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秦汉的粮食计量制度——以“斗”“升”为中心

秦汉政府计量粮食是有一套系统的。量稻、量粟、量麦皆有各自的专用大量,量米则用标准量器。稻量、粟量、麦量等专用大量与标准量器均以石、斗、升为计量单位,均采用十进制,但其计量标准更高。稻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2倍,粟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5/3倍,麦量石、斗、升的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1.5倍。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粮食计量体系。这三大一小的粮食计量体系本为秦代制度,汉承其制而用之,直至东汉初年犹未变革。     

秦、西汉容量“石”诸问题研究

"石"是秦及西汉谷物管理中常见的容量单位和量器,王莽以后才基本被"斛"所取代。"石"作为最高容量单位在当时是与国家规定的最高容量单位"桶"并行使用的。容量"石"来自于10斗米与重量1石()之禾价值相等的规律,故10斗米可称为1石"标准米"。"标准米"在定义容量单位、建立谷物管理系统中起了关键作用。"大小石"不仅出于粟与米之间5∶3的大小单位的比例关系,而且是官粮管理中的两种量器。秦、西汉已存在一种既非重量又非容量的绝对价值单位"石"。只有标准米的价值单位与其容量单位数值相合,而其他状态谷物的价值单位"石"则须用大小不同的量器测量,或用不同容量数值来表示。"石"(也作"")本来是计量"禾"的重量单位,读为zjyak(后代演变为shi);但由于其在价值上与计量"米"的容量单位"担"相等,所以容量"担"亦称"石",读为tam(现在统称为dan)。     

山东嘉祥出土东汉“南武阳大司农平斗”

山东嘉祥出土东汉“南武阳大司农平斗”１９８９年冬,山东省嘉祥县新桃河乡周村铺村民在挖房基时出土一件青铜量器,送交县文管所。经考证,我们认定其为东汉＂南武阳大司农平斗＂（图一）。图一南武阳大司农平斗（比例３／１０）南武阳大司农平斗呈圆形,直壁、素体、平...     

东亚"克仗斗石"考

2003年第3期《民俗研究》刊登了曲彦斌《宝鞍山端午节“克仗斗石”民俗探析》一文。文章基于踏实的田野调查,对东北某地端午节械斗性“克仗斗石”做了非常详尽、生动的介绍,读来如临其境,让我们对这一今天已经很难找到的古俗孑遗有了很详尽的理解,这是我们要深深感谢的。这篇论文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在“斗石”之俗的流行范围问题上提供了新的线索。因为直到目前仍然有外国学者认为“克仗斗石”只流行于中国的华南地区。曲文还注意到古代有“斗石”     

河南古代建筑全国之最

1.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县衙——内乡县衙:位于内乡县城内。始建于元代大德八年(1304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现存建筑为清代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正五品知县章炳焘重修后保留下来的,共有房屋一百一十七间,其主要建筑有大门、大堂、二堂、衙皂房、重光门、东西厢房、监狱、县丞廨舍、三堂、帐房院、东西花厅、     

乾隆木斗和道光石斗——浅谈清代容积量值不断增大的原因

在调查清代容量实物资料情况时,我们陆续在陕境发现乾隆、道光、同治、光绪等朝代的木、石斗多件。这些实物大都镌刻有制作时间、颁发单位和使用方法等铭文,特别是乾隆木斗和道光石斗的发现,既丰富了实物资料内容,又填     

蒋源成石雕老铺

蒋源成石铺位于福州南后街头的沃门路口,创始于清代同治年间。石铺的第一代主人名叫蒋山斗,原籍惠安县峰前乡。惠安是我省著名的石雕之乡,该县出产的花岗石,数量多,质地好,所以打石为生的工人也特别多。蒋山斗就出生在这样的石工之乡。时值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农村破产,经济萧条,惠安的石工纷纷四出谋生。蒋山斗就是这时来到福州的。     

秦诏铜箍残件与秦桶量之复原——兼论桶量与斛量之更替

新见秦代诏书铭文残器,应属附于量器上的诏版,其形制向所未见。经计算复原,原器应为环形,其周长约118厘米,可箍于直径约37.5厘米的量器器身。推测与之相对应者,应正是久所湮没的秦桶量。桶,即《史记》所载商鞅变法时"平斗桶、权衡、丈尺"中之"桶"量,亦即睡虎地秦简中之"甬",其容十斗,朱剑心谓,"甬之器,不传于今"。参考残箍数据以及桶量容值等,则可大致复原出秦桶量之形制。这也是近世首次复原出秦桶量,进而填补了秦制"桶-斗-升"序列中桶量形制的空白。复原秦桶量之形制、尺寸,又与汉斛大致相合,故可印证郑玄对于"桶"与"斛"同器异名的判断,也揭示了度量衡领域汉承秦制的一面。而"桶""斛"名称的变化,当属王莽复古改制的产物,在"石"这一单位业已混乱的背景下,实际指向了秦汉度量衡制度的合理调整。     

关于“两诏秦椭量”的定名及其它

《文博》1987年第2期发表了《陕西发现一件两诏秦椭量》一文,把一件极为罕见而且具有一定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战国时期北私府半斗铜量详细地介绍出来,已引起我国有关学者的重视。这件量器是研究我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一件珍贵的实物资料。但将此量器定名为“两诏秦椭量”,我经过反复的思考,认为应该定名为“北私府铜量”。其理由如下: 一件器物的定名,一般的说来,是按照该器物的铸造年代,使用该器物的主人(简     

