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谓礼《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转朝请郎告》释读

出土于浙江省武义县的徐谓礼文书中,发现了迄今所知最完整、最丰富的宋代奏授告身资料。本文通过释读徐谓礼《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转朝请郎告》,指出宋代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奏授告身体式与唐代制度一脉相承,具体格式则顺应三省六部制度的演变作了相应调整。从徐谓礼奏授告身的签署格式来看,尽管史籍中有所谓南宋三省合一的提法,但在实际的政务运行中,三省的分野和分工依然存在。     

南宋文官徐谓礼仕履系年考释

本文是对《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解读。解读选取的视角,是依据出土官诰文书,对徐谓礼三十年仕履,按年、月、日将其历任差遣、职事官与相应的官衔,进行了梳理、整合和考释,使这个南宋名不见经传的中层文官的仕履得以复原,期有助于深入解读《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并有助于从中了解南宋官荫制、官职迁转、除授、考课以及官衔结构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     

宋代基层文官的初仕履历——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为中心

近年面世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所收文书完整且清晰,为深入研究宋代文官选任、考课等问题提供了可能。通过选取徐谓礼从入仕到初任满替这一阶段的文书为考察对象,结合传世资料中的记载,可以了解宋代基层文官初仕阶段的经历及官方的相关规定。名臣之子徐谓礼因父荫入仕,越过选人,径为京官,并授监当差遣。其待缺期间的印纸批书,既说明宋代印纸批书与差遣相关联,也说明宋代考课在官员待缺候任期间就已启动。从到任至初任满替阶段,徐谓礼虽乏善可陈,但无功无过,平稳度过初任。这也反映了宋代一般基层文官的生存状态。徐谓礼的个案虽有其特殊性,但亦为了解宋代,特别是南宋晚期基层文官群体的仕进之路提供了借鉴。     

南宋的太學舍選與兩優狀元

南宋時期,在科舉入仕之外,尚有太學舍選一途,可以成爲士人的進身之階。南宋太學舍選,延續了北宋太學取士的制度,遵循相當嚴格的程序,在外舍、內舍、上舍各等級之間,太學生須通過私試、公試、上舍試等一系列考試,並結合平日在學的行藝考察之成績,方能次第升等。上舍一般分爲上、中、下三等,各有相應的待遇。其中,又以內舍優校人,再中上舍試優等,最受世人欽羨,稱爲"兩優狀元",可以直接釋褐授官。但因太學舍選之途極其艱難,故而南宋士人藉其入仕者人數較少,僅在十分之一左右。在制度梳理之外,本文還通過若干具體的事例,呈現了南宋太學舍選的各個重要環節。     

伯2819号残卷所载公式令对于研究唐代政制的价值

伯2819号文书所载为唐代有关公文程式的法律,故其尽管残缺,却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部分公文格式的规范,又是唐代有关制度的仅存的原始记录。,在全部关于公文格式的敦煌汉文卷子中,伯2819号文书是最为权威而典型的一份。因此,如果我们不限于一般化的征引,而是充分考虑到其法律的性质,由此来抉发它对唐代政制研究的价值,那么,这项工作必将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伯2819号残卷所存唐代公文程式共六式,有字94行。内关、牒、符和制授告身四式首尾俱全,其余移式缺前文,奏授告身式缺后文。国内外学者都曾征用或考订过其中的     

汉代公文形态新探

本文以蔡邕《独断》为基础,结合简牍、金石与传世文献,探讨了汉代公文形态的四个重要问题。一是章与奏的区别。指出章是官民个人上给皇帝的文书,而奏属于官僚机构上给皇帝的公文。二是制书的体例和功能。指出制书是汉代最重要的皇帝命令文书,主要用于颁布法令、颁布重大政策以及宣布对高官的任免等场合。三是策书与制书在性质上的区别。指出制书是单纯的命令文书,而策书是种礼仪性的文书,两者在任命高官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四是章奏文书与诏书的关系。指出汉代的主要诏书,是由章奏文书、"制曰"和皇帝的批答三者复合构成的,"制曰"是皇帝批答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汉代玺书的特征与性质,梳理了秦代的公文形态与汉代公文形态之间的关系。     

清代诰命──兼谈傅森之祖父母诰命

诰敕命文书原是魏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授给官员本人,或封赠到了宋代除授给官员本身外,还授与其先祖,生者为封,死者为赠）官员的先祖、妻室的一种文书,名之为“告身”,相当于现代官员的委任书。到了明代洪武五年（1372）参照唐宋时期的“告身”,实行诰敕命文书制度,清沿明制直至其覆亡而终结。清朝规定,几封赠五品以上官员及其世爵承袭罔替者,发给诰命。敕封外藩,封赠六品以下官员及其世爵有袭次者,发给敕命。对诰敕命的封赠范围：一品封赠三代;二品三品封赠两代;四品至七品封赠一代;八品九品只封本身。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批…     

