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事"考

“三事”是先秦时期重要的职官。周初的“三事”泛指管理职事之官、管理司法之官、治民之官,“三事大夫”是这些官员的总称。西周晚期的“三有司”指司徒、司马、司空,其为“三事大夫”之长。春秋战国时期,“事”、“吏”字型相近而易混,故“三吏”应为“三事”之误。     

从新出战国竹简资料看《诗经》成书的若干问题

《诗》之成书,有一个从古本到定本的发展过程。西周贵族的诗作是首先被编入古本之《诗》的内容,相对于《颂》《雅》之诗而言,《风》诗的出现稍晚。古本之《诗》开始编定的时间应当在西周中期的康王时期,西周后期又有增益。西周春秋时期流行的《诗》约有三百篇,就是孔子每每言及的"《诗》三百"。孔子为授徒所编的定本之《诗》与古本没有太大的差别。上博简《诗论》所评之诗绝大部分(或者全部)都见于今本《诗经》,属于逸诗者尚未见到。上博简《诗论》的这种情况,让我们知道在孔子之后的时代,《诗》并未散佚,这应当是我们感到庆幸的事情。     

大河口西周墓地叔骨父簋铭文所见西周礼制考

大河口墓地出土叔骨父簋铭文关乎西周宗法制度和祭祀制度,内容重要。大河口墓地出土铭文显示,霸国国君不称"侯",故叔骨父簋铭之"侯"应非霸国国君。叔骨父为侯之子(或弟),不能继统为君,须别立宗庙,故侯为叔骨父另立宗庙,此为叔骨父簋铭文的制度背景。簋铭"侯休作叔骨父庙"可与《礼记》"别子为祖"对读。,即餉,实即竈祭。叔骨父簋所记祭行于新成之宗庙,与竈祭祈食、主生养的特征吻合。叔骨父为卿大夫,卿大夫祭竈与《白虎通》所记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的祭祀制度相合,知《白虎通》所记为西周制度,而《礼记·祭法》所谓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的祭祀制度应非西周礼制。     

《诗》诂杂俎

余治《诗经》偶有所得,现录以呈上,聊供好此者一览并同为探究。 一、《东山》作者辨议。 《诗经·东山》一诗的作者,历来众说不一,《诗序》谓“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郑笺》、《孔疏》至清代一些说诗者都从此说。对比,王先谦、崔述提出了异议。《诗三家义集疏》纠正了《诗序》的说法,认为“代归士述室家想望之情,大夫不能如此立言也。”《丰镐考信录》说:“此篇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士之诗也。细玩其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然而现当代的说《诗》者,不     

读《西周封国考疑》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但长期以来 ,西周史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有二 :一是史料较少 ,二是异说太多。西周史方面的史料 ,传统上以《书》、《诗》为主 ,其次是《左传》、《国语》中的相关记载。制度方面 ,多赖东周秦汉之礼书及诸子之言。近人幸得目睹地下出土之西周墓葬、器用、文字等考古资料 ,始得突破藩篱。学者论及西周史事及制度时 ,不但文献阙如 ,且古文字、考古材料的利用亦有相当难度 ,遂不免疑义纷纭 ,聚讼难休。西周王朝以“礼乐文明”闻名 ,为后世儒家文化发展提供了沃壤 ,但一般人说到它的文物…     

稀见清代三家《诗》学著作二种

<正>一、陈屾《诗考异再补》王应麟的《诗考》是清代三家《诗》辑佚的发轫之作,诸多学者围绕《诗考》进行校注、增补工作,乃至形成了颇具家学渊源的《诗》学传承。如清初严虞惇的《读诗质疑》中有"广王氏之意"而作的《考异》一卷,仅为补王氏未备若干条,极为简单。其曾侄孙严蔚直承其学,撰《诗考异补》,自序云:"宋王厚斋尝采群书中引用《韩诗》、《鲁诗》、《齐诗》与《毛诗》异者,并他家异文及     

刘禹锡撰《和州志》说质疑

《国史经籍志》《直隶和州志》著录唐刘禹锡《和州志》八卷及《和州图经》,今人或本此说。文章认为"《和州志》八卷"实为万历三年(1575)齐柯等纂修本,因刘禹锡《和州刺史厅壁》或简称《和州记》,在传抄、刻印中误脱"《和州记》齐柯"造成的结果。刘禹锡撰《和州图经》则是在此基础上误读刘氏《历阳书事诗序》"考《图经》,参见事"而衍生的错误说法。     

试论卜辞中的使者

王国维日:“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而为职事之称。其后三者各需专字,于是史,吏、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谓之事。此盖出于秦汉之际。而《诗》《书》之文尚不甚区别。”(《观堂集林》卷六《释史》)观殷人卜辞每以史((?))或吏((?))为事,如“(?)王事”之事,或作史,或作吏,是殷时尚无事字。又以吏     

宗人斧与西周官制

《周礼·春官》中的"宗伯"一职,在以往著录的西周金文中未见记载。因而史学界对西周王朝是否设有宗伯之类的职官,多持怀疑态度。金文中的"宗伯",始见于春秋中期的洹子孟姜壶铭文,因而引起史学界对《周礼》中"宗伯"一职的颇多推测。斯维至先生说:"金文所见,宰的地位本不甚尊,司寇与司马同职,宗伯始见于春秋中叶之器,是以西周之时实仅司徒、司马、司空三事执政,固未尝有《周礼》六官之事实也"。张亚初、刘雨同志因"大宗、宗伯     

