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丞相启”和“相国昌平君”

在《新发现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一文里,我们曾作出这样的推论:"疑监造戈的‘丞相启’即‘史失其名’的昌平君。‘丞相状’,很有可能是隗状。"胡正明同志对"丞相启"可能是"相国昌平君"的说法提出了商榷意见。胡同志的文章建立在下面这段经他重新标点的史料上:     

“汤禹”构词试释

“汤禹”构词试释黄灵庚《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东汉）王逸注说：“言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天敬贤,论议道德,无有过差,故能获夫神人之助,子孙蒙其福佑也。”又：“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王逸注说：“言汤禹至圣,犹敬...     

“丞相启”即昌平君说商榷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拣选、入藏秦戈一件,戈内刻铭文四行共十九字,文曰:十七年,丞相启、状造,郃阳嘉,丞兼、库(月隼)、工邪。郃阳。《文物》1986年第3期刊载田凤岭、陈雍同志《新发现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一文,考证此戈铸于秦王政十七年。关于戈铭中的"丞相启",文章认为:"(秦始皇)十年至二十六年之间的丞相,《史记》失载。值得注意的是秦王政九年平定嫪毐的相国昌平君,《史记》未言何时免相,只说‘二十一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     

楚夷陵探讨

本文就"秦将白起遂拨我郢,烧先王墓夷陵"问题,谈谈个人意见.楚先王墓地在白起拨郢前应有三处.一是受周成王封赐之前有一处;二是受周成王封赐之后的荆山一带有一处;三是楚文王迁都之后的郢都附近有一处.从熊绎"辟在荆山"到楚文王熊赀"始都郢",楚人在荆山一带艰苦创业约四百余年.四百余年里楚人在荆山一带应当有楚君墓地存在,这些墓地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发     

老师,我站着呢

这是一所能看大海的地势较高的中学。那年约有80名新生入学,其中大多数是那些与大海搏击的渔民们的子弟。那是我给新生上第一课的事情。“起立。”大家都站起来。但是,有一名学生耍滑头未起立。“站起来,刚入学就是这种态度可不行!”我的语气顿时严厉起来。这时,传来一个声音:“老师,我站着呢。”是的,A君站着,但是由于他个子太矮,我看他像是在坐着。糟糕!我做了对不起A君的事。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不安,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如果我再次道歉,反而会伤害A君的自尊心。于是,我当时只说了声“对不起”,周围的学生都笑起来。下课后我想向A君道歉,…     

定格在西湖山水中的爱情片断

当我徜徉于杭州——这座被马可·波罗称之为“最美丽华贵的天城”,这座被今人誉为“爱情之都”的城市时,突然想起那首“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来。     

金行·占卜相命

占卜相命古已有之,认真起来,至少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典籍载,周文王被囚狱中,演“文王课”,也就是占卜给自己测吉凶。而后,估计这“文王课”理论化系统化且有“学术性”了,就被编成了《周易》,再而后,《周易》又被后世奉为经典而称之为《易经》了。     

闽籍港商的安昌情结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烦恼三部曲

我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高兴时喜欢仰天长啸,伤心时“只打雷不下雨”,烦恼时感叹“少年也识愁滋味”。下面请君听我歌“三曲”。     

苏秦故里和苏秦墓初考

《史记》云：苏秦,东周洛阳人也。《战国策》云：苏秦,洛阳乘轩里人。乘轩里在何处,文献失载。《洛阳伽蓝记》虽有记载,但令人生疑。自北魏至明1000余年亦无苏秦故里记载,明清文献云为“洛阳古太平庄”,不知所据何本。苏秦墓在山东、河南有数座,真伪莫辨。洛阳太平庄村出土唐代“武安君六国丞相苏公墓”碑,证明了苏秦故里就在太平庄村,其墓亦在太平庄村南。     

史上那些晚节不保的高官

李斯假传圣旨 公元前208年7月,秦国的丞相李斯与他的儿子被押往咸阳的街市处斩。临行前,这位曾显赫多年的丞相,回头对儿子伤感地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东门去打猎又怎能办得到呢!”接着父子二人相对痛哭。李斯为自己当初所犯下的政治错误深深懊悔,如果不是他的晚节不保,哪能落得满门抄斩呢？     

