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符望阁内檐装修金属构件材质与制作工艺的科学分析

为探究乾隆时期清宫内檐装修用掐丝珐琅与铜鎏金构件制造的传统工艺及其科学性,本研究采用金相显微观察、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等方法,对故宫符望阁建筑内檐装修用掐丝珐琅和铜鎏金构件的金属部分进行了分析.实验结果显示,掐丝珐琅构件的金属部分使用纯铜材料焊接而成,所用焊料为不同配比的Cu-Zn-Sn合金,而铜鎏金构件使用黄铜材料铸造而成,并在表面錾刻出纹饰,这两类构件金属部分表面都曾进行过传统鎏金处理.依据以上分析总结出的这两类构件的制造方法与流程,与文献或相关研究记录的清代传统技术相符,还可为进一步的保护工作提供一手的资料与重要的依据.     

续谈康熙朝御制画珐琅器

珐琅又称“佛琅”、“拂琅”、“发蓝”,是以石英、瓷上、长石、硼砂、纯碱及少量的金属矿物为原料,经过熔炼、冷却、研磨,制成的粉状物。珐琅亦称“药”,将其粉涂饰于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溶融、冷却、打磨或镀金,便成为珐琅器。所以珐琅工艺是金属和珐琅的复合工艺,其制品兼备金属的坚固耐久与玻璃的光滑多彩两种特色,即实用又美观。     

灿烂夺目绚丽多姿——浅谈掐丝珐琅工艺

掐丝珐琅,是一种复杂的、独特的金属工艺,一般在金,铜胎上以金丝或铜丝掐出图案,填上各种颜色的珐琅之后经焙烧、研磨、镀金等多道工序而成。掐丝珐琅有着五彩班斓、华丽夺目的魅力,由于其在明代景仄年间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又一般多外饰蓝色釉料,故习称景仄蓝,当然它也有饰红、浅绿、深渌、白、葡萄紫、翠蓝等色。     

雍正瓷胎珐琅彩牡丹纹碗

翰海今年秋拍推出一件“雍正御制”款瓷胎紫地珐琅彩牡丹纹碗,其典雅的风姿和超凡的贵族气质,对于陶瓷爱好者和收藏者来说,观之犹如一位传说中的美丽公主,定会过目不忘。瓷胎珐琅彩的正确称谓应该是瓷胎画珐琅。因为以珐琅彩入画的有铜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和料胎画珐琅之分。珐琅是一种较软的玻璃料,若在里面加上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用油调和便成为珐琅彩。瓷胎画珐琅器始于清代康熙末年,全盛于雍正朝,乾隆中晚期以后逐渐式微,以至消失。清宫瓷胎珐琅器应该是以宫廷生产为主,由江西景德镇官窑提供优质瓷胎,所用彩料由西洋进口或宫…     

清代画珐琅金红彩的区分与研究

画珐琅是一种在清代自外国传入的工艺,研究画珐琅彩料的发展对于了解画珐琅工艺的发展以及后期受其影响的粉彩工艺的技术革新有着重要的意义。画珐琅彩料中金红是最初由西方传入的彩料,这种以金子为原材料制作出的艳丽粉色在中国釉上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意义。但由于常规无损分析手段难以对金红彩的成分和工艺进行有效的分析,因此对于金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分析。针对故宫博物院藏宫廷画珐琅文物,利用配备低真空模块的电子显微镜,直接观测金红釉彩中呈色的金纳米粒子的形貌和分布,配合电子显微镜中能谱分析,验证了之前文献研究考证中的国外“卡修斯紫”配方的金红以及本土配方“掺铜金红”的存在:典型卡修斯紫配方金红彩的基底釉为铅-钾-钠玻璃,金含量4.4%,且含有11.7%的锡元素；本土掺铜金红的基底釉为铅-钾玻璃,金含量12.5%,铜含量0.2%。同时发现了一种中国本土画珐琅普遍使用但此前未被注意到的金红配方,该配方为铅-钾釉,采用砷元素作为还原剂制备金红,与采用锡元素的卡修斯紫配方的金红不同,砷含量0.2%,金含量3.9%~8.4%。     

青铜器锈蚀结构组成及形态的比较研究

采用X射线衍射(XRD)、扫描电镜(SEM)、X射线电子能谱(EDS)和金相显微镜(OM)等方法,分析比较了染有“粉状锈”与未染“粉状锈”的典型青铜残片的锈蚀产物的矿物组成、腐蚀层分层结构及金相组织。结果发现,未染有“粉状锈”的青铜样品腐蚀层一般分为二层,外层是二价铜化合物,合金组织中未见α (α δ)组织,锈蚀产物中不含碱式氯化铜;而染有“粉状锈”的青铜样品都含有碱式氯化铜,其断面腐蚀层分三至四层,且每层锈体的结构和元素组成各不相同,在靠近合金基体层的锈层中发现了大量的CuCl存在。结果表明,青铜文物表面锈蚀覆盖层的致密性、空气中的湿度及锈层中CuCl层状分布的存在,是青铜器表面“粉状锈”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清宫档案看瓷胎画珐琅与瓷胎洋彩

