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进士及第时间订误五则

《清史稿》中光绪年间有五位进士的及第时间记录错误,笔者利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明清进士录》和《清代朱卷集成》等资料予以一一订正。     

福建科举考证二则

刘海峰、庄明水两位同志合著的《福建教育史》提出福建考中南唐进士有戴洪宗、戴秉权。但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福建教育史》是有遗漏的。福建南唐进士还有沙县的张确和建阳的阮思道等人。     

“席彖”而非“席篆”辨

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卷一九七《席书传》附弟“篆”。“篆”误 ,应作“彖”。复核殿本底本 ,也作“篆” ,可知根源在《明史》馆臣修史时误记 ,谨辨正之 :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作“席彖”。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79年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据《进士题名碑》拓片、《登科录》 ,参以地方志编撰而成。书前《索引》为“席彖” ;书中《历科进士题名录·明朝之部·正德九年甲戌科》“席彖”排在第五十二位。二、《国榷》① 记作“席彖”。该书卷五一武宗正德十四年 :“谪户科给事中席彖夷陵州判官……以长按黔国公沐所劾按察使沈恩等…     

孙伏伽非进士考

孙伏伽,贝州武城人。对孙伏伽的身分,早在３０年代,邓嗣禹先生就在《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中论及他作为隋代进士“是确凿无疑的”①。后来,何忠礼先生在《科举制起源考》一文中认为,孙伏伽在隋朝中进士一事应予否定,他作为唐武德进士理由充分。但对何文,又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孙伏伽在武德中考进士,于情理不通,他不可能是唐武德进士,并认为孙伏伽为隋进士一说仍然可信②。近年出版的各种“状元传”、“状元谱”、“状元录”、“状元史话”等,都无例外地把孙伏伽当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显然,论者所歧义者乃是隋进士或唐进士…     

明清庶吉士制度拾零

“庶吉士”一辞,取《书·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其职称肇始于明朝洪武十八年。该年三月,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进士入翰林院任职即自此始。洪武年间,庶吉士分设于六科,练习办事。当时在翰林院、承敕监、中书署等衙门任职的进     

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

有关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至今没有统一答案。《清史稿》、《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钦定科场条例》、《续增科场条例》、《钦定国子监志》、《国朝贡举年表》、《听雨丛谈》等七种文献中只记载了清代历科进士的人数,而且相互之间多不一致。《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四种专门记载明清及清代进士的人物名录和人名索引工具书,它们既提供了清代历科进士的人数,也详细刊载了每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甲次。经过详细对校,发现《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中的记载相对可信,据其统计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也最可行。清代文进士的总人数是26849人。     

以出土材料校常熟县志错误一则——常熟县志《张文麟墓志》撰者纠误

《常熟县志》中记载了很多常熟籍名人,明人张文麟便是其中一例。张文麟,苏州府常熟县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官至福建建宁府知府。其传略最早见载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管一德纂修的《皇明常熟文献志》卷4《科第上》,曰：“张文麟,懋之孙,第五名经魁,乙丑进士。字公瑞,号端岩。……所居巷名日步道巷,邑中言豪华者称焉。王世贞撰志。”其后清代所修诸志,内容大体相同。     

新出《唐故尚书比部员外郎卢君墓志铭并序》考释

卢昭道于史籍无传,其名仅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著录。新出卢昭道墓志文采灿然,书法遒劲,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多有订补之处。卢昭道贞观十八年中进士,又射策高第,此于《登科记考》有补阙之用;他工于写作,尤擅公文,又为唐代文学家增添了新的成员。     

《江苏省通志稿》唐代进士考补

民国期间陆续修成的《江苏省通志稿》(以下简称《通志稿》)中的《选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三卷《隋唐宋元进士》条,载有唐代江苏地区进士116人的科分、籍贯等情况,笔核诸史传,发现其中非进士出身9人,籍贯不正确6人,失载进士12人。现将有关情况考述如下：     

刘长卿状元及第考

刘长卿进士及第之年,最早见于姚合《極玄集》卷下,谓“开元二十一年进士”。虽未说“及第”,但以同书其他进士及第例之,此处“进士”即指进干之第。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卷十     

明代三级科举录的文献价值——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为中心

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史,明以前留存下来的《登科录》仅《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韦占四年登科录》和《元统元年进士录》三种,而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录》据统计有58种,其中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且迄今为止,未发现唐、宋科举时代的会试录和乡试录。而天一阁庋藏明代《会试录》38种、《乡试录》277种,《武举录》11种,《武乡试录》8种。这三级科举录共同构成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让天一阁珍藏明代殿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通过修复、整理、出版,面向社会,流动起来,为广大读者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宝贵的学术价值,这是学术界的呼声和期待,也是文物图书馆业界的使命与担当。     

