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邪教”案看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保甲制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国家权力赖以渗透基层社会的主要途径。然而 ,现实总是与制度的理想相去甚远 ,保甲制不仅未能成为官方查拿邪教的利器 ,反倒成了个别村民或少数不良乡保借机敲诈勒索、挟嫌报复、发泄私愤的工具 ,这不能不说是保甲制的尴尬。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民俗的、礼治的社会 ,而不是王法的社会 ,邪教案反映出官民对立表象下的深层原因———习俗与王法的矛盾。     

从秦汉骊山汤遗址看汉代单层建筑结构技术

依据秦汉骊山汤遗址,当时一般为单层的居住建筑,大多采用外围承重墙、内为木构架的土木混合结构;但考古也发现有内部木构架、三边夯土墙(带有壁柱)的结构,说明秦汉时期的单层建筑结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施压与抵制——从“窃线”案件看1940年代后期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1946年至1948年间,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境内发生了一系列窃割电话电报线案件,为此,南昌县政府受到了来自电信管理部门和省政府要求其迅速破案和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的巨大压力,并三番五次催促小蓝乡缉拿窃犯和严加防护.小蓝乡最初对此无动于衷,只是在受到多次催促后才呈书一封,陈明该乡既无力破案,也无防护责任.频繁发生的窃线案件最终都不了了之,无一破获.“窃线”案频繁且持续发生,自有其经济因素,但它反映的却是地方政府、乡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政治关系的现实.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虽逐步瓦解,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延伸,但在某些传统乡村,乡村基层政权或许只具象征意义,在国家权力侵害到其具体利益时,乡村社会依然能够有效表达其意志,并抵制国家权力的侵害.这种抵制,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生命体对国家权力在乡村延伸的本能反应.     

从东康文化看挹娄的社会性质

挹娄,古代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根据史书记载及考古资料分析,魏晋时期的挹娄文化应与考古所发现的东康文化相当。本文拟以东康遗址的文化内涵辅以古文献记载,对挹娄的社会性质加以分析,以期使读者对挹娄的社会性质做以简单的了解。     

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考察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形态——以爵位名田宅制。这套制度在商鞅变法时确立,并作为基本的土地制度为其后的秦帝国和西汉王朝所继承。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爵位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田宅可以有条件地继承、转让和买卖。国家通过爵位减级继承制控制田宅长期积聚在少部分人手中,并使手中不断有收回的土地,它和罚没田宅以及户绝田宅一起构成国家授田宅的来源。文帝以后由于国家不再为土地占有立限,使这套制度名存实亡,“名田制”仅仅作为土地登记的手段而存在。名田宅制的厘清,不仅使长期困扰学界的诸多问题得以解决,而且也向已往的历史认识提出挑战。     

秦汉时期“万岁”的社会内涵

秦汉时期,"万岁"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称谓,它被广泛地记录于正史稗记、简牍文书、秦砖汉瓦中."万岁"也是一个应用范围极广的称谓,下至普通民众上达"九五至尊"皆可以此相呼."万岁"更是一个社会内涵极其丰富的称谓,它既在欢呼雀跃的场合中抒发喜悦之情,也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寄托哀思之绪;它既是饮酒时必不可少的祝寿词,也是祈祷时不可或缺的吉祥语.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逐渐强化,"万岁"的社会内涵经历了一个由各个阶层均可使用的非等级称谓向仅限于皇族使用的等级称谓演化的变迁过程.     

从“蚁族”等词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蚁族"群体尴尬的生活现状备受关注,本文从分别从对"蚁族"概念的界定,试图勾勒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窘迫的现实社会图景,并分别从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的视角,动静态结合分析"蚁族"存在的社会原因及这一群体的发展困境。     

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

秦与西汉政府在郡国县乡设置过司空,掌管水利、土建工程,役使罪犯劳作,并负责徭役征发和追缴逋贷等事务。朝廷有邦司空、中司空,九卿属下也有监管刑徒劳作的多种司空机构,附设诏狱。西汉末至东汉前期,陆续撤销京师郡县的各种司空部门,仅在三公中保留司空,残存的罪犯劳动组织改称作部。其原因主要是国家统治政策以及刑法、徭役制度发生变化,罪犯劳动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严重下降,致使司空机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论秦汉社会的“狂人”与“歌舞”之联系

秦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思想对中国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选的。“狂人”与“歌舞”,此两者亦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表面上看两者似乎并无太大关联,但实际上都与秦汉时代的世人精神世界有很多联系。本文试从“歌舞”与“狂”两方面来论述秦汉时代世人的精神世界,其中,时人又将个人情感与精神融入“歌舞”的艺术创作之中,并产生了独特的即兴“歌舞”的特点。     