本文回溯清三代御窑瓷胎画珐琅与瓷胎洋彩烧造历史,并通过对清宫档案的爬梳,补充乾隆中期以后至清末的珐琅瓷器烧造情况,以展现17世纪至19世纪北京、景德镇和广东等地对于西方画珐琅技术的模仿、融合直至中国化的艰辛历程。本文亦从款识等方面着手,试图厘清代瓷胎画珐琅与瓷胎洋彩、粉彩、广彩之间的区别,提出四者名称概念不宜混用,应将粉彩概念限定在景德镇民窑范畴。     

清代画珐琅工艺

(一) 珐琅是覆盖于金属制品表面的一种玻璃质材料。它最早出现于东罗马帝国的佛秣地区,故人们将此地的音译称呼这一工艺。珐琅器干12世纪由阿拉伯地区直接或间接传入我国,珐琅工艺技法则在元代后期传入我国。按我国的传统,附着在陶或瓷胎上的玻璃质称为釉,而用于瓦片建材上者称为琉璃,涂饰在金属器物外表的则称为珐琅釉。玻璃、瓷釉、琉璃和珐琅釉原料大同小异,主要的成份都是硅酸盐类。惟后三者需与不同材质的胎体结合,因此在制作技术上要兼顾釉与胎两者的理化性质。     

故宫藻井轩辕镜及配件的材料与工艺分析研究

紫禁城多个建筑的盘龙藻井中均悬有轩辕镜,但对轩辕镜的分析研究却很少。本研究采用多种仪器方法,对故宫万春亭藻井轩辕镜和画珐琅葫芦等配件进行了分析。万春亭轩辕镜的分析结果表明,轩辕镜玻璃基体为钾-铅玻璃,镀层采用了锡汞齐技术,生产时间晚于17世纪末;画珐琅葫芦配件的分析结果表明,画珐琅白色底釉组成与"玻璃白"原料相近,不同颜色珐琅釉基体均为钾-铅玻璃,黄色釉中铅锡黄同时发挥着色与乳浊的作用,蓝色釉为砷酸铅乳浊,胭脂红色为金红发色,棕色勾线呈色物质为赤铁矿。画珐琅釉料大部分经过预熔处理,绘制时按照白色底釉、棕色线条、其他色釉的顺序施加,最后烧制而成。     

试论康熙瓷（下）

六.粉彩为什么在清代宫廷档案中没有＂粉彩＂一词？其实很简单,清朝人并没有将粉彩瓷作为单一品种从洋彩画珐琅中提炼出来。在他们看来,它只是画珐琅中的一员,就像铜胎画珐琅器至今也没有人叫它铜胎粉彩器一样。纵观清代釉上彩瓷器的演变历史,粉彩应当是画珐琅的衍生品,属画珐琅瓷器的一种。     

湖北柳树沟墓群M24出土汉代薄胎铜镜的保护修复

借助超景深视频显微镜、扫描电镜、拉曼光谱仪等现代检测分析仪器对湖北柳树沟墓群出土的一件汉代薄胎残损铜镜进行了检测分析。分析包括基体的微观腐蚀形貌、合金成分、金相组织及表面锈蚀物的物相和元素组成,从而确定了此面铜镜的腐蚀程度、材质、组织结构及表面锈蚀物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表面清洁、点焊粘接、补全、随色及缓蚀封护等保护修复措施恢复了铜镜的器型,展现了文物原貌。     

淅川春秋楚墓铜禁失蜡铸造法的工艺探讨

详细考察和分析出土铜禁时发现,铜禁体、附兽的头花和尾花、足兽的头花等均为失蜡法铸造,禁体共分25块,逐块制作。各块的透空立体花纹,是由框梗、拱梗、直梗、花梗、撑梗、连纹梗组成,各块蜡模制作后熔接成完整禁体。各蜡模制成后、浇灌范料成为模壳,烘培模壳,蜡料熔失,乘热浇注铜液。附兽身和舌、足兽身和舌是范铸。头花、尾花与兽的组合,兽与禁体的组合,全采用钎焊法。     

《清史稿·循吏传》地名勘误

《清史稿》是研究清代人物的重要史料。但在传统正史系列中,《清史稿》质量欠佳,舛误较多,亦为学界共识,其《循吏传》亦未能幸免。然而《清史稿》毕竟是一部有着较大影响的史书,其中的讹误可能会产生不小的危害,故订正其舛误很有必要。本文综合利用文集、方志、档案等各类史料,考订出《清史稿.循吏传》地名记载方面的六则错误。     