泸县玉蟾山“金鳌峯”作者考辩

本文以流落海外的明万历刻本《少岷先生拾存稿》为依据,披露了其中《游金鳌峰记》一文记述的泸州进士曾?于嘉靖十八年在玉蟾山所书金鳌峰三字的经过。并进一步根据杨升庵往来泸州的时间和他的书法实迹与金鳌峰摩崖的显著区别,认定玉蟾山金鳌峰三字实为曾少岷先生所书,而非新都状元杨慎所题。     

《清史稿》误载张缙彦籍贯

张缙彦,明末清初人,崇祯四年考中进士,明时官至兵部尚书。降清后,顺治十年授山东右布政,十五年擢工部侍郎。《清史稿》卷二四五《张缙彦传》载其籍贯为河南新郑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张缙彦为崇祯四年辛未科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载其籍贯为河南新乡人,民籍。乾隆十二年《新乡县志》卷五《选举上》举人条下载:张缙彦为天启元年辛酉科举人。又在进士     

明洪武二十四年榜进士辨正——兼论洪武三十年春榜名录

几种传世的洪武二十四年、洪武三十年春榜进士名录,所载不尽相同,令人不知所从。《双槐岁钞》收录洪武二十四年会试录取名单,当抄录自该科《会试录》或《会试中式题名》,《皇明进士登科考》所载与之基本吻合,可据。而《皇明贡举考》该榜所收,有明显的错漏,且与洪武三十年春榜相混,不可尽信。对洪武三十年春榜51名进士的记载,《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均有不足,需要综合其他史料来印证,目前可基本确认者48人,尚有3人待考。     

《明史》校记两则

(一)《明史·选举志》卷七十载:“嘉靖八年已丑,帝亲阅廷试卷。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对策,各加评奖。”按:“欧阳德”误,应作:程文德。欧阳德是嘉靖二年癸未科进士(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明史》卷285《儒林传》)。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彭贻孙《明朝纪事本末补编》卷2《科举开设》,嘉靖八年已丑科一甲三名是罗洪先、程文德杨名。《明史》卷285《儒林传》:程文德“登洪先榜进士第二。”李贽《续藏书》卷20《程文德     

《北宋初期进士研究》评介

宋朝进士研究一直受到中外史学界的关注,就北宋初期进士群体而言,深入、系统而细致的研究当属徐红博士的《北宋初期进士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以下简称《研究》）。该书分为九章,约30万字,     

熊方受生平考辨

熊方受生平考辨黄南津熊方受,字介兹,广西永康州（今属扶绥县）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其父熊恩级乾隆十七年进士,历官大顺广兵备道,《清史稿》有传。熊氏父子进士,桑梓颇以为荣,同治十年《重建永康州文庙碑记》（民国《同正县志·营建·祠庙》）云：“永康为粤西僻...     

《宋登科记考》太祖朝进士订补（七）

开宝二年（969）进士 王献可,泽州人。开宝二年登追士第。仕至知英州。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祖宗科举取人·太祖》,《雍正山西通志》卷六五《科目·宋进士》。     

清末介休进士白恩佑其人其事

正白恩佑是清末道光年间山西介休的一位进士,他生活的年代正处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期。近年来,笔者通过对白恩佑所著的《兰言自序年谱》《进修堂奏稿》《进修堂诗集》,以及与之有关的资料进行研究,力求完整地再现这位清末士大夫的一生。白恩佑(1809—1880),字启南,号兰岩。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生于山西介休东湖龙村白堡。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历任庶吉士、工部主事、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湖南学     

清嘉庆以后科举与社会流动中的城乡差别——以1802-1903年进士《同年录》所载进士居地为中心的分析

文章主要依据清代进士《同年录》等资料,选取嘉庆朝以后4250位进士居地、家世及相关资料信息较全的样本,检视清代社会流动中城乡差别问题,系统考察了清嘉庆以后(1802—1903年)百年间登科进士的城镇乡分布、三代家世和重复会试等情况。研究所见,嘉庆后百年间所取城居、镇居、乡居进士比为52.99%、8.12%、38.89%,尤其是省会和大城市进士中式者最多,这一趋势在清末更突出。研究样本中三代无功名的进士占15.40%,其家族上行流动率为66.15%。城居进士的家世背景略优于乡居者,中举人和中进士的间隔也略短于乡居者。这说明科举功名具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而乡居者上行流动的机会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