者、家庭代数较多者、上学人数较多者和关系网络较少者,选择在本地打工的概率较大,反之亦然。     

基于ESDA的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研究——以上海为例

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ESDA方法应用于社会融合水平研究。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空间回归等指标和模型,从全局和局部两个层面研究了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上海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但各个区县差异较大;从局部上看,中心城边缘区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且内部存在关联性,形成了显著的"热点"区域;空间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有显著影响,其中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两个因素作用最显著。     

高速铁路对成渝城市群区域可达性和城市相互作用格局的影响

利用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日常可达性指数、经济潜力指数与可达性系数四项指标，分析高铁对成渝城市群县域可达性的影响。同时，基于引力模型测算高铁开通前后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分析高铁对城市相互作用格局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建设极大地提高了成渝城市群的区域整体可达性水平，并表现出显著的“廊道效应”；区域内部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差异显著，高铁建设在显著改善部分城市可达性水平的同时扩大了相对可达性水平的差距；高铁建设强化了重庆主城区和成都市区的核心地位，且后者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潜力；区域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得到提升，但仍与双核心保持着极大的差距；城市轴带在高铁推动下发育成型，但成渝一小时交通圈并未有效衔接，中部地区呈现“塌陷”的局面。     

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群体分异与空间格局

利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总体特征、群体分异和空间差异性,并对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我国跨市流动人口在当前城市的平均居住时间约为5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与老一代并没有显著差异,从事工业行业的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明显低于各类服务业从业者;②省内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低于省际流动人口,且有更大的可能离开当前城市,转向省际流动;③城市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居留稳定性在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依然是吸引流动人口的主要因素,但公共服务、住房市场和环境等城市宜居性因素对提高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更为重要。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业保险农户采用行为研究——以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设施大棚“银保富”险种为例

以陕西杨凌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22个行政村223份入户、入棚调查问卷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农户采用农业保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采用农业保险行为是一个受自身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决策过程,如农户基本特征、农户认知特征、自然灾害特征、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特征、政策环境特征等5个潜在变量对农户采用农业保险行为都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即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特征政策环境特征农户认知特征农户基本特征自然灾害特征。     

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的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南京主城拆迁改造的透视

城市居住空间的地域分异是城市社会分化最直接的体现。本文以城市的拆迁改造为独特的切入视角,以南京市主城区为研究范围,调查获取了南京主城区所有街道近三年的拆迁改造数据,通过ArcGIS、SPSS等手段进行了数据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近年来南京市主城区的居住空间分异模式进行了总结。文章认为,南京主城区的居住空间目前已呈现结构多元化的雏形,居住空间结构为"圈层"与"扇形"相混合模式,有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的趋势。     

城市化改造传统农民

正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禁止农民进城务工的规定第一次得到了松动,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推动了我国城市化从沿海向内地的全面铺开。特别是在1995年城市化水平突破30%之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以每年高于1.4的百分比增加。到2014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4.77%,是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率的2.82倍,是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的5.15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达到2.7亿人,平均每个农户至少有一个外出务工劳动力。人并不是生来就是现代性的,是他们的生活经历让他们实现现代性转变,走向一种与当下社会经济发展更     

大型体育场馆对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的影响研究——以国内三个城市为例

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的关系备受地理学者关注。休闲体育活动是一种融合体育运动和游憩的休闲性身体活动。大型体育场馆作为城市重要的休闲体育建成环境,关注其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影响研究尚不足。基于三个城市大型体育场馆的居民休闲体育行为调查,本文探讨大型体育场馆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距离场馆越远,休闲体育者到访越少;因交通网覆盖度及交通可达性提升,局部呈现多中心集聚衰减特征。②10 km以内距离集中90%以上休闲体育者,30 min以内时间最可接受。③家庭结构、场馆活动频率和满意度对到访时空规律影响不显著;年龄、月收入和文化程度等对3 km以内影响较大;随距离增加,休闲体育偏好和机动化出行方式等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