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简论清代旗人出旗

八旗既是清代重要的军事组织,也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它既以旗统兵,又以旗统人,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也称为"旗下人"。在清代,旗籍对于旗人来说极为重要,取消旗籍也就意味着旗人身份的豁出。     

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身份制度与旗界、民界(1815-1911年)——兼论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

旗人与民人的身份不仅体现在制度上,亦有地理边界,即旗界与民界.本文通过对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旗界、民界及身份制度的考察,发现即使是清朝皇帝密切关注的双城堡旗界,也无法长期保持封闭性.随着携眷民人跨越封堆进入旗界,界内很快出现民界,并不断扩展,标志旗人身份制度的地理边界被迫不断内移.实际上,清廷很难通过政策法规将民人拒之界外,其他的地理空间边界,如山海关、柳条边等也是如此.但旗、民身份的不平等会对民人产生持久、广泛的制约.民人虽然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进入旗界,却要接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移民之事实”,这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实质.     

清代社会变动和京师居住格局的演变

对于清初统治者强迫原居京师内城的汉官、商民迁出事,以往缺乏细致研究而令人心存疑惑。以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限时将六、七十万人迁出迁入,实在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它又发生在京师。然在仔细搜求史料后,可知此事确曾严厉实施,并形成旗人居内城,汉官、商民居外城和城郊的基本居住格局。进一步追索,可发现当统治者完成迁居之时,现实又使其向相反方面行进,汉官、商民重新被吸引进入内城,这说明人为的隔离政策不可持续。文章梳理成四个题目进行讨论:一、统治者强制京师汉族官民迁离内城;二、汉官重返内城居住;三、汉族商民进入内城和旗民混居局面的出现;四、城居旗人不断迁出城外。文章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亦有笔者的新资料和新探索。     

清代刑部与京师细事案件的审理

清代刑部作为天下刑名总汇,却大量审理京师笞杖案件,原因在于旗人尤其是皇族的特殊司法管辖以及清代京师审判制度的内在矛盾。清初,由于旗人特殊司法管辖,内务府和八旗对于旗民交讼之案须送刑部审理;五城察院对于单旗案件,也交刑部。清中期以后,涉及皇族的案件,不论罪之轻重,均由宗人府会同户、刑二部审理。清代京师并不存在逐级审转复核制,京师各衙门送刑部之案均不拟律,这使得刑部大量审理笞杖案件以避免拖累。     

八旗制度概述

过去民间曾流行一句谚语:“不分满汉,但问民旗。”也就是说,清代社会主要由民人社会和旗人社会两部分组成。当然,如果细分起来,旗人社会有满蒙汉的差别,而民人社会就更复杂了。所谓旗人即入八旗之人,民人即未入旗之人。八旗与有清一代相始终,作为社会组织和典章制度,在清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对清王朝的建立、发展和     

明代商人的构成

明代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经商意识空前活跃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因此 ,商人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明代的商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 ,分属于不同的等级 ,这样就使明代商人的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下面就明代商人的构成情况作一略述。明代商人的构成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皇族商人。皇族商人是指皇帝和皇亲国戚、宗室贵族经营商业的。皇帝经商是通过开设皇店进行的 ,皇店由皇帝亲自经营或者由皇帝派专人进行管理经营。当然 ,由于操控国事 ,能够亲自经营皇店的皇帝并不是太多 ,但明武宗朱厚照却不时地亲自参加皇店的经营…     

东莞籍港商周少岐父子事略

清末民国时期,东莞籍商人在香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氏家族便是其中佼佼者。周少岐、周竣年父子在香港经营金融、保险及航运等业,成为巨富。周门一家,在港多有作为,经商致富,热心服务社会．有多人曾担任香港定例局议员和华人代表,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但周氏家族在香港的活动和影响,时人及后人关注皆不够,陈伯陶所纂民国《东莞县志》亦无记载。本文主要阐述周少岐父子事略,以作补遗。     