践更之卒,俱授官名——“唐天宝十载制授张无价游击将军告身”出现的历史背景

开元二十一年,唐王朝府兵制度日趋瓦解,十道节度使体制逐渐建立。随着开疆拓土,征战不已,勋官颁授猥滥,原有折冲府的官职,如"别将、果毅、都尉"之类,逐渐被大量酬予兵士。杜佑曾说安史之乱前夜,几乎每一个普通边防士兵都有类似"果毅""别将"的官号,军队里几乎没有无官资的白丁。种种迹象表明,杜佑的这种说法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唐天宝十载制授张无价游击将军告身"正是产生于这种历史背景。庞大军官群体的俸禄,给唐王朝的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将"制授张无价游击将军告身"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可以看到天宝十载前后唐王朝军事以及财政体制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也是安史之乱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一。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以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

<正>一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潮流在现今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新史料"的发掘与史料的活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明版《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发现,以法制史、社会史为中心,大量的新知识、新见解层出不穷。而至近年《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也预示着宋代官僚制度的相关研究将出现更新的可能性。然而,这样的新史料发掘就宋代史研究而言是十分稀有的事例。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是,重新审视以往的政治史研究中未能充分利用的史料,关注如何对之进行解读以及灵活运用的课题。第二股潮流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开拓。如今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对象超越了至今为止以政治制度史、政治事件史为中心的范畴,并不断地扩大,包含了如以国际秩序和外交等     

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时的几封家书

<正>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举人。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考取国子监学正,授内阁中书。主试官是当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奇张裕钊之为文,极称赏,并告以文章利弊、唐宋诸大家文法及所应读文书典籍,与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称严曾门四弟子”据闻钧天先生所著《张裕钊年谱》,咸丰二年(公元1852     

秦汉告、劾制度辨析

告、劾是秦汉时期起诉的基本形式,二者在文献中有时连用,但存在多方面差异。从行为主体与适用对象来看,告的适用范围更为宽泛,民对民、民对官、官对民、官对官的起诉皆可称告,而劾的提出者往往是官吏,被劾对象多数是官,也可以是民,不能简单以"自诉""公诉"来区分二者。告出现较早,劾制应是战国时代随着官僚制、成文法的出现以及公私观念的发展而产生的,并成为官吏诉讼的专门用语。在形式与内容上,告既有书面形式,又可采用口头形式;既涉及刑狱案件,也可以是民事诉讼。劾所涉案件一般为罪的范畴,不用于民事,且多为书面形式,"章"与"奏"均可用于举劾,出土文献所见的劾文书也存在地域差异。在管辖与受理方面,告的接受可下至乡,由乡啬夫受理并上报县廷审理,告可越诉,吏民诣阙上书、上变告等都可直达皇帝。劾的受理最低在县级司法机构,通常是逐级管辖的,并不越诉。     

南宋的待补与待补太学生

本文讨论在南宋施行近一个世纪的太学考试制度——待补。首先厘清宋人使用“举人”一词的语境,再将待补制度置於南宋士人不断增加的时空环境,讨论“混补”为何无法施行,而必将被：待补”取代。其次,透过讨论待补法制定前,朝臣对太学补试的历次争论,理解待补法制订的逻辑。认为待补法不但解决了混补制下应考士人过多的问题,并藉由与地方解试结合,一把机会开放给少数未能通过解试的举子,同时试图网罗各地人才。嘉定以后,南宋政府不断对待补法进行改革,努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从大学考试制度切入,可知南宋已没有独立於科举之外的官学教育体系。     

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延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战国秦国及秦王朝对家臣系统的整合——以简牍所见“家啬夫”、“吏舍人”为切入点

战国秦国、秦代的家臣群体,是新贵族制和官僚制的产物,又带有王制向帝制时代过渡的鲜明印记。其中,卿爵给设"家啬夫"一职,其来源可追溯到商鞅变法时期对一定爵位者可接受门客和庶子的制度。战国末秦国拥有五大夫以上爵位者可有"家吏"。至秦代,这一给设资格已收缩至卿级以上爵位者。进入汉代以后,继续收缩到列侯以上。而简牍所见"吏舍人"、"新地吏舍人"等,反映了战国秦国和秦代舍人范围的广泛性。国家通过对主、舍关系立法加强管理,并通过推动舍人本身的吏职化以及鼓励举任等,将舍人吸纳到官吏体系中,同时对敌对贵族势力中的舍人进行严厉打击。随着官僚制度的完善,官方供备体系进一步完备,秩禄体制下的"吏舍人"群体逐渐趋于消失。     

迈锡尼时代的王权：起源和发展

希腊迈锡尼时代的王权是爱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曾长期与"荷马王权"概念相混淆.文章利用线文B泥版文书、考古和荷马史诗等传说资料分析迈锡尼宫殿时期的政治制度,说明迈锡尼人的王权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以宫殿为行政管理中心,对国家事务,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各项活动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控.国王位于社会等级制之首,享有世俗和宗教双重领袖的地位.文章还追溯了迈锡尼时代王权观念和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介绍和分析了各种相关假说,并就迈锡尼人君主的宗教职能及其是否具有神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     