读“从卜辞试论商代社会性质”

1956年11月“开封师院学报”创刊号登载了孙海波先生所作“从卜辞试论商代社会性质”一文。该文通过卜辞材料说明商代尚未进入“发达的奴隶制阶段”,而只是“早期奴隶制阶段”。应该指出,孙先生企图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土地所有制形态和工商业发展的状况三方面来阐明商代的社会性质,是正确的。但是这篇文章     

从建筑明器看秦汉房屋的架构

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并且随着文化而兴盛、衰亡”。从新石器时代垒巢凿穴开始,中国的先民们就建筑了最早的茅屋,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建筑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形成了独具中国元素的建筑形态。     

从施米特“权杖的前厅”看预防权力滥用

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认为,“权杖的前厅”是权力的剩余价值的衍生物,这是一种非常渠道的政治参与,它具有依赖性和斗争性的根本特性以及多样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前厅”的存在与人的本能以及掌权者的心理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弊端与危害表明这是一个必须割除的政治毒瘤。阻止“前厅”对政治的干预必须阻止权力的滥用,这就需要建立健全长效的教育机制以及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的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     

“闾左”新证——以秦汉基层社会结构为中心

从秦汉里制和基层社会结构入手,古今学者对闾左含义的种种分歧可以涣然冰释。闾本是基层居民组织,后指里门,闾左即里门左侧。里的设置和居民分布有严格规定,街巷墙垣、道路林木、里门数量依制而定;里民则根据身份等级,各有相应居住区,五家为伍,比邻而居,相互监督。闾左是浮浪人群居住区,其来源复杂,既非贱民,亦非破产流亡人员,使之居于闾左,是秦统一之后基层社会秩序化的体现。"发闾左"则体现了秦朝徭役制度的严肃性,不能简单地看做秦政残暴的证据。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     

公益与共益:从日本的“社会性”传统再构成看国家与民众

公益是一种"礼",共益是一种"俗",一直以来,日本学界认为公益和共益是互为断裂的或者是对立的理念,并认为"共益"是在日本民间独自发生、发展起来的"社会性"传统。但事实并非如此,被看成是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间的"社会性"传统(俗),其实受到了日本近代由国家导入的"社会性"概念(礼)的很大影响。通过对这样的再构成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可知,"共益"是日本明治政府在19世纪以后,为了近代国家建设而向国民普及的"公益"之思想与民间思想相融合的结果,在互为"纠缠"的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起来的"社会性"传统。     

从社会结构的变化看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

近代化是一种社会结构性变化,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结构就是经济结构。以小农家庭手工劳动的农业经济为主是中国立国的基本经济基础。在这种经济条件下,树立起来的肯定是尽如人知的中国式的政治和文化形态。到近代,突然产生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会必然会派生出新的政治和文化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程度即为中国近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外来的、新式的事物和固有的条件的结合程度。这也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的社会特征。     

秦汉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平贾”制

<正>“平贾”作为一种官定的价格标准,涉及公私交易、司法鉴定、财政统计等诸多方面,在秦汉时期具有特殊的治理功用。秦代已确立较为完备的“平贾”制度,汉初沿用了秦代“平贾”的更新周期与制定层级。随着汉代地方化行政的进程,地方“平贾”的制定机构逐渐由县转移到郡。汉武帝时施行平准法,利用“平贾”对民间交易价格进行干预。“平贾”制度的不断变化,正是大一统政府加强国家治理的结果。本文综合秦汉简牍材料,就秦代的“平贾”制度、“平贾”制在秦汉时期演进的线索及秦汉物价干预形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从制度层面看明代国家的基层社会控制

<正>一中国自专制体制的帝制国家产生后,不断地克服来自内外的异己力量诸如宦官、外戚、相臣、王府和藩镇等因素的同时,逐渐完善自身的制度体系,增强中央控制能力,并通过不断完善的地方官僚系统这一中介,达至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这种趋向在明清时期达到了空前水平。     

从“高管层”变动看公私合营企业权力的转移

公私合营是20世纪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途径。上海14家公私合营试点厂的经验表明,通过公私合营企业"高管层"的变动,企业经营管理权力从私方转移到公方,其实质上是企业产权从私有转变为公有,从而实现了企业性质的转变。公私合营后企业中出现了公方、私方和工人三方并存的格局,实行以公方领导为主、公私方合作共事和民主集中制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