《续资治通鉴长编》勘误一则

正《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五一〇元符二年(1099)五月乙丑条载:左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为金紫光禄大夫,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曾布为光禄大夫,右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许将为右光禄大夫,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丞蔡卞为右正议大夫,守尚书右丞黄履为通议大夫,皆以诸路进筑要害城寨毕工故也。(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145—12146页)自元祐三年(1088)宋代文臣寄禄官开始分左右。绍圣二年(1095)下诏仅保     

“田畯”“后稷”考

“田畯”“后稷”考张希峰＂田＂一词，《诗》凡三见，曰《七月》、《甫田》、《大田》。三诗皆述农事，有套语＂彼南亩，田至喜。＂《七月》毛传：＂田，田大夫也。＂郑笺：＂……耕者之妇子，俱以来，至于南亩之中，其见田大夫，又为设酒食焉。＂朱熹《诗集传》：＂田，...     

西吕地望小议

西周时期有两个姜姓吕国,一在南土(今河南南阳市),可称为南吕;一在西土,可称为西吕。西吕即《诗》、《书》所载周文王、武王时期之西戎"旅(莒)国",曾为周人盟友,与周王室、密须国互通婚姻,西周末年则与西申、缯、西戎联合灭周。西吕地望当在今甘肃泾川县东、蒲河入泾的河口地带。     

陈重诗稿见读记

日前在整理馆藏线装古籍时,见有一函五册诗词旧作的清抄本,无总名,内署"商邱陈重小蕃"撰(小蕃一作筱帆),后有"次男实铭"识语云:"右《花著龛诗存》三册,《浣露词》一册,《寒木春华词》一册,皆先大夫自订稿也.     

杜甫《杜鹃行》“业工”注考辨

杜甫《杜鹃行》诗中"业工"二字,我国历代注家鲜有注释,其意费解,而朝鲜半岛自朝鲜王朝宣祖至哲宗朝共有七位文人对此二字作过注释,不乏深思明辨之见。此外,韩国古代文人注释中所提出的重文简写而讹的说法,或受我国宋末元初《古今事文类聚》、《群书通要》等书录"业工"为"业业"之影响。     

《刺安南事诗》与《三羞诗(之二)》关系略考

唐代诗文一些篇章与安南史地有着密切联系。懿宗朝举子《刺安南事诗》与皮日休《三羞诗(之二)》即为其中的两首。有学者误将懿宗朝举子理解为安南士人,将上述两诗视为两首作品,或以为一诗两传。实际上,从皮氏科考经历、唐朝与南诏在安南的战争和《皮子文薮》的写作等方面考察,懿宗朝举子即皮日休,《刺安南事诗》创作在先,后修改定型,才有了《三羞诗》。《全唐诗》以两诗著录,一些史籍著录也有歧互处。越南学者关注《三羞诗》,但并未发现其与《刺安南事诗》之关系。     

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读《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三位先生合撰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以下简称《分期》)一书,已由文物出版社于1999年末印行。这部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一项研究专题的成果,预定目标是“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青铜器研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在传统金石学的影响下,曾长期偏重于铭文。现     

《宋史》勘误一则

正《宋史》卷三八四《陈康伯传》:"(绍兴二十九年)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例赐银绢,康伯固辞,减半,又辞。兼史院。"(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808页)据《宋史》标点,陈康伯拜相时辞免朝廷按例所赐银绢,但事实并非如此。《陈文正公文集》卷七《(陈康伯)神道碑铭》:"(绍兴)二十九年九月,拜左通奉大夫、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事,宰臣初除,例赐银绢。公辞。     

周代庙制异议

《礼记》、《公羊传》、《穀梁传》所载周代庙制的内容不一,多所抵牾,概括其要点,则为四级(或五级)庙数和毁庙规则。考察《左传》,可知春秋庙制的特点是:庙数分为二级,天子、诸侯是一祖一庙,大夫则诸祖共一庙;无毁庙制度。古今学者多认为春秋无毁庙的"现象"异于西周庙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当毁未毁说、合理变更说、昭穆计数说和变例说。联系周代宗法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政治需要和经济因素考察,可以判断春秋庙制是对西周庙制的继承而不是违背,周代庙制存在于适合其生长的文化沃壤中。     

试论我国古代棺椁制度

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墓葬相继被发掘,为研究古代的棺椁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大量的墓葬考古材料表明,文献中记载的棺椁制度并不是西周初年就有的,而是在战国末期出现,西汉时期才形成的一种墓葬制度。一、周代棺椁制度与古籍记载的差异《礼记》中的《檀弓上》和《丧大记》两篇记载,天子之棺四重,棺外有“柏椁以端长六尺。”即一椁四棺。国君用一椁三棺;大夫用一椁二棺。大夫又分上大夫、下大夫,都用一椁二倌。但椁、棺的厚度不同。士用一椁一棺。     

从编《诗》方式与目的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提出

"孔子删诗"说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地提出的,其中"删诗"方式如"去其重"、"上采……,中述……,至……"等其实是司马迁自己的文献编撰学之体现;而"删诗"目的,如观历史盛衰、见微知著和成王道义法等,也是他自己的文献编撰思想与《诗经》学思想。故《史记》言及的"孔子删诗"一事乃司马迁在延续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文献编撰学、《诗经》学思想而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