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

清末在推行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大环境下,清政府实行了平满汉畛域的措施,内容主要有四项：一、准许满汉通婚;二、任官不分满汉,中央各部废除满汉复职制,东三省大量任用汉官,同时裁撤副都统等旗官;三、旗民编入民籍和筹旗人生计;四、司法同一,逐步实行旗人犯罪,与民人同法律同审判机构。在这些措施中,第一、四两项实行较彻底;第三项东三省实行较彻底,而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困难和缺乏决心,只取得较少成绩;至于第二项,地方官特别是东三省改制后的地方官,多任用汉族人,而中央核心层,仍由满族亲贵控制。宣统年间,平满汉畛域的措施推行趋缓,这种情形,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和清廷的覆亡。     

清雍乾时期的“另记档案”清查

清代旗籍中,另记档案户籍分为另户另记档案与自首另记档案两类。乾隆时期,自首另记档案人出旗,而另户另记档案则被保留下来作为军功赏赐之用。清廷制定了较为有效的善后措施,保证了另记档案清查的顺利进行。另记档案清查,是八旗走向规范化的关键一步,暂时缓解了八旗生计问题。而另记档案人的出旗,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谋生路径,同时也加剧了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区隔。长远来看,另记档案清查、出旗并不能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近代玉林之外广西其他地区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三

近代玉林籍商人在广西各地一共建立了6座商业会馆,是广西本土商人中建立商业会馆最多的一个,这显示出了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近代玉林籍商人所从事的行业不仅包括杂货业、经纪业、鱼盐业、蓝靛业等传统产业,同时还经营矿业、汽车运输业、化工业等新兴产业,其中从事餐饮、鱼盐及交通运输业的商人与玉林当地的产业联系十分密切,而从事矿业等新兴产业的商人则多与政治联系紧密,他们经营的产业类型日益多样,甚至开创了广西部分产业的先河。玉林籍商人群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经商所在地和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清代包衣旗人研究》评介

正满洲人统治中国,实施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即以八旗制度统摄旗人,以省府州县制度管理民人。满洲人在崛起建国及征服全国过程中,掳掠大批汉人为奴,满语称包衣阿哈(简称包衣,即家奴)。在旗人中,汉人包衣占大多数。随着内务府建立,包衣被分别归入两个系统:上三旗包衣称"内务府属",为皇家私属,编为内务府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下五旗包衣称"王公府属",为各王公私属。内务府上三旗的     

试论满族的发展变化(中)

二 满族与旗人 在有清一代,凡被编入八旗及旗下各类人口均被称之为“旗人”,他们自己也以“旗人”自称之。未被编入八旗及未成为旗下人口的汉族人口则被称之为“民人”,他们自己也以“民人”自称。而绝少有满人、汉人之别,故有“只辨旗民,不分满汉”之俚语。 旗人是满族共同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称谓。 上面笔者着重论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大量的汉族人口被满族共同体吸附成为旗人的几种主要方式。下面拟就成为旗人的这些汉族人口在经济生活、政治待遇、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民族自我意识等方面与满族的异同作一简论,以说明这部份汉族人口与满族共同体发展壮大的密切关系。换之言,即论证这部份汉族人是怎样潜移默化成为满族一部分的。     

清朝前期与末季区域人才的变化——以引见官员、鼎甲、翰林为例

清朝前期与末季区域人才的变化——以引见官员、鼎甲、翰林为例冯尔康在清朝的不同时期,活跃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舞台上的各省籍、各旗籍的人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开始是出身于辽、吉的旗人驰骋于政治、军事领域;后期则是湘、淮系统的人执掌军事、政治牛耳;两广人稍...     