山西大同关帝庙窖藏贴金彩绘铜造像表面装饰层的调查研究

为了解山西大同出土的五件明清时期铜造像的表面病害、装饰材料和工艺,对出土造像进行了调查,并运用显微照相技术、扫描电镜能谱、傅里叶红外等科学手段对装饰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造像表面均经过数次装饰,贴金采用了金胶黏贴工艺。蓝色的石青多用于头部,但在服饰上也有发现。红色的朱砂多出现在金层下部。铅丹与铅白混和使用,多出现在手部、面部及服饰上。有两件造像表面还发现了绿铜矿的使用。分析数据可为进一步的修复提供参考。     

望京楼遗址出土青铜器研究

望京楼遗址是夏商时期重要邑聚,为了解该遗址铜器制作工艺水平,通过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2010~2012年新郑望京楼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样品进行组织与成分分析和探讨。该批铜器未见青铜容器,仅有小件工具和兵器。但仍可初步反映出望京楼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材质多样化和加工方式非单一性;对望京楼铜器分析反映出该区域使用锻打应该有了一定积累并在此基础上能依据材质和器物薄厚、尺寸选择工艺,对锻打技术认知度较高。望京楼铜器具有的原始性,应属于铜合金使用的早期阶段。研究表明,商代对于器物成分与性能关系的认识程度比之前得到提高。器物是本地制作还是外来还需要更多材料证明。     

Analysis of Heavy Metals in Smoke Deposits in the Limewash of the Royal Artillery Factory of Seville (17th Century): Contributions to the Location of the Furnaces

The Royal Artillery Factory of Seville in Spain originated from pre‐existing private bronze foundries dating from the 16th centur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stratigraphy of wall cladding in the areas traditionally known as the ‘Old Foundry’ and the ‘New Foundry’, through its characterization by optical microscop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with energy‐dispersive X‐ray spectrometry (SEM‐EDX), micro‐X‐ray fluorescence (μ‐XRF) and micro‐X‐ray diffraction (μ‐XRD), in order to analyse the metal deposits that have accumulated since the 17th century. The data obtained allowed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available histor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original bronze smelting furnaces. The analysis of patinas deposited on the overlapping layers of lime also confirmed that neither the raw materials no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lloys used presented any substantial changes.     

明清铜镜的时代特征

明清铜镜在继承宋金民间铸镜传统的同时,其纹饰及铭文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普通人士的心态,融入了市井文化内容,形成独特的时代风格。乾隆时期,清宫内府铸制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宫廷用铜镜,其工艺精湛,纹饰别具一格,是铜镜艺术的一枝奇葩。本文通过对明清铜镜造型、纹饰、款识与铭文、特殊工艺镜、仿古镜以及清宫内府造镜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勾划出其时代特征,并对形成这一特征的社会根源作进一步的探讨。     

郑公大墓出土蟠螭纹铜鼎再保护修复前期研究

深圳博物馆藏郑公大墓出土蟠螭纹铜鼎入馆前已进行过保护修复处理，但保护修复记录资料缺失。现因年代久远，原保护修复材料老化和保存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又出现左右两足从原焊接处断裂、脱落，以及多处裂隙等病害，亟待再次保护修复处理，以恢复器物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并提升展示效果。本工作利用X射线探伤、X射线荧光光谱、红外光谱和X射线衍射等分析方法，对该铜鼎的材质组成、制作工艺、早期修复材料、处理方法，以及病害情况等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该铜鼎本体材质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器身遍布补配、焊接修复和随色作旧痕迹，且分布有多条裂隙。补配材料为黄铜片(口沿局部白色补配材料为混杂有钾明矾的石膏，且已酥粉);焊接材料为铅锡料；未发现氯元素。研究结果对进一步认知该文物的价值、科学评估其保存现状和病害程度，以及对其实施科学有效的再保护修复提供了参考。     

宋明清仿制三代青铜礼器原因考

宋明清三朝各有不同规模的仿制三代青铜礼器之举,器物质地有铜、瓷、木、竹、漆等.表面上这种仿制活动只是不同时期决策者的个人爱好,深入研究则可以发现其目的是要借此复建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并规范社会行为,是对三代青铜文明的渴求与复兴.     

广富林遗址出土周代青铜器合金成分与金相分析

为了了解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出土周代铜器合金配比和加工工艺特点,对18件该地区出土周代铜器进行检测分析。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和金相显微镜分析青铜样品的成分组成及金相显微组织并发现:样品中铅锡青铜器占绝大多数,器物含铅量普遍较高,且大多含少量砷;器物基本都是铸造成形,仅有少量实用工具、农具刃口进行过热锻等加工处理,以提高使用性能。结果反映了当时工匠对铸造合金配比和加工工艺的认知和技术水平,也体现了吴越地区独特的青铜技术体系与文化,能够为南方史前及先秦文化的发展脉络提供更多可供探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