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的几点比较

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的几点比较赵世瑜本文是有关明清以来庙会及娱神活动的系列研究之一,也是拙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的续作,目的是以庙会这样一个宗教、经济、文化的综合性区域中心地为例,探索华北与江南历史文化现象的...     

明清、民国时期民间教派的太阳神

几千年来,太阳神信仰对于塑造我国民众的社会和文化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太阳神信仰出现之初,是作为原始宗教存在的;在漫长的岁月中,又一直留存在一些民间宗教中。这种宗教形态的太阳神信仰,可以说是我国民间太阳神信仰的核心部分和集中体现。民俗形态的太阳神信仰,就其起源而言,可以说是宗教形态太阳神信仰的辐射与延续。本文拟根据在华北等地的田野调查和民间教派的宝卷,对明清、     

碑刻资料所见明清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自然神、历史人物的崇拜,也有对宗教神灵、其他民间神灵的敬奉,这一现象在当地的碑刻资料中记载甚为详尽。民众对神灵的信仰集中体现了功利性、自发性以及地方性的特点,透过这些特性,可以窥探到明清时期忻州地区干旱少雨、战争频发的地理、社会环境。而民间信仰在保护自然环境、稳定社会秩序、调节民众心理方面亦生产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立足国情 打击邪教

对于近几年喧嚣一时的法轮功”邪教,极有必要揭示其与明清邪教相似之处,以便让人们看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庐山真面目,从而展开有针对性的斗争。 将“法轮功”跟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教门即明清邪教进行比较,其相似之处有以下几点。     

宋代山东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秘密宗教

儒、佛、道和秘密宗教鼎足而立,是齐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相比而言,民间秘密宗教的研究较为薄弱,秦汉与明清之间的唐宋时期就更是如此.本文拟在梳理宋代民间信仰与秘密宗教发展情况的基础上,着重为明清及近代以义和团等为代表的山东秘密教派的大发展寻求历史和地域文化的相关背景,对宋代以后整个北方地区的文化转向问题也拟进行一定的探讨.……     

河南卫辉县大司马明清墓葬出土朱书板瓦初探

以朱书板瓦随葬的习俗,主要流行于明清时期的华北、黄河中下游一带,南方地区罕见其俗。并非所有墓葬都随葬朱书板瓦,死者大多比较年轻,或许与墓主乃非正常或意外死亡有关;大部分墓主身份、等级不高。明清墓葬出土朱书板瓦乃道教之"煞鬼镇墓"符,其含义是三台星君、北斗星君奉道教主管神祇的敕令斩杀诸鬼,保护墓主尸魂不受邪魔侵扰,确保死者平安。以朱书板瓦随葬的习俗不晚于北朝,但广为流行则是在明清时期,反映明清时期道教对社会下层和一般民众丧葬习俗的强烈渗透,同时说明,亡者平安与生者寿夭祸福有密切关联,这一观念在明清时期的丧葬实践中依然根深蒂固。     

五将信仰与明清时期府江中游地区社会变迁

五将信仰是府江中游地区最为重要的民间信仰,其形成与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变动息息相关。五将信仰中的不同元素事实上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被不同的人群添入其中,而这一过程又全息地投射出明清时期府江流域社会变动中的重大历史问题。     

隋唐五代民间秘密宗教的开端

隋唐五代时期民间信仰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其中一支与佛教的异端、民间道教相结合,发展出自己的教义与教团,日益组织化、制度化,以秘密宗教的形式向民间渗透。始终存在的民间信仰传统、佛道两教的深刻影响与隋唐五代纷乱的社会状况,为民间信仰的组织化和民间宗教的形成提供了历史之源。     

明清时期武威地区的宗教与民族关系探蠡

明清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正统宗教与民间信仰亦得到空前的繁荣发展。古武威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国的西部重镇,这里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派别林立,民间宗教亦在适应社会需要、迎合群众心理的情况下遍地开花。本文旨在对明清两代武威地区之各民族及其所奉宗教进行描述,探蠡各教派以及政教之间的关系。     

论明清时期的民间规约与社会秩序

明清时期,作为规范社会、经济、文化与教育等领域秩序,维护某一特定地域或组织人群权益的民间规约发展到鼎盛时期,举凡村规民约、宗族规约、会馆、公所暨行业类规约、寺庙宫观等宗教设施管理类规约,以及日常生活类规约,可谓是应有尽有,呈现出内容丰富、类型繁多、形式多样等特征。在"遵国法"即不违反国家法律的条件下,各类民间规约与国家法律一道,彼此渗透,互相配合,良性互动,共同发挥了维护明清时期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功能,成为国家法律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充和自然延伸。     

名宦、宗族与地方权威的塑造--以山西寿阳祁氏为中心

本文以明清时期山西寿阳县的祁氏宗族为个案,考察了一个地方大族在基层社会如何运用各种社会资源,逐渐建立其权威的过程.当这种权威逐渐消失后,民众却依然保留着对祁氏权威的历史记忆,继续塑造这一地方权威和利用这一地方资源.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明清时期华北宗族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的了解,还能加深我们对明清华北地区的宗族势力与名人资源、地方权威状态与乡村权力结构等问题的认识.     