清代对八旗营房中旗人的束缚

八旗兵是清代统治的基础,宫庭对京师八旗的管理尤其严格,制定了种种制度约束八旗兵丁的行动,使八旗兵成为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忠实奴仆。为了保持八旗制度的军事职能,八旗兵丁常年被圈在营房之内,行动很不自由。据章润普所著《满洲谈往》一书中所述,八旗营房制度有十条:(1)旗人不准私自远出,(2)不准经营商业、与民人争利;(3)不准与民人交产;(4)不准与民人通婚姻;(5)读书者不得染名士习气;(6)     

清代东北地区的昭忠祠与旗人入祀现象

中国传统社会,官兵为国捐躯,朝廷多有抚恤之举,除恩赏丧葬银两外,对为国惨烈捐躯的将士,或于原籍、或于战殁地修建祠堂,列其牌位于祠内。地方祭祀以褒慰忠魂,以资观瞻。清代昭忠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修的。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后不久,即供奉祭祀阵亡旗籍重臣。顺治年间,清廷就在京师东交民巷台基厂修建祠寺,用以祭祀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首的开国功臣。雍正二年(1724年),京师正式修建昭忠祠。至嘉庆、同治两朝,东北地区相继掀起了修建昭忠祠的浪潮。昭忠祠创修与春秋两季致祭所需银两是由专款拨发,祭祀活动由地方官主持,忠烈后裔参加。入祀人群早期以旗籍官兵为主,晚期则旗籍与民籍并存。清代东北昭忠祠的功效主要有三:修建使治所祭典完备,司土之官受益;春秋致祭活动有助于告慰亡灵,激励后继;入祀者的遴选为地方士绅参政提供了机遇。昭忠祠的修建与致祭中,出现了地方政府虚与委蛇、大批阵亡将士未能及时入祀、入祀者事迹失考、发展中失去了儒释道宗教势力之怙恃等弊政。     

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围绕满汉关系视角

本文首先讨论汉军旗人在清代满汉关系中的地位,进而通过对"三藩"特别是尚可喜与汉军旗的关系及其家族的编旗经过揭示了以下问题:一,尚可喜不是旗人,文献中的记载和研究者认为尚可喜是汉军旗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尚可喜一族入旗是尚可喜死后的康熙二十二年以后的事情。先入正黄旗,雍正初调整到镶蓝旗,故史料中关于其旗籍记载不一致。二,尚可喜生前没有入旗,是因为尚氏当时封王,远高于普通旗人,故可以兼统八旗兵和绿营兵。三,从尚可喜子女的通婚情况看,主要是通过联姻地方实力派而非旗人来巩固自己的藩王权力。     

试论满族的发展变化(下)

二、政治待遇 在满族共同体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其发展的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吸附了大量的汉族人口。这一众多的汉族人口在八旗这棵大树之下过着与其他汉族人口不同的生活。除上述经济生活的不相同外,其政治待遇方面亦不相同。政治待遇主要表现在法律方面,信手拈来几例以证之。 “旗、民窝留逃人,照知情藏匿罪人例治罪,知情不首者,民人,邻佑等杖八十,旗人、领催等鞭八十。”     

读雷炳炎《清代社会八旗贵族世家势力研究》

正清朝是以满洲为主体统治的王朝,其统治的根本是八旗制度。对此,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孟森、萧一山、郑天挺、王钟翰等先生发轫于前,杜家骥、定宜庄、赖惠敏、刘小萌等先生承绪于后,推动了八旗研究的扩展和深入。但因研究领域不同,目前学界对于八旗重要政治群体——八旗异姓贵族世家的探讨仍显得较为零散,系统性不强。有清一代究竟有哪些八旗贵族世家?经历了怎样的形成过程?他们的族属、旗籍、分布、源流有何特点?与普通旗人相比,有哪些特权?在赏罚、选官、任官等方面有哪些不     

清初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的编设及所属人等身份构成

包衣，源自女真部落时期贵族家内供役使之家人与奴仆。后金建立及八旗编设，使得包衣组织得以形成并分编包衣牛录及浑托和管理。入关之时，留驻盛京之包衣佐领内因存在正身旗人所属家人及奴仆，使得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于包衣参领外单独编设而盛京之浑托和下人等仍由京旗所属。包衣三佐领所属人等身份，以被俘旧汉人及关内移民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