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州地方志编修特点初探

明清两代是封建社会地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期间所修地方志书,不仅数量大大超过前代,而且志书体例更加成熟,从总体来看,志书质量也相对较高。对这一时期的方志编修进行分析研究,从中梳理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当代修志,当有所裨益。但由于条件及个人精力所限,难以尽览全国各地志书。本文仅对广州这一局部地区的志书编修情况进行解析,试图从中探讨明清两代广州地方志书编修的主要特点,以期为今日修志提供借鉴。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地方志编修概况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的地方志编修大致在两个区域进行,一是国统区,一是日伪统治区。在乱世之中,修志能取得一定成绩,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方志工作者有比较强的责任感,视修志为抗战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在民族存亡关头学术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总结历史经验,为抗战服务。     

地方志编修中的世界观

文章认为从哲学的角度看地方志,地方志编修体现了一种世界观。认为地方志思维方式有四个特点,即:全面性、系统性、历史性和客观性。并指出,正确认识和理解地方志思维,对做好地方志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地方志资料看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

明清时期的通州为北京左辅,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枢纽,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重兵守护粮仓,而且置仓场侍郎、坐粮厅、通惠河郎中、厅汛等官员疏浚通州河道、修筑闸坝、收支税粮,将通州视为畿辅之门户。同时通州政治地位的变迁也与自然地理环境、漕运政策、国家方略密不可分,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通州在明清五百余年中一直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盛名。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地方志编修工作

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民国文献委员会与地方志编修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在各省、市、县政府所在地设立文献委员会,负责征集、保管及编纂文献资料,但两次设立的文献委员会与地方志编修的关系有所区别。南京国民政府各级文献委员会的设置,是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志科"理论的一次实践。总的来说,受内战等因素的影响,文献委员会的成效不尽如人意,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但其运作模式对于今日一地文献的整理和方志的编修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无锡秦氏家族与无锡地方志编修

明清时期无锡望族秦氏积极参与无锡县的地方志编纂,县志总纂多出其门。秦氏家族热心地方志编修,与其家族的文化基因及学统有着密切关系。秦氏族人积极参与修志保障了家族的文化世族地位,促进了无锡县地方志编修的繁荣。     

潮洲市湘桥区加快地方志编修步伐

潮洲市湘桥区针对自2005年初启动首次修志工作以来,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为加快湘桥区地方志编修步伐,提高地方志编修质量,力争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修志工作任务。于8月3日召集区地方志编委会成员,[第一段]     

台北市地方志编修与收藏

2009年9月,我随江苏省地方志学会考察团赴台查阅江苏旧志资料并进行学术交流。在台北,我们与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交流了两岸的修志工作,考察了台湾大学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江苏旧志。     

浅谈项目管理方法在地方志编修中的运用

通过对第二轮地方志编修进行调研,分析了地方志编修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了项目管理方法在地方志编修中的运用,提出了地方志编修运用项目管理方法时的注意事项。力求对项目管理方法在地方志编修中运用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比较透彻的论述,推动这一科学方法在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中得到重视和运用。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是指纂修者基于主观考虑而对方志类目和内容进行的筛选和取舍。“加法”表现为故意的夸张、粉饰或增量性的描述,“减法”则表现为有意贬抑、淡化甚至删除。造成如此“加”、“减”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方志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纂修者的主观偏好、认知程度;不同派别的纂修思想;社会变迁对修志活动的客观要求;政治因素的干预。     

明清方志的编纂特征及其在区域土地利用研究中的价值

本文从地方志的性质、编纂特征等方面,客观地评价了地方志在土地利用中的可靠性及其使用价值。这一史料价值的可靠性探索,对地方志在当代高分辨度科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认定,及其应用领域的拓展,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试述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文章以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为例, 从三个方面谈了明代方志的编修组织: 修志人员的构成、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以及修志制度与经费。     

地方官主持、社会各界参与的方志编纂模式——以清代皖志编纂为例

清代修志事业十分发达,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对修志的组织和管理,社会各界踊跃参与,逐渐形成了地方官主修,地方士绅和文人学者参修的一种模式和规范,从而保证了方志编纂的迅速发展和方志质量的提高。     

西方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

绅士是明清时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它不仅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享有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且“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扮演着“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先后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绅士的特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先已介绍了日本学界的明清绅士研究情况①,兹再将西方学界的明清绅士“绅士论”赘述于此。一西方学术界对明清绅士的考察大体经历了一个由一般性、附带性介绍到专门性、系统性研究的演化过程。早在16、17世纪,随着西…     

民国徽州方志编纂中的创新与守旧

民国是中国封建帝制进入近代宪政的时期,帝制时期的志书体例,从内容到形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因此,对志书的内容和体例进行创新变革非常必要。民国时期,徽州六县都普遍开展了修志,成稿并出版的有歙县、婺源、黟县三县,未成稿或部分完成的有绩溪、休宁、祁门三县。民国时期徽州方志编纂的实践,充满了创新与守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已出版的志书,都是遵循旧志体例,而未完成编纂出版的志书却都充满了创新意识,这也证明循例容易,创新难。     

志书社会内容的编纂

社会内容在地方志书中,不可能也不应该按照社会学研究的框架去谋篇布局。实际上,社会内容在地方志书中分散记述,或小集中大分散记述,体现的是地方志书对自然、社会必须全面（而不是单项社会部分）记述的特征,是从全志出发,整体上反映各方面的社会内容。社会内容的记述要在确定符合时代、地情特征的框架后,从社会变化看时代特征,从时代特征研究社会内容,从社会内容研究其在全书的布局,再站在整个社会层面对具体布局的社会内容进行记述。     

民国徽州地方志编纂理念的创新及实践

民国徽州地方志的编纂注重顺应时代潮流,对方志的体例门类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探索实践。徽州各县坚持运用科学的方法指导修志,提出建设科学的分类,延聘采访员进行实地调查,汇编采访表,并积极将科学的地图绘制方法运用到志图上。修志者还结合本地实际,对旅外人群、宗族、方言、歌谣、民谚等内容进行了广泛收集与整理,为我们考察近代以降徽州地域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民国时期徽州各县启动的此轮修志是在长期积累志材的基础上进行的,修志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取得显著成效,既与编纂者的学识、眼界等因素有关,更与编纂者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理念密不可分。     

别具特色的地理单元的体现--明清卫所方志

明清两代卫所数目众多,作为独具化特色的地理单元,引出了一类特殊的方志－－卫所方志。这些方志是方志学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一部分,也是研究卫所不可多得的史料。但是目前关于卫所方志的研究比较少,说明学还不够重视这部门珍贵的献。本对卫所方志产生的原因、发展阶段、内容、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引起研究对这一类特殊方志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