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杜勒斯对苏战略的早期思想背景（1919—1952）

杜勒斯的对苏战略构想和政策主张与其早期经历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杜勒斯对苏战略观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他早年形成的“和平变革”论,其思想根源包括在冷战初期即已基本定型的苏联观,即他对苏联“挑战”的性质、对外目标与手段、战略上的优势和弱点等问题的基本判断。联系这个思想背景,可以从杜勒斯令人目眩的多种表象背后,看到一条清晰而又前后连贯的政策思路。可以说,杜勒斯的对苏战略构想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以贯之的,其逻辑顺序可以概括为“共处—竞争—高压—变革”。     

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

1933年,盛世才走上新疆统治者的位置,开始全面实行亲苏联共政策。1935年4月,盛世才正式颁布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编写了《六大政策教程》一书,进行公开宣传。鉴于苏联和盛世才的密切关系和“六大政策”显示出来的进步倾向,中共中央亦开始重视对新疆的工作。1937年10月,通过苏联联系和我党努力,盛世才同意八路军在新疆设立办事处,这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正式建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中苏复交后关于订定中苏商约的史料一组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复交后,中苏贸易关系亟待确定政策,中苏双方随即展开关于缔结商约的新一轮谈判。其间,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实业部、外交部暨驻苏大使馆等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士分别就对苏贸易原则与办法、商约草案的审查、侨民汇款之条款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讨论或接洽。     

论近代新疆对苏(俄)政策的基本方针

本对1911-1949年间的新疆与苏(俄)关系做了较全面的概述,认为近代新疆历任主政都十分重视和苏(俄)的关系,采取了请中央政府派员处理交涉事务、在中亚设置领事馆维护权益、积极发展经贸往来等政策,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上,保持和发展对苏(俄)友好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二）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政治历史问题的定性处理。虽然处理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审干时中央发布过政策规定,对受审查的干部都据此作了结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批判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招降纳叛”,许多地方掀起了“抓叛徒”活动。这些干部的问题又被翻出来进行审查,也有些被查出了新的问题。     

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

1933年4月12日新疆爆发了武装改变,翻推了金树仁的封建统治。1934年盛世才在苏共的协助下,建立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由最初的三大政策发展为“反帝、亲苏、和平、建设、民主、清廉”的六大政策。在“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治为内     

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

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蹉跎,既有国民政府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等主观原因,也有当时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尤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等客观原因,同日本的破坏则并无多大关系。在对苏复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苏”严加区别,而最终促使它决定无条件复交的根本原因,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就整体而言,如同对苏联当局的举措不应全盘肯定一样,对中国当局所作的应对也不可一概否定;在批判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的顽固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它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所具有的积极性。     

抗战时国民政府与前苏联关系中的三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苏关系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和反复的过程。在抗战时期,前苏联和旧中国的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苏联出于其对外战略的需要,从1937年到1945年,对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转弯”的政策。三件大事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变化。第一个事件,抗战初期苏联积极军事援助中国抗日。经过多年的反复与曲折以后,冷而未断的中苏两国关系,到抗战前夕,出现了转机。在面临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南京政府为了寻求外援,决定调整对苏政策,准备实行“联苏御日”方针。苏联也意识到日本在亚洲的扩张野心,担心日本在侵华后北攻苏联,或者中国一旦…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苏俄关系问题进行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     

沪苏两地“废两改元”档案资料选1932—1934年

实行“废两改元”政策是国民党政府为了改变国内市场“两元”并用混乱局面而进行的一项重要金融改革。1932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主持讨论与布置“废两改元”工作,引起上海各业,尤其是金融业的特别关注。次年3月起,“废两改元”正式在上海实行,而后苏州等地亦相继实行。这一政策实施后,国内币制得以统一,中央政府掌握了国内货币铸造发行权,对促进当时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为四大家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本组史料选自我馆所藏吴县商会档案,反映了“废两改元”政策在沪、苏两地实施情况,现予公布供研究参考。     

刘少奇部署控制东北战略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日,苏联百万红军从海陆两方面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迅速击溃了日本的关东军。日本政府被迫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并于8月14日正式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全民族抗战便在举国欢庆中胜利地结束了。     

试论盖莱克“高速发展战略”的失败及其教训

试论盖莱克“高速发展战略”的失败及其教训刘邦义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０年为盖莱克在波兰当政的１０年。对盖莱克本人及其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得失,在波兰政界和学术界的书刊文章中有褒有贬,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本文不准备对盖莱克的历史功过作全面评价,仅就其...     

从武装入侵到同苏建交—1917～1925年的日本对苏政策

从武装入侵到同苏建交—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年的日本对苏政策西北大学李凡日苏两国关系,是以日本武装入侵苏俄远东领土拉开序幕的。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却没有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而被迫撤出干涉军,同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日本对苏政策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如此转变,曾...     

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对苏政策的调整及其与反共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由失败走上胜利的历史转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对内对外政策上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不仅表现在变反苏反共为联苏合共上,更表现在联苏限共上。本文试就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苏政策的调整及其与反共关系作一粗略的分析。     

论建国之初的国际战略选择

论建国之初的国际战略选择肖冬连所谓国际战略,也称国家对外战略,它是一个国家实现对外目标的全局性谋划,是驾驭国际关系格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变化的一门艺术。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方针。“联苏抗美”“一...     

日军侵华的鸦片战略

鸦片战略以毒制华“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行为的简称。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订这个政策时一箭双雕,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以毒制华”构想。推行是由当时的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     

特务机关驻哈尔滨的日本侵华时期

日军侵华期间,日本在中国设立了众多的特务机关,到处搜集情报,并进行政治、谋略活动.其中,臭名昭著的哈尔滨特务机关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北进政策”,疯狂反苏、侵华的重要工具之一.     

1953年东德事件与美国对苏东"演变"战略的起源

研究冷战高潮时期苏东地区的重大政治事件与美国针对苏东内部事态的政策演进历程,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演变”战略的起源与性质。本所利用的档案材料表明,1953年的东德事件对美国决策层初步反省原先过于露骨的旨在激发或助长苏东内部社会紧张乃至“造反”行动的“激变”战略,开始酝酿“演变”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演变”战略的特征在美国对东德事件的反应中已初露端倪。这一政策转变的原因,除了原有政策在实践中的弊端和斯大林之后苏东形势的变化,也与美国决策的战略指导思想有关。