“尘定轩”斗彩山水人物盖碗——清代黔籍名宦石赞清家藏御瓷

贵州省博物馆珍藏的“尘定轩”斗彩山水人物盖碗,是皇家赐予清代黔籍名宦石赞清的一件御瓷。本文通过对斗彩瓷发展史的介绍,以及这件后朝仿前朝型制瓷器的价值评述,说明它是反映清代道光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生产状况的一件难得的实物佐证。     

宝鞍山端午节"克仗斗石"民俗探析--关于东北某地端午节械斗性"克仗斗石"陋俗的田野调查

在中国的东北境内某地,至今仍存在着一种每年于端午节例行进行械斗性节日民俗活动的陋俗——宝鞍山端午节械斗性“克仗斗石”民俗。按照当地方言,这种械斗性的节日“斗石”活动为“克仗”。经考察,其突出的特点是：     

盂县建福院的金代碑刻

建福院位于盂县城东25公里牛村镇白土坡村,东北临村舍,西南为农田。院内有四大天王殿、正殿、菩萨殿、阎王殿、奶奶庙及钟楼、鼓楼。后殿和奶奶庙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烧毁。院前有戏台一座。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悬山顶,四椽袱,后穿插,斗栱五铺作,大木结构尚存明代遗构。斗栱屋顶为清代早期风格。钟楼上有明嘉靖七年(1528)铁钟一口。院内有碑十通,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金大定四年碑,其余多为清代布     

《管子注译》译文正误

赵守正先生的《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集各家之长,通俗、生动的注译本,但某些译文似有欠准确.《乘马》篇中“则所布(原为“市”,赵先生据《管子集校》改为“布”,我认为不妥,应从市)之地六步一(豆斗),命之曰中岁。”翻译为“这样,征收布匹的地方,合六步土地征粮一斗,这是中等年成的税率”.按赵先生的解释“六步土地征粮一斗”即每亩(100步)征粮为一石六斗六升,税率收量已远远超出了实际产量。在战国之时亩产量一般约为一石半,显然与税率是矛盾的.《管子·禁藏篇》“岁兼美恶,亩取一石”。     

清代纪年惠安石雕龙柱

惠安石雕为世人所称道,但因散存于各地,一时难窥其全貌,故以现存的清代纪年惠安石雕龙柱略述清代惠安派石雕龙柱的概貌。     

“小城旦、隶臣作者”辨误

睡虎地秦简中有如下一条律文: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禀.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春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毋(无)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     

几件明代斗彩和清代粉彩瓷片的科学分析

为探索光谱学和光学技术组合对中国彩瓷的无损综合科学分析,科学揭示我国两种著名彩瓷斗彩和粉彩的宏观和微观特征,探讨其制作工艺,应用多光谱成像、超景深体视显微分析、光学相干层析(OCT)成像、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分析和激光拉曼光谱技术,对4件景德镇官窑烧制的明代斗彩瓷片和2件山西新绛县绛州州署衙遗址出土的清代粉彩瓷片,进行了面、点相结合的综合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这两类彩瓷的釉上彩与白釉域的化学成分有明显区别,明代斗彩的釉上彩中含有较高的铅元素,而清代粉彩的釉上彩中同时含有铅和砷。明代斗彩的深红色釉上彩为赤铁矿着色,而清代彩瓷片的红色釉上彩为赤铁矿着色,深红色釉上彩为朱砂着色;明代斗彩的绿彩为铜离子着色,青花呈色元素是钴。采用多光谱成像技术识别和分析了釉上彩区域一些隐藏的图像信息,同时也通过OCT成像技术直观分析了釉上彩区域的断面结构。研究为早期釉上彩瓷器制作工艺的认知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方法学参考。对这两种各具特色的彩瓷进行科学分析对认识中国古代陶瓷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闽南“文公帕（兜）”之历史考察

清代,在闽南的泉州、漳州两府与粤东的潮州地区,妇女出门普遍流行盖头巾——一种被文人称为“文公兜（斗）”或“文公帕”的奇特服饰。     

两汉之际的“十斗”与“石”、“斛”

两汉时期,关于容量十斗的概念有两种明确的表示方法。第一种是“十斗为一石”,见于西汉末年刘向的《说苑》;第二种是“十斗为斛”,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律历志》。第二种说法因为《汉书》的关系,被历代学者征引得最为广泛。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将《汉书》所言的量制视为秦汉通行之准     

夸人有才

<正>【梦笔生花】大诗人李白小时候曾梦见自己所用的笔头开花,后文才赡逸,名闻天下。后人因此以"梦笔生花"、"生花妙笔"来赞誉人的文才。【才高八斗】南北朝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后人因此称赞才学出众者为"八斗之才"或"才高八     

青铜器

商鞅量即商鞅方升,战国时代秦国铜制量器。秦孝公十八年(前344年)商鞅变法时造。铭文三十四字,有"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句,表明这一量器是"升"。全长18.7、口径纵6.8、横12.35、深2.32厘米。实测容量200毫升。器底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说明秦统一后以商鞅所造量器为标准量器。现藏上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