碑刻民俗宗教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以明清以降雁北关帝庙碑刻为例

民俗宗教是在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一个学术概念,指民众日常生活中制度性宗教之外的各种宗教信仰和习俗。碑刻民俗宗教文献是以石头为载体的民俗宗教记录。作为一种历史书写,与历史本相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关系是其史料价值探究意义之所在。作为一类出土文献,它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属性。明清以降雁北关公庙碑刻无论从碑刻书写范式及撰述意图,还是文物特点和背景,都具有真实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尤其是其文物史料价值,对于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研究,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地方神庙、信仰空间与社会文化变迁——以临清碧霞元君庙宇碑刻为中心

临清在明清时期是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碧霞元君信仰在该地区发展的历史较为久远。最早的碧霞宫创建于元代开凿的会通河旁边,随着临清城的营建以及城市的发展,位于砖城以西、运河以北的碧霞宫在明中叶以来得到复兴,成为当地的社区性祭祀中心。为了保障漕运安全,明王朝另置大批屯戍之兵于城郊运河两岸的乡村,加上地方乡绅耆老的主导作用,明后期万历年间在土城郊区发展出两处新的祭祀中心。明后期崇祯年间,临清城郊的歇马厅作为跨地域的仪式活动中心和宗教认同标志,吸引了来自华北各地的士绅、商人及香会组织,成为凝聚各种社会力量的信仰中心。歇马厅朝拜场域的最终形成,表明通过民间宗教的形式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的基本联结。     

试析明清华北宗族对族人的养赡与保护

明清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和法制均不健全,华北的宗族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养赡贫弱族人的责任;同时,在社会豪强及突发事件面前,竭力维护族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中国民众宗教的传播及其在越南的本土化——汉喃研究院所藏诸经卷简介

本文通过对汉喃研究院收藏相关经卷的研究,探讨中国民众宗教传播到越南的可能途径以及越南本土对这些经卷的传写和刊刻及编译。汉喃收藏民间宗教经卷包括中国的先天道经卷,以及越南编译改写的弥勒救世的民间经卷。前者应当与福建、广东侨民中先天道有关,而后者则超越了华侨的圈子,经过越南本土宗教家的改造利用,参与和推动了当地的社会改良和民族主义运动,是研究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下层知识分子和宗教家在社会文化方面艰难探索的重要文献。     

复制还是隐喻?——对“打猖”民间宗教活动的研究

以民间宗教活动中的"打猖"为例,基于治理的视角,论证了民间宗教"隐喻的隐喻"背后,其实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复制"。这种"复制"具体表现为:在治理背景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治乱兴衰和由乱至治;在治理空间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行政区划与权力空间设置;在治理目的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民本思想;在治理手段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流动机制和"国家"的惩戒机制;在治理合法性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授权模式。中国的民间宗教并不等同于"社会",也不等同于"国家",而是由"国家"与"社会"共同"合谋"而"互构"出来的"第三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     

平遥古城

<正> 平遥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距今有2700余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专家对平遥古城的评价为: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向世人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的画卷。     

废墟上的天堂

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的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民间宝卷的抄写

宝卷可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其流通则分口头传播和文本传播。明清以来,刊印宝卷逐渐盛行,但宝卷的抄写,特别是民间宝卷的抄写也一直长盛不衰,传世宝卷在版本上以抄本为多。民间宝卷的抄写者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它与宝卷的宣演和流布联系密切。而民间宝卷抄写的流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与民间之功德意识直接相关。     

民间叙事的神话范例--以后土信仰与民间口头叙事为例

华北为燕赵旧地,历史文化悠久。易州历史上佛教、道教比较发达,这些都对当地民间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末清初这里受京畿文化影响,民间宗教寺庙星罗棋布。明代以来,河北定期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活跃起来,易州则以洪崖山为中心形成了地方宗教文化中心,逐渐形成了后土崇拜的地方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