《尚书》周人称“夏”考

周人称"夏",最早见于《尚书·周书》。《康诰》曰:"(周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君奭》盛赞周文王治国有方,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亦谓周代殷乃受天之命:"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①。据现存文献,"周"乃周邦之通称,然而在《周书》中,周人又称作"夏",而且是在殷亡周兴之时。为什么周人在     

皇天与上帝之间:从殷周之际的天命观说文王受命

所谓受命,是周人为了争取其他方国和部族的拥戴而发动的一场政治造势运动。与殷商王朝以上帝为至上神而排斥天神不同,周人强调敬天,但也接纳上帝,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方国和部族的支持。文王受命肇端于"太姒之梦",周原庙祭甲骨表明,为了祈请商远祖策命文王代商,周人进行了祭祀。随着受命之君文王的离世,周人的这场政治造势运动受到很大的冲击。"文武受命"和"武王受命"表述的出现,彰显了受命主体身份的转换,武王时期的祥瑞吉兆集中出现在观兵孟津这一军事行动的过程中。而金文中的"文武受命"则到了共王时期,这或许与周初分封时所形成的文王、武王、周公三支宗法势力在西周中期以后的分化有关。     

我国历代宰相的称呼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丞天子,助理万机”辅佐帝王执掌朝政的官员,通称宰相。宰是主持,相是辅佐之意。但在历代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并非如舞台戏曲所反映的宰相只是一人、一个称呼,而要复杂得多,宰相的称呼也就多种多样了。殷代、西周把替君王家管理内外事务的人称为宰,而真正总揽百官的则称冢宰,冢是最大的意思。春秋时,正式设立左右相的是齐景公。战国时,各国都设相国或相邦、丞相,为百官之长。秦代宰相称丞相或相国、国相。西汉沿置相国,或称丞相,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主持国家最高政务。西汉末,丞相改称“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合称“三司”,共同处理国务。东汉不设     

一代雄主汉武帝

巫盅之祸 征和元年（公元前92）,汉朝公安部A级通缉犯、大侠朱安世被丞相公孙贺缉捕入狱。武帝一朝,“吏治皆以惨刻相尚”,朱安世自知不能幸免。笑着说：“丞相祸及宗矣。”于是在狱中举报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使用巫蛊诅咒当朝天子刘彻。     

命丧天变的大汉丞相翟方进

西汉开创的个别制度既奇怪又残酷。《汉旧仪》记载,如果有“天地大变”,皇帝就派使者给丞相赐十斛酒、一头牛。使者一走,丞相就要拟一道告病的奏折,迅速送达尚书。尚书一旦见使者回宫,会赶在使者开口之前向皇帝禀报,说丞相已经病人膏肓了。文献的记述到此为止,实际上接下来还有一个夺人性命的环节,即丞相的自我了断。这个程序繁琐的杀人制度在汉成帝以前是没有的,开创这一先例的是汉成帝后期的丞相翟方进。     

西周金文与文献中的“邦君”及相关问题

本文认为西周的“邦君”,在周立国之时是周人对天下所有众邦国之君的泛称,而对一些异姓盟邦之君则称其为“友邦君”。周王室大规模分封之后,“邦君”主要指未被周王“授民授土”的邦国之君。“邦君”在其邦内自有自己的职官系统。至西周晚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诸侯与“邦君”的概念逐渐混在了一起。     

亲历音配像工程（三）：我和君秋的“音配像”往事

说起“音配像”,要从李瑞环同志说起。如果没有他,这项工程是不可能启动起来的,我和君秋同志也不会加入到“音配像”的工作中。     

我所了解的韦君宜和杨述

读韦君宜的《思痛录》,我也像作家宗璞那样,是在“痛读”,越读越有沉痛感,越挂念韦君宜的病情,越怀念她已故的老伴杨述。君宜在此书的《缘起》中说: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她这样自悔,这样严于     

“文天祥督师芜湖说”质疑——安徽地方史丛考之一

近年来介绍芜湖的书中有“文丞相督师芜湖”、“文天祥在芜湖的抗元斗争”之说,但我们却未见过这项史料。关于文天祥生平事迹的记载,主要有下列几种:第一是本人自己的记述,有《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等,都是可靠的材料。其二是正史和杂史的传记,有刘岳中的《文丞相传》、《宋史·文天祥传》、明胡广《文丞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