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以新中国成立后张政烺的史学研究为中心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的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层次探索。在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透视出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张政烺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折射出新历史考证学派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探究史料考证,转为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两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总目

第一期在历史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大会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论坛上的讲话建国以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论坛”综述2003年蒙元史研究综述“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会议”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至清中期为中心第二期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研究述评辽金元捺钵研究评述2004年“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简报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回顾(上)———从上古到隋唐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学术研究第三期2003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百余年来黎…     

王锺翰学术研究路径转变析论

王锺翰作为从旧社会进入新中国史坛的学者,其学术路径与风格在新中国成立后自觉不自觉地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他在民国时期逐渐走上考证之路,无论文献研究还是史实研究,都偏重考据。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他学习并开始依据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注重从总体上剖析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理论分析比以前增强。他的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是终生的,此后他虽然也写作纯考证性的论文,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则是他学术研究的首要原则。其学术路径的转变具有代表性,这对理解和认知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推进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

侯外庐先生治史的特点 ,是把研究社会的一般构成视为研究历史的先决条件 ,亦即基础条件。他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基础上 ,他是把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熔为一炉的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治史道路 ,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道路 ,他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杰出贡献 ,也使他成为有代表性的、杰出的史学家。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 ,推进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 ,是 2 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本期寄语

正本期特设"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笔谈"栏目,刊出3位资深学者围绕中国古代史研究如何提升国际化的自觉和水平所发表的意见。李治安教授的《会通中外与中国话语》主张引进、借鉴国外理论与方法、开展中外比较研究、推出国际水准的高质量论著。李振宏教授在《国际视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路径选择》中指出,国际视野指国际眼光和比较方法,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比较     

孙机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读后

<正>以文物古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历来是历史研究领域的重点和难点,它要求研究者在大量占有文物考古、历史文献资料的同时,还要有相当的科学技术素养,这样的学术门槛不是每一位学者都能随意跨过的。故此,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并不是很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就更少。孙机新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年7月,以下简称《物质文化》)一书,利用他多年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科学考证,以其客观明确、充满民族自     

中国古史分期体系的构建与社会性质的探索——黎虎先生访谈录

正黎虎先生,祖籍广东兴宁,1936年8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自著及主编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黎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开创并构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学术体系。这一由外交决策制度、外交管理制度、外交使节制度、外交方式方法、外交手段与工具、外交礼仪制度与法纪等方面构成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术体系,被学界盛誉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代表作有《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二、开创并构建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和学术体系。黎虎先生的吴简"吏民"学术新体系将吴简与文献资料结合,推翻了长期统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吏户"论;全面、系统论证了"吏民"的内涵、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所阐释的"真吏"论、"给吏"论等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代官制史,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代表作有《先秦汉唐史论》(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三、提出并构建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提出"权力的掌控与人力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据此而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依次相承的三个时代。代表作有《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     

“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自新史学兴起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始终在中外各种思想、理论、方法交织激荡中发展,迄今百有余年,无论在中国抑或域外,皆已积淀深厚,成为国际性的学术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化,也突出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现代历史学的观念与方法也不断经历创新,遭遇各种挑战,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理论环境不断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有必要从国     

“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重要节点,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现代历史学的观念与方法不断经历创新,遭遇各种挑战,推出大量成果。时至今日,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多方面呈现繁荣态势。从国际学术的视角对中国古代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4月25日,《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肇庆召开。研讨会以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作为切入点,拓展地方史研究的视野,将以地方社会为主体的地方史研究与以王朝政府为主体的边疆史研究相结合,探究王朝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此次会议共有20余位学者参与讨论,其重点集中于岭南和西南边疆,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群体治史风格述论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在中外史学交融的背景下催生的现代史学研究机构。它于1928年由傅斯年创办,至1948年底迁往台湾。于此20年间,史语所汇聚了众多精于考证的一流学者,俨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史语所学人治史虽各善其长,但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社群,又彰显出共有的风格,即重视发掘新史料以揭示被淹没的史实、在学术实践中蕴涵着"以小见大"的治史旨趣和求通而不锢于断的治史视野。考察史语所学术群体的治学特色,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评价史语所在现代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历史贡献,而且裨益于重新认识新旧学问在现代中国的转变,以及整个新历史考证学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城市史学在我国的兴起、中国城市史研究传统的奠基以及多种学科发展的促进,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城市史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历史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与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不同,城市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应在五个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重视综合的、系统的宏观研究;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考古学成果在研究中的应用;探索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构建中国的城市史学理论。     

历史学的传承与启新--冯尔康先生访谈录

冯尔康先生的治学,既承继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在新时期史坛中,大力推动并开展了社会史学的研究,为近20来中国史学界极富开创性的学者之一。他在清代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史料学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史,尤其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均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他在理论创新和具体研究中所形成的开拓性、包容性、前瞻性的治学特点,尤具学术魅力,启人新知。     

王赓武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方法论的初步观察

作为海外华人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王赓武教授的治学方法对其研究以及该学科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出发点,结合王教授的成长经历与学术训练,探讨他由治中国古代史入手,转而侧重研究中国—南洋关系史以及东南亚华人史的时代背景及其学术含义。本文认为,坚实的中、西学术训练为他的学术生涯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并成为他转入海外华人这一新兴领域的桥梁;而战后东南亚激剧的时代变迁则促进王教授的双重学术视野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双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国与东南亚的交互相映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关怀以及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学术研究的参照系。     

读《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

读《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朱和平关于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在近１０余年中已发表专题论文２００余篇，出版专著１０多部。然而，一些论著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对各个历史时期人口数字的考证，人口数量的增减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人口的迁移，人口的分布状...     

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 --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的新门径——从李金铮《传统与变迁》所见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是李金铮教授较为关注的两大阵地。多年来,他勤奋耕耘,取得了较多可喜的新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传统与变迁》一书,更是以其独特的学术敏感性,在反思中建构了一条清晰可见的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新门径。这个治史新门径(亦可称为方法论),主要呈现为四种视角:一是整体史视野,即由"碎片研究"到"整体研究";二是总体史目标,即区域的整体研究;三是考证与还原的求真路径,即"问题意识+多方论据+考证功夫";四是新革命史理念,即有效改进传统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性指导。以上视角,均具有较强的普遍适用意义,可谓对当今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

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中国边疆史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中国的边疆》一书是拉铁摩尔以边疆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代表作。文章通过对拉铁摩尔学术背景和社会条件的考察,揭示其在中国边疆史及地缘研究上的独特视角,着重分析他在边疆史研究上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