晋商的“过镖”制度

数百年的晋商贸易活动,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改革开放、振兴经济以及建立、健全科学的财务运行机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其中,晋中商人所创建的“过镖”制度,就是很值得今天的各级领导、经济学家以及企业家们来认真思考和借鉴的问题。 所谓“过镖”制,即赊购结账制,是指晋中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并实施的一种会计结算制度。商号间在大量的业务往来之前,先议定价格、利率等,再确定一个期限,到期必须清理债务,结算账目,最后将所盈银两送归各自总店。其要点有三:一是总号与分号、总号与分散在全国…     

王莽围绕时令的礼仪与职官改革——从古典国制的视角出发

依时行政是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经典标准,但早期时政理论并不严格,且理论来源是阴阳家基于四时消息的宇宙神秘知识。西汉中晚期,时令知识褪去阴阳家色彩而贴上了儒家经典标签,依时行政理论也日趋严格。在这一转变中,王莽围绕时令的礼仪与职官改革起到了关键作用,包括:首度建成了月令明堂,并在其中加入了礼乐宗法因素;首度施行了迎时礼,并在其中加入了郊祀五帝内容;首度将神话中司掌时令的职官羲和人间化,并赋予其掌教化的职能。王莽上述举措进一步凸显出时令知识的儒家王命属性,也为依时行政理论的整备化与严格实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王莽的改革成果并未随着政权的短命而废止,而是树立起可供效仿的"古典国制"并被后世王朝继承。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古代依时行政这一经典政治标准时,王莽发挥的作用及其呈现的普遍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

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分省,是元代实施行省制度以后较为特殊的一次分省过程。就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层面来说,三省的布按两司与巡抚员缺的增裁、辖区的调整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间逐步完成。三省保留下来的区域性巡抚职能得以调整,其与布按两司之间新的行政关系得到确立,巡抚由此全部下辖布按两司,三省事实上析分为六省。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应对区域问题的局部改革,也有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动因各不相同。此后,进入《清会典》的规范过程。"分藩"是对三省布政使司衙门及其辖区变化的记载,"分省"是对新的省行政机构(政府)和新省区的认同。乾隆十三年九月关于督抚居外官之首的讨论以及御准,表明朝廷对新省制的一种确认。康熙、雍正两朝《清会典》的规范随着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三年编纂的《清会典》载全国有十八省、督抚为"外官",确立了十八省与清代省制的法定地位。     

论早期镈扉棱的演变

镈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铜制钟类乐器,盛行于商周时期。经考古发现的早期青铜镈,大多见于湘赣流域及其周边地区。这些铜镈的腔体两侧以及腔体兽面正中,大多设有扉棱。这些扉棱虽形态各异,但基本上都以虎纹或鸟纹为饰。根据作者的初步统计,设有扉棱或中脊的镈总计23套、33件,其中20件镈处于商末至西周中期,其余13件为编镈,那是西周以后的。本文讨论的所谓早期镈是指西周中期以前的20件镈。作者首先对早期镈即最早的商末江西新干镈到西周早、中期及至东周以后的鸟饰扉棱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揭示,次而对早期流行于湘江流域的四虎镈扉棱的虎饰与商晚四虎大铙和虎纹饶进行比较,指出这是同一类型在青铜器上的运用,并就铜器上的虎纹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阐述,指出它并非如王黼《宣和博古图》中所宣传的是为了节乐而防忧生,而应是与原始信仰和崇拜有关,将这些或写实、或神化的动物形象铸于器表,是人类内心的恐惧敬畏在现实世界的物化形式与精神寄托。在对四虎镈的比较和阐述基础上,作者更对四虎镈的形制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揭示。粗观四虎镈,大小相近,甚至经过测音的三件形体相近的四虎镈的音高也相近,然而细而观之,细微差别众多,如兽面形象不一,枚数与枚形各异,甚至扁身虎纹和虎尾样式也差别明显。在大约相同的区域内,这种细微差异,过去的研究者也曾注意到,但一般都作为非主流现象而忽略不计,仍都看成是同一时代的铸品,但本文作者却认为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极有可能是历史演变造成的,是设计制造与享用者自身的审美观念发生转变的结果。为了更证实这一观点,作者还特别通过对六件四虎镈腔体的分析,揭示出镈腔体的演变是经历了从椭圆形腔与圆角方形腔向合瓦形腔的转变,并最终定型于更加符合声学需要的合瓦形的腔体。并指出这一转变,绝非成于一朝一夕之间,是伴随着古人对镈音乐表现能力逐渐增强的一个长期的过程,故这六件四虎镈应同属湘水地区不同时代的产物。商周青铜礼乐器种类甚多,对某一类礼乐器进行宏观研究,还时有所见,而对某一类礼乐器的局部特征如此文对"镈"这种乐器的扉棱特征进行微观研究,至今似甚少见,这是当今我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表征,尽管有的问题尚可进一步讨论,但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认识,不仅对"镈"这种礼乐器,就是对中国